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一则《世界再大，大不过一盘番茄炒蛋》的营销视频刷爆朋友圈。一个成年人，既不会炒最简单的菜，也完全没有体贴爸妈的意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然而，这样的“巨婴”在中产家庭里可谓比比皆是。同样是来自于中产家庭，前不久火起来“小学生用大数据研究苏轼”也引起了不少讨论。能用大数据，不会炒鸡蛋，中产家庭为何能培育出这样一群孩子呢?
什么是好的教育?如此宏大的问题直接关涉我们下一代的命运，自然牵动着无数家庭的神经。今天，一方面中产留学生不会做番茄炒蛋深夜求助爸妈的视频刷爆朋友圈，而前不久北京清华附小六年级学生合写《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等研究作文，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引起大量的转载和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触动笔者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为何对于做饭这个基本生存技能毫不重视，而对个小学生的假期作业竟然牵扯出各方评论，甚至“上纲上线”，作出宏大的价值判断。而事件的评论逻辑和发酵过程中所反映的城市中产阶级教育焦虑，是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
“小学生苏轼研究”：如果不是发生在中国
清华附小2012级4班的学生，利用假期时间，进行了以苏轼为主题的课题研究。这些六年级小学生在团队合作以及家长帮助下，完成了几篇研究报告，例如《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的朋友圈》等等。该班级公众号的报道文章《当小学生遇见苏轼》在微信朋友圈广为流传，由此衍生的个人评论和大众媒体分析如滚雪球一般累积发酵，“小学生苏轼研究”遂成为教育热点新闻。支持者赞不绝口，认为这样的教学模式弥补了当前基础教育的不足，用学术研究的训练方式激发孩子的独立思考，培养团队合作、采集资料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代表了中国教育创新的希望;质疑者也口水不断，批评这种教育揠苗助长，扼杀孩子天性，甚至怀疑父母捉刀代笔。
各样热闹评论读毕，有北大教授《静待花开，谨防研究大跃进》的担忧，有人大教授《龙班虎班马班我们都不想让孩子上，有没有羊驼班》的批评。这些批评讨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焦虑，其实反映出渊源复杂的 “文化想象”。在儿童教育领域这个领域，自我与他者的对比，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拿“自己家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 较力。往深处挖掘，则反映出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同历史源流的文化力量交织共生彼此型塑，所谓“传统”与“现代”，所谓“中国”与“西方”，各种文化想象和话语建构如何在“儿童”这样一个存在论的场域创造意义。
人们对何为“正常”何为“非正常”的理解和评价与自己身处的文化情境息息相关，因此意义框架和判断标准具有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却很容易被忽视。试想，倘若该事件不是发生在清华附小，而是发生在美国某优秀公立学校，或者发生在国人视为标杆的芬兰赫尔辛基，还会成为新闻引起争议吗?比如在美国，家长辅导小学生作业，也是教育文化的常项。但发生在北京清华附小的“研究作文”就会引发轩然大波，“我和爸爸”一起完成项目也被投射怀疑的目光。
再比如，去年的芬兰教改引发中国教育界关注。虽然芬兰官方不断辟谣，澄清国家教改并未完全废除学科教育，但是沸沸扬扬的“芬兰废除学科教育”新闻在我国网络上依然流传发酵，一边倒的溢美之词远远盖过“辟谣”之声，芬兰于是成为最新教育“典范”的文化想象原型。相比之下，清华附小“苏轼研究”，就抽象的教育理念而言，与新潮的跨学科项目式学习一致，宣传结果却成了万花筒，不同的人看到迥异的图景。可见我们的评价并不只是基于项目内容本身，而是对“中国教育好还是不好”这个宏大问题的关怀，这种关怀与其说是纯理性的探索，不如说浸透着焦虑。
我们为什么对“育儿”充满焦虑?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者朱宇晶曾经基于温州财富焦虑研究论述道：“焦虑并不是一个客观生存状况的镜像，它是一种主观体认，和人们所身处的文化系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下中产财富焦虑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指向未来，我们需要理解人们如何构建出对未来的消极预期。”跟经济不安全感类似，养育下一代的焦虑也是指向未来;理解育儿焦虑，也需要理解人们如何在目前的文化系统中构建出对于未来的期望与恐惧。
中国育儿焦虑：阶层地位和道德伦理的文化想象
人们慨叹清华附小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生们优越的家庭背景，呈现的是中国人对于教育公平以及更深意义上社会公平的诉求和渴望，也反映出对当下阶层地位和下一代未来阶级位置的焦虑。
为什么人们对自身的阶层焦虑会投射到儿童?一方面，这是很多国家经历现代化转型过程的共同趋势，将“儿童”这个符号将个体家庭的未来地位与国家民族命运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工程的独特性又强化了这种投射。美国人类学者 Ann Anagnost的论文《中国的儿童和国家接班人》(“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in China”)就指出，从民国时期的“文化危机”到计划生育政策和“素质教育”，“儿童”在育儿实践中被构建成为拯救中国民族的希望。
而在当代中国，家庭对育儿不断增加经济投资和情感投入，“儿童”在公共话语里也日益重要：“今天的独生子女正在成为(社会)欲望的自恋投射点：在一个经历经济巨变的社会，人们将对阶层地位日益侵蚀的焦虑日益错置于‘儿童’身上”。在这个过程中，独生子女成为“素质”话语的聚焦核心和改造对象，提高儿童素质，成为城市中产家庭保住和提升阶层地位的关键手段：因阶层地位而焦虑的中国父母投身于一项拜物教(fetishism)——寄望于通过不断投资儿童营养补品、教育用具和备考资料来实现孩子未来的成功。
家长凌晨排队为孩子报培训班 学费高达2万 图片来源：中华网
除了阶层地位想象，另一条讨论儿童教育的线索，是道德伦理想象。回到研究苏轼的例子，有专家质疑学生们的写作题目是否过于成人化过于现实功利，这种教育方法是否违反“儿童天性”。这种忧虑本身，却实际上折射出中国人将“儿童”道德化的文化惯习，这样的文化惯习在当下“社会道德”得到重点关注的中国转型时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力量。
自古以来，育儿在中国就被赋予关乎家国运命的道德意义，人类学者Andrew Kipnis通过研究山东邹平的教育指出，中国家长将自我存在的意义寄望于下一代的教育成功，这种从“儿童”身上寻找终极意义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因此理解当代中国日益高涨的教育期望，除了考察计划生育政策等近期制度的影响，更要放眼于更长远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古老的儒家思想和帝国考试政体——这种产自中国的“帝国治理体”(imperial governing complex)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波及今日东亚各国。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里面，“儿童”时常被道德化，视作某种道德理想的知识原型、承载者或者实践对象。比较哲学研究者Erin Cline曾提出，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各个学派就已经开始重视儿童，并将婴幼儿期和儿童期视作德行教化的重要时期，这也植根于儒家思想对于道德的看法，人是“可教化”的。历史学者Jon L. Saari则讨论过，儒家思想塑造的“道德英雄对抗腐败社会”的意象在后来的社会危机中不断浮现，儿童教育被寄予善化民族品德的希望。
我自己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所谓“道德危机”/“道德滑坡”的感知和恐惧，加深了对“儿童”的道德化：人们不希望孩子过早成为“功利的”、“成人化”的，但又惧怕孩子在“不道德”的社会受到损害。比如，在美国人中间，我几乎很少听到他们担忧孩子“过于功利”或者“过于成人化”;而在中国，某某孩子“太有心机，不天真”是成年人的惯用评价语。 “小学生苏轼研究”事件的评论，也不例外。
育儿焦虑的全球视野
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时代，育儿焦虑与其说是中国特色，不如说是全球中产共同的“顽疾”。美国记者Jennifer Senior写过一本畅销书，检视近几十年来美国中产阶级父母在日益增长的育儿压力下充满悖论的现状：只有存在论意义上的喜乐，却丧失了日常生活的乐趣。“与过去相比，今日的父母对孩子投入了更多的感情和资金”，“然而父母们并不知道他们在‘育儿’这项新工作上究竟应该做什么”。这样的局面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在全球化的今天，值得深思的一点就是中国家长对“自我”和“他者”的文化想象和价值考量。我在研究中曾经遇到一位焦虑的上海妈妈，她问我：你在美国读书，美国人是不是都遵守交通规则?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满大街行人无视红绿灯，我们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去遵守规则?我的书中多处描摹中国家长如何构建一个想象的对比，“中国”的教育方式与“西方”的教育方式，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人们在这样的对比中焦虑寻求可能的自我实践。也有家长提到为给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而焦虑，拿来做对比的则是美国很安全。一位美国学者曾对这种现象发表过颇为讽刺的个人评论：“美国安全吗?美国人人都可持枪呢”。
焦虑的中国中产源源不断地构建对“西方文化/教育”的想象，并在这样的文化想象中不安地反观自身。有趣的是，与此同时，“西方”霸主美国也在兴起对“中国教育”的想象，这样对“他者”的想象基于对“自我”的焦虑，源于对美国自身教育体系的不满，更深层次上也源于对美国衰落中国兴起的恐惧。 2011年的《虎妈战歌》一书，把华人家长的权威压迫式教育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美国社会引起广泛讨论;然而中国家长并不认同“虎妈”这种所谓“中国式”教育方法。
今秋，美国记者Lenora Chu一本讨论中国教育的新书成为美国教育界关注的焦点。记者生长于华裔家庭，却以自己经历的美国教育为骄傲;她常驻上海，将三岁的儿子送入某优质公立幼儿园体验“中国教育”，揭开“军事化教育系统”的面纱，试图将中国教育成功之秘诀一探究竟：“我在Rainey(儿子)的幼儿园发现的顺服(obedience)品质是不是中国学术成绩优秀的秘密?中国的教育体系真的是制造机器人吗，还是学生的确得到了优秀的教育?尽管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迈向全球超级大国的征程，中国的教育方式真的应该成为西方衡量自己的标准和效法的对象吗?”从这样的发问中，我们看到美国人对于“何为好的教育”也充满了焦虑和纠结。
那么，美国人理解的“中国教育成功”具体是指什么?2010年上海在全球标准考试PISA(比萨测试)中独占鳌头，一鸣惊人，而美国排名则在十位以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称此为“卫星时刻”(Sputnick Moment，取义前苏联卫星发射给美国带来挫败感)，呼吁举国增强教育竞争力。然而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城乡问题专家陈金永教授曾经系统分析上海2010年人口和PISA数据，他犀利指出：当年上海拔得头筹，但诸多流动儿童并未参加考试，因此样本有问题。
当我们看到文化之间彼此的想象和无法想象，是不是要重新审视我们习以为常的标准体系?“美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他者”?“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自我”?什么是“好的教育”，有标准答案吗?从人类学的角度，肯定是没有。当我们把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育儿焦虑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跨文化比较的视野里，我们或许能够跳出“最好的儿童教育”、“儿童发展的自然规律”这样充满绝对价值判断的命题。
：许晶
编辑：默默然
美编：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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