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闺蜜在门外，为你拦下你暴怒的前男友;
你躲在门背后，听着她被捅刀时的大声呼救;
她尸骨未寒，你竟不愿将真相告诉她伤心欲绝的母亲;
她的百天，你欢欢喜喜在朋友圈里晒出自拍;
时隔一年，你终于面对她的母亲，却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
即使是不相干之人无辜地死在面前，人的内心都难免触动，且不论背后那人是为你挡刀的救命恩人呐。
或许正如江歌的母亲控诉：“你现在出现，是因为你们家的生活受到了影响，并不是因为江歌为你付出了一条命……”
对于刘鑫来说，哪怕江歌为自己牺牲了性命，对比自己的远大前程，仍是无足轻重罢。
二
自咪蒙的文章《刘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凶手，但谁来制裁人性?》始，民愤像火一样烧了起来。怒骂者有之，呼吁者有之，反思者有之，提倡理性者有之，四面八方的声音都呐喊着同一句话——
“我们关心！”
可是我们为什么关心？
是的，因为人性，因为最基础的道德。
但是，冷血的凶案并非仅此一桩，为什么只有江歌一案能够万众瞩目？
刘鑫江歌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的那么接近——在日本的学生、在中国的学生，在日本的上班族、在中国的上班族，在日本的白领、在中国的白领。似乎只需要变换一下工作地名，我们就是江歌、就是刘鑫。相似的经济背景和生活经历，使我们对整件事保有极强的代入感，甚至毫不费力地感同身受。
我们愤怒于刘鑫的所作所为，那是因为她离我们太近，她完全是我们身边的一员。
我们就像是江歌，一边满怀热忱地付出着友情，在日渐套路的社交圈里追寻着一份身边的温暖，一边战战兢兢地环顾身旁，害怕哪日会被“身边的温暖”关在门外。
三
而有一些事件，其残酷程度不下于此案，但从未在社交网络掀起过如此风浪——
2009年11月，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村民唐福珍，在面对政府不断逼近的推土机和破拆队伍时，一次次举起油桶，把汽油浇在身上，要求停止强拆，对话协商解决拆迁争议，但是拆迁方毫不理会，最终唐福珍选择了在自家天台上“自焚”。
在整个强拆过程中受巨额贿款，毫无情理可讲的官员，却还可以毫无悔意地说：“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我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
2006年的一天，梦想有一张全家福的11岁小学生孙雪，在辍学三个月后，死于政府炸封的黑煤窑井下。除了她之外，死去的还有她的父母。
在“私人协议”了结后，“黑煤窑”的窑主东山再起，“重新开起了黑煤窑。”
在一份《大湾镇人民政府关于处理孙丽家庭困难的情况》的资料上，如此叙述该事件的发生，“2006年12月，我镇在炸封无证煤窑过程中，孙丽父母意外死亡。”一句话定性成意外死亡，而11岁的小妹妹尸骨无存，连一个名字都没有。
强拆、黑煤窑、上访挨打、开胸验肺……我们似乎不曾如此群情激愤。
当然了，对于手握舆论生杀大权的我们，这些事件“太远了”。我们不曾经历没有现代化高楼的乡村、没有互联网信号的煤窑和没有精力思考人性善恶的流水线。
尽管我们也会愤怒，但内心还有一个冰冷的声音提醒我们，别慌，这事永远降临不到我头上。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何尝不是刘鑫？我们死死地关住通向他们的门，听凭外面的“江歌们”被行凶者一刀一刀捅下去，直到遍体鳞伤。而自己在黑暗里颤抖，庆幸于暂时的安全。
四
从前大家以为，冷血不属于岁月静好的我们，粗鲁和残暴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的对立面，而鲜血只属于心理扭曲的罪犯和为活命而挣扎的底层。
也曾一度以为，来自陌生人的冷漠和恶意，我们已经见怪不怪，这就是生存在世间的一针免疫剂。可是这个世界偏偏如此残酷，还要把笼罩在亲密关系上的虚伪面纱揭下，留下其中血淋淋的刀口。
原子化的个人和这个世界的冷漠，从来不是一朝形成的。
它就像是从地面延伸开来的冰封。当远方的人遭到它的侵袭——当乡村、煤窑和流水线被寒流侵蚀，我们坐在温室里，一言不发。任凭他们生活质量下降、教育程度降低、“志趣变得庸俗”，任凭他们从最先进的工农联盟，变成最涣散的“乌合之众”。
我们不曾想到，“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是不会满足于此的。本以为自己能坚守高尚道德的我们，却发现这寒意已经潜伏在脚下许久了。
大门紧闭，鲜血汩汩流淌，但愿这残忍能洗净我们对自己虚无的美好道德想象。在日渐异化的社会里，我们都赞美为朋友挺身而出的江歌，但难保危机来临时，你我不会成为把血泊锁在门外的刘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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