熊春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导读]近期，乡村教育问题再度引发公众关注。近二十年中国最显著的乡村教育现象，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所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相对于费孝通提出的“文字下乡”，本文以“文字上移”来概括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势，指出“文字上移”或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的，根本上则是因为农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进而提示了乡村教育的这一趋向可能导致的社会学后果。
在当代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关涉到中国的大多数人——农民及其子女的命运，关涉到这一群体社会生存和流动的基本途径乃至其人性人格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教育是观察中国社会深层权力结构及其变迁机制的极好载体。
借用布迪厄的话来说，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章,而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更不用说它对于权力哲学的社会学意义了。教育社会学远不是那种运用型的末流科学,它不像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门有益于教学的科学。事实上,教育社会学构成了关于权利和合法性问题的普通人类学的基础：因为它能够引导人们探索负责对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进行再生产的“机制”的本原。
当前中国最显著的乡村教育现象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国家发动的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所导致的大量村庄学校的急剧消失。
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下,中国农村小学校数量从1997年的51万余所减少到2006年的29万多所;教学点从1997年的18万余个减少到2006年的8万多个;农村小学在校生数从1997年的9560万余人减少到2006年的6676万多人;减幅分别为42.48%、53.15%、30.17%。把教学点算上,中国农村这10年间平均每年减少3.2万所学校;每天约有87所学校消失。如果把时间放长看,会发现2006年全国的小学校数量已经降到建国初的水平。据我们的调查,这种趋势在最近几年仍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着。
与这些减幅并行的还有乡镇中心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普遍建设、留守儿童就学县城聚集现象、城市流动儿童的大量增加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设立。不到10年的时间,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校在?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原则指导下,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对这样一种现象应该给予怎样的解释才能让我们理解其社会文化意义?
本文尝试把这一现象概括为中国乡村教育正呈现出一个"文字上移"的新趋势。"文字上移"是与"文字下乡"相对的一个概念,而"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民国期间教育现代化趋势的一种概括。
在费孝通看来,就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而言,“文字下乡”是很现代的事情,因为乡土社会没有文字的需要,文字原本是不必下乡的。只是到了很晚近的阶段,才在一批乡村社会工中间发生了普及农村教育或“文字下乡”的理念和事业。历经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这一事业逐渐深入和扩大,文字终于扎根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显然,这个“文字下乡”的过程是经由农村学校,尤其是小学校,来完成的。
可是,当这个过程走到极致的时候,却出现了我们所描述的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这样一种“学在官府-文字下乡-文字上移”近乎完整的辩证法过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观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案例。本文的主要意图是希望从当前中国最显著的乡村教育事实出发,通过历史脉络的追溯,揭示当前乡村教育事实的社会文化意涵,阐述国家行为建基于其上的社会机制,并提示其可能的社会学后果。
乡村教育的历史兴起：从“学在官府”到“文字下乡”
虽然现代教育必然地建立在文字学习的基础之上,但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联却天然地未必通过文字。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形象地阐明了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面对面的社群。在费先生看来,这种状况有理论上的依据,即生活是第一位的,文字不过是应付生活的手段,如果生活中没有文字的需要,自然更没有文字教育的需要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曾经历了漫长的无文字时代,那个时代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是“无中介的”,即直接通过生产生活,顶多通过口耳相传来传递人类生活的经验。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我们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
不过,因人类社会生活的逐渐复杂化,文字亦变得日益复杂,以至于需要经过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文字因此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而成为有闲阶级的专利品。这个过程很长,当然其间也有变化。
大体上说,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经历了一个“为官者世世为官,为民者世世为民”的世袭社会阶段,当时教育的基本特点是“学在官府”,即所谓“惟官有学,而民无学”。在社会的上层,“学而优则仕”是对王公贵族子弟的基本要求,仕和学是不分的,甚至仕的本义就是学,这既是当时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
因此,在中国的世袭社会时期,文字教育基本上为畴人以上的阶层所垄断,章炳麟曾概括为“古者世禄,子就父学,为畴官……宦于大夫,谓之宦于事师。言仕者又与学同。明不仕则无所受书”。因此,费孝通才说,“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也经历了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变局可以概括为世袭社会的解体。其在教育上的最大后果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孔子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复三代之盛为己任”,大办私学,有教无类,主张以“学”(而非身份)作为仕的标准。
因此,段玉裁才说“以仕学分出处,起于此时矣”。到孔子之时,仕学开始分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它表明“学”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这就为平民接受文字教育提供了机会。孔子之时,有关乡里学校和教学的传说还是不少的,如《尚书大传》(卷五,《略说》)中说:“大夫、士七十而致士,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锄已藏,祈乐已入,岁时已毕,余子皆入学。”
这些典籍所记载的事例都可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存在文化下移,甚至“文字下乡(因为里是乡之下的一个单位)”的迹象。其中尤以孔子所开创之私学根深叶茂,为尔后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士绅贤达所继承发扬,成就了源远流长的中国私塾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中,诸子百家大都秉承“有教无类”的原则,深入乡里广收门徒,宣传并践履自己的思想主张。
中国的私塾传统对于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区的推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在明代以前,或者广义地说,在宋儒的教化政治出现以前,只是一种“文化贵族主义”的表现,真正接受文字教育的对象具有严格的阶级限定。因此,尽管私塾传统源远流长,但还称不上是乡村办学。
有学者提出，真正的乡村办学是在宋儒提出他们的理论以后,或者更严格地说,到了朱元璋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以华夏民族为核心的国家以后,才出现的。明代洪武年间开始提倡在乡村开办“社学”,企图把庶民改造成为有教养的民众。不过,揆诸史实很容易发现,“社学”之设实际上始于元代,而非明朝。
不过,元明以降的“社学”之设与现代意义的村落中开办初等学校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一,从数量上说,全国2万余所社学的规模连乡镇一级都不能普及,更不用说普及到村落;其二,更重要的,从性质上讲,“社学”的文化精神与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制度的学校有着十分鲜明的差异。社学是为地方“无过犯子弟”设立的传播政治、伦理经典和教劝农桑的场所,其目的在于通过“导民善俗”来配合朝廷重建中华帝国的政治、伦理秩序。严格说来,元明清三朝在乡里设置的社学只是一种“化民成俗”的社会教育,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
如果说文字教育在传统社会只是某些阶层的专利品,是属于“庙堂性”的,且以维护政治-伦理秩序为宗旨,那么,现代以降,学校教育则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以培养每一位公民基本知识能力为鹄的,试图成为社会整体的一个内生性因素,在“维模”层面给社会系统提供进步性提升的动能。
这一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100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了“乡民毁校”、“新学不胜私塾”、“教育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种种艰辛或反复,但现代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是不变的。
乡村教育的新趋向：“文字上移”
作为现代化内容之一的“文字下乡”进程,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体现出新的趋向。
作为这种趋向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中小学开始了新一轮的大规模布局调整。如果说百来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那么这一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趋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我们应该注意其反映出来的一些特点。
1. 学校数量的减幅比在校生数量的减幅大
1997-2006年,农村小学在校生数量的减幅为30.17%,而学校数量的减幅达到45.33%,之间相差15-16个百分点;这一差额表明通常认为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人口减少不能完全解释发生在当前中国农村的教育事实。此外,学校平均规模的增幅没有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减幅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通常所认为的“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原因也不足以解释当前中国农村的教育事实。
中国乡村学校在校生数量大幅减少
2. 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减少的趋势并不同步
建国以来中国普通小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在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两个维度上并不都是同步的:中国小学校的数量实际上从1965年开始就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在校生数却几度变化。1985- 1997年, 在校生规模呈上升趋势,而学校数量呈稳步下降趋势，即便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学校数量也并不见增,反而减少,其原因主要在学校教育质量和平均办学规模的大幅提升,这是《义务教育法》的一大贡献;1997-2007年,这一阶段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变化规律表现同步,学校减幅远比在校生减幅大。
上述长时段变化趋势再一次表明,人口因素只能解释初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在校生数量的变化,而不能解释学校数量的变化,因此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变化趋势。
3. 城乡关系是解释近些年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比较1997-2006年间农村教育和城镇教育的发展变化,可以发现,城镇小学校数量减少的幅度一点都不逊色于农村,而且比农村的减幅还要大。与此同时,城镇在校生数量在1997-2006年间只略有降低,并不像农村那样一味地往下减少。城镇学校数量的大幅减少以这些学校规模的大幅增加作为补充,而农村学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的同步大幅减少,使其不能以学校规模的微弱增加得到有效的补充。
这些对照表明,城乡关系是解释近些年来中国乡村教育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随着民工潮而产生的大量流动儿童、民工子弟校以及留守儿童聚集就学县镇的现象,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农村教育急速萧条的步伐。
4. “文字上移” : 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
尽管我国农村学校的数量自1965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但到1997年还大抵上保持了“村村有小学”的状况。在人口因素、城市化、集中办学、规模效益以及政策驱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近些年来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到2006、2007年就差不多两个村庄才有一所学校了。如果加上村庄数量本身也在变化的因素,可以推导出农村学校数量变化的幅度就更大了。
李培林曾鉴于大量村落的急剧消失而试以“村落的终结”来形容20世纪末以来中国农村的巨变;以此类推,用“村落学校的终结”来概括当前农村教育的发展趋势就更不为过了。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务院和教育部都将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列为重点工作,农村撤点并校速度进一步加快。部分地区,尤其是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集中力量改善或创办了一批乡镇中心学校,不少地方甚至达到了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办学格局。
总的来讲,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所表现出的新进程不同于百来年来以“文字下乡”为特征的教育现代化过程,而是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的新趋向,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
乡村教育“终结”的社会根源及可能后果
在人类社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几乎是无中介的,教育即生活本身,教育建基于人的生活世界。这是一种具体化的、本原性的教育形态,它的势力范围可能只波及一个熟人社会,不够普及、不够系统、不够抽象,但它对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而言,却是完整的、有效的。
那个时候,如果有教育的话,也只有乡土的教育,那是没有文字的教育。文字与教育发生关联,开始是上层阶级借以垄断自身权位的手段。文字仍然是不下乡的。文字作为教育的中介并与普通人发生联系,始于现代化的理念及事业,因此,才有后来费孝通所概括的“文字下乡”的进程。在中国,这一进程是从清末新学的创设开始的。历经百年来的不断扩张,现代性事业借由学校(尤其是小学)这一制度形式将其触角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文字和学校一度成为村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可是,就在“文字下乡”的进程近乎完成的当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乡村教育出现了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中国改变了“村村有小学”的面貌,正在由2村/校向3村/校的目标进发,每天都有大量的村落学校在消失,这一进程的速度比"村落终结"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一个乡镇一所中心校”的格局,大有重新回到“文字不下乡”的趋势。这些现象构成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显著的教育事实。
乡村教育问题不能单从人口或教育资源角度解释
关于这一教育事实,就其原因而言,本文认为,不能像时下国家政策文本及教育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那样,单单从人口因素或者“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大量数据分析表明,人口因素、规模效益两大因素都不足以解释这一教育事实。“文字上移”、村落学校加速终结是在人口因素、城市关系、规模效益以及政策驱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发生的。
而其根本原因,应该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程中去探寻。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关于这一事实可能的后果, 很多的研究已经指出了不少, 本文愿意特别地提到:
(1)农村学校的乡镇集中,并以寄宿制为主导形式,使得农村的学龄期儿童不仅从时间上、也从空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直接进入到抽象系统的封闭式规训中来,这可能导致他们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的先天不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性发展方面,将遇到可以预知的困难。这是因为他们从头开始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而生活世界和初级群体对于人的认知和人格成长的重要性,乃是社会学的一般常识。
(2)百年来教育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村落学校在短时间内突然急剧消失,对于村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这就相当于将已经长成在身体里面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对于身体的运行必然是很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认定功能主义对于结构和文化的强调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代表乡村社会一部分的村落学校的消失,必然导致或加速乡村社会的解组。而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乡村社会的文化真空,是仍然滞留在乡村的人口必须面对的。
(3)“文字上移”的趋向表明乡村教育坚决地摒弃乡村经验,一味地向城市化、抽象化、普遍化进发,中国社会因此越发走向一种单面社会,这种社会因为缺乏多面向而将变得很脆弱。如近期因金融风暴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但他们却可能因为早年的土地流转而面临无土可耕的境地;甚或因为年轻一代农民工根本就没有耕作经验和技能,从而导致面临生活无着落的风险。诸如此类的现象不断呈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了近10余年来正在发生的中国乡村教育事实所埋下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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