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份外卖，从下单-接单-送单-吃饭-扔走盒子，其实经历了网络社会的所有生产关系。当我们一方面告别自己下厨，一方面不得不享受外卖时，有没有意识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个逃离不了的泥淖呢?
一份份外卖，在今年的舆论场上卷起了不少话题。有的人看见了鲜香油亮的美味，有的人看见了数百万吨垃圾倾倒入海洋，被紫外线和波浪打碎为塑料微粒，进入各种海洋生物体内，再回到外卖餐盒中成为人的食物。还有人说，无论再怎么批评，我们已经离不开外卖了……
但除了这些讨论之外，关于外卖和吃饭，还有什么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不烧饭了？
在家中吃饭，其实有诸多好处：卫生、健康、省钱。可是为什么今天大家不再在家吃“不花钱”的饭，而上亿人成为了外卖用户呢?
这是因为科技进步，汽车和高铁的普及，让人可以来到不断膨大的城市工作，住在离公司十几公里的睡城——只要每天愿意多花两三小时在上下班路上，多年下来就可以省下几十万房价，或者数千元房租。随之改变的是一天三餐的形态：早餐是在摇晃的公车上囫囵吃下去的一餐，或是可以不吃的一餐;而来回十几公里回家吃午饭更不可能。
虽然外卖比自己做饭要贵，但是自己做饭对现代人来说，越来越像是一种“闲得慌”的闲暇与奢侈。“别老是吃外卖。”电话那头的父母亲给出了和网上的帖子一样的忠告。然而这又谈何容易。郑重其事地吃东西，是一件和时间空间密不可分的事情。为了好好吃一顿饭，我们需要安全卫生、设备齐全的厨房和清洁的餐具，还要有人、有时间、地方做饭，更要有空间吃饭。正因为昂贵的城市里既没有地方安放厨房、饭厅，或者就算有也没时间用，所以解决吃饭问题的最合适方式，莫过于在外卖间翻腾。在这个时代，“一间自己的厨房”和“一段烹饪的时光”，变成了格外令人垂涎的梦想。
把做饭的时间用来工作，可以多跑几单业务、多拉几个客户，或者至少早点写完文案。毕竟人们吃下肚子的饭其实不是饭，而是为了更多业绩而补充的能量。至于晚饭——工作了一整天、在晚高峰的拥堵中塞到天黑才回到家后，谁能提起精神做一顿饭?更不要说追求什么别的兴趣了。尽管下班后几个小时是“自由支配”的时间，但下班后的“轻松”，正在于累了一整天之后将一切思考抛诸脑后，把注意力托管给娱乐，而将胃口托管给外卖。正如一份外卖行业的商业报告所描述的：“忙的时候是没时间买菜做饭，可闲的时候他连觅食都懒得下楼。”这样一种新物种的产生，是巨大的商机。
不仅如此，随着外卖兴起，公司的午餐休息时间可以进一步缩短，“午餐会”名正言顺，一到忙的时候，不仅午餐盯着电脑屏幕完成，还可以点早餐、晚餐、下午茶和夜宵来边吃边工作，深夜外卖也再不奇怪。过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兵马和粮草则无时不刻地一起运行，谁也不能浪费时间，除了拿外卖的那两分钟，谁也不必离开工作岗位。外卖正是大型资本增殖机器上附属的能量输送系统。买菜、做菜作为一些人的生活乐趣消失了，而作为另一群人(厨师、外卖员)的枯燥劳动出现了。外卖节约了我们烧饭的时间，而这些时间，并没有变成我们的闲暇。
当吃饭作为一种生产关系
夏天的城市热岛效应明显，冬天则是在户外寒风凛冽，大楼内则是空调宜人。而我们的快递员、外卖员、保安和建筑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空调之外的户外穿梭着。
在夏天，一些人乘坐有冷气的地铁或汽车上班，坐在覆盖着冷气的办公室里，偶尔走到冷气的边缘取一下外卖，下班后再回到凉爽的家。而外卖员骑着电动车在炎热的户外带上一整天，每次接单后五分钟，配送超时的定时炸弹就滴滴答答地响起。
在冬天，外卖员们在冷风里焦心地等待排起长队的写字楼电梯，最后走到暖气的边境线上“轻声敲门”，获准为暖气室中的人们提供一份还冒着热气的食物。运气不好的时候，送餐迟了几分钟，或者“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暖气国国民们，也许就会在外卖软件里留下毫不客气地打分，让外卖员好几单辛苦劳力化为乌有。其实当后者为自己这一单迟到而恼怒时，外卖员手上的三四单也许已经都超时了，他们也许被别人撞出血，也许不小心撞到别人而赔了钱，也许淋雨感冒，自己一口饭都还没吃上，而对各种缺少足够五险一金保障的“众包”配送员而言，唯一的保障就是自己买的三块钱保险。
被滚滚巨流推动的，不仅仅是街头奔波的外卖员，也包括了忙个不停的厨工。对于投入餐饮业的资本而言，顾客不是享受生活的美食家，而是一桌桌不断翻滚的现金流。上一桌顾客不“翻桌”，下一桌顾客就没办法进来，厨师和服务员就会闲着不动，炒锅和灶台也不能彻底发挥其资产价值，最重要的是：在市区租到的昂贵场地不能以最高的效率转化为现金，从而就交不起汹涌澎湃的地租。好不容易一家餐厅做得起色，待租约到期，房东可能又提高了租金，于是我们看到了一样汹涌的餐厅转手。
如果说资本像人一样会做春梦的话，它一定会梦见雪片般的订单涌来，使它买下来的所有劳动力和所有设备争分夺秒地运动起来，后厨火热的汗水和前台紧张的动作，意味着资金的高速循环。过去，这个梦想被餐厅的面积所限制;现在，外卖让这个春梦燃烧起来，让后厨在餐厅已经坐满的情况下仍为外卖订单而生产，让员工在正餐时段外也不必闲着，也让餐厅可以开在交通不那么方便因而地租更便宜的地方。
其实，吃饭正如一切生产和消费一样，是一种社会关系。
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并非不重要。只是，环境污染危害我们中间一些人的下一代之前，首先需要担忧的是，另一些人可能在这一代就已经过劳。我们谴责塑料餐盒在短暂的生命中被耗尽了价值抛入大海，成为塑料微粒；但在这一周期里投入的资本，已经经历了数个循环，带着它的利润信心满满地进军下一个领域。
与其呼吁消费者不吃外卖，不如问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看见”外卖怎样被做出来，又怎样送到我们手中——今天的消费者不仅有权吃到安全、健康、美味的食品，而且有权吃到伦理上负责任的食品。
在古代，齐宣王看到一头将被宰杀的牛，于心不忍，而孟子教他的绝招就是“君子远庖厨”，不去看就可以假装不存在。今天，外卖让“君子远庖厨”的理想轻松地实现了，我们比齐宣王更难知道我们吃下的东西是以谁的痛苦为代价做出的，这恐怕不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消费者并非只是在乎物质享受的人。但我们已经习惯于在选择商家前查看评分，却从未有什么机制来给外卖小哥的工作条件评分，让具有伦理责任感的消费者能借此选择他们想要支持的企业。消费者评价外卖员的机制并非全无意义，可是外卖员也应该有机会为他们的雇主评分，并对最苛刻的外卖平台采取行动。
我们能如何想象“好好吃饭”？
我们今天的生活似乎已经牢牢被外卖主宰，在关注外卖平台对小哥的待遇、关注饮食安全和环保之外，我们能否想象另一种“好好吃饭”的方式?
在过去，中国大部分人还生活和工作在固定的“单位”里，除了有单位分给职工的住房，还有一种叫“单位食堂”的东西。食堂的东西一般不好吃。但是也有一些单位或学校，那里的职工或学生组织成委员会来监督食堂运营，因此偶尔也会遇到传说中异常好吃的食堂。
在食堂吃饭，要么不要钱，要么很便宜，但最重要的是：食堂这样一个概念代表了在同一共同体中工作学习的人们对“吃”的自主权。食堂是全单位人共同的厨房，只要有一定的民主参与机制，职工们就可以更好掌控自己吃什么、怎样吃。食堂还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空间，趁着吃饭的时间，可以聊八卦逸闻，也可以有思想上的碰撞。在那一代中国人的观念里，“铁饭碗”不只意味着人们有长期稳定的收入，而且有那样一个食堂，你可以在那里吃顿热饭，还会吃到中秋的月饼、端午的粽子、冬至元宵的饺子汤圆。
随着时代进步，我们接受了一些更加先进的观念，例如拥有“琳琅满目”的选择，据说比单调固定的供应更美好也更幸福。这种“琳琅满目”的理想高峰，表现在一餐数百元、上千元的自助餐中。但想到每天的自助餐结束后有多少珍贵的食物被浪费，琳琅满目带来的快感就消逝了一层。然而最重要的是，琳琅满目的背后是对“自由”的深刻误解。不管眼前有多少种商品可供选择，真正吃进腹中的食物只有那么几百克。真正的自由体现在我们对吃进腹中的那几百克食物的食品安全、口味、营养和伦理价值（例如对制作食物者的尊重）的自主掌控，而不在于真正选了的那种食物之外还有几百种食物来供我们（不）选。
在琳琅满目的泛滥中，“选择困难症”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真正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选择从不困难。选择困难恰恰源于我们这个时代用“选项数量多”来代换真正满足个性需要的自由，而大部分人在有机会思考自己真的需要什么之前，就被抛入琳琅满目面前，并被告知：你应当追求的幸福，就是用金钱财富去占据这一切选项。
其实，技术进步已经把过去我们当作笑话的一些幼稚尝试，变为改造现实的可能性。今天的技术水平早已允许我们想象一种“自由人的吃饭共同体”：同一公司或住得近的一群朋友，完全可以联合起来组建自己的共享厨房，通过手机预订餐点，对每一项菜品进行个性化定制，廉价地满足每个人的营养需求。无论是参与者排班轮流买菜做饭，还是共同以合理的条件聘请厨师来做饭，都可以借助手机对食物采买制作过程保持共同管理。只有当做饭的人熟知吃饭的人，按照他们的喜好、禁忌和营养需求来制作，才能使做出来的饭菜真正体现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并且把做饭者的个性与技巧特色融入其中，成为做饭者和吃饭者共同享受的一种艺术和乐趣。人与人的联合一旦运用在饮食上，就以一种真正理性的方式重建起人和食物之间的温情关系，因为食物不再是牟利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所有物。
马克思曾经这样写道：“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劳动只不过是增加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积累起来的劳动则是一种拓展、丰富和改进劳动者的整个生命的手段。”在大城市的空调内外劳作的人们，当然应该有地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健康美味的热饭，但这只是第一步。像人一样吃喝、生活，是为了能像人一样改造世界、创造未来。
：李嘉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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