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当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香港“修例”风波联想
香港修例起风波，港独嚣张日甚一日，逼着国人不能不反思回归以来我们的“五十年不变”运作，想到抗战年代国共合作抗战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风波。
经过七灾八难，国民党当局终于答应停止剿共共同抗日了。红军改变成八路军，承认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土改变减组，这是“统”。但是，共产党实行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开展以山地游击战，经过较量形成共识，面对强敌，联合抗日，开创出抗战初期的好局面。
1937年底王明回国，钦差大臣身份，否定毛泽东路线，高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局面逆转。遵义会议过去三年了，高层的国际迷信依然严重，“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陷于孤立。乃至“一切服从”喧嚣一时，以致“六中全会”两年后，“服从”余毒还酿成皖南事变悲剧。
“一切服从”的要害是让抗战“服从”统战，一切“服从”国民党，眼睛只盯着“统”，忘记了“战”和“独”。
既然是“一切”，那国民党如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呢?如果国民党妥协投降，溶共灭共呢?也要“服从”?到时不服从还来得及吗?
看看地方实力派的遭遇吧，蒋介石总是把他们推向剿共和抗战一线，假敌之手削弱消灭之。东北军陕北剿共整建制师被歼撤销番号，委员长都不给副委员长面子，难道对共军能够更客气?改编之后，蒋就打过如意算盘，军令八路军开赴一线与日军拼光。如果“一切服从”，那“统一战线”之初，“共患”就不存在了。项英迷信“服从”，造成军部覆没，后来新四军扩大到十几万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斗争求团结，委员长也只好乖乖认账。
“一切服从”思维，忘记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夸大了它暂时抗战一面，而忘记它反动和妥协投降的一面。
它不相信人民自己，仰承国民党鼻息，遵从政令统一军令统一，编制、装备、给养和防地，惟“统”是从，束缚了人民的手脚，不敢壮大自己，当国民党变脸时就会束手无策，结果难免葬送抗战大业，并赔上自己。
又是毛主席坚持正确路线挽救了抗战，在抗战中壮大发展了革命力量，并为日后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基础。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没有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就不可能克服妥协投降倾向，打退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港独风波，犹如当年反共高潮，大的也“三次”了。
“一切经过”与“五十年不变”，能有可比之处吗?
从大势大局与力量对比看，二者应该没有什么可比性。
实则不然。
小小的弹丸之地，毫无争议的主权领土，回归二十多年了，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一套依然神圣不可侵犯，动不动还闹出点动静，新老殖民势力依然横加指责，弄得举世哗然，在他们眼里，香港好像还是它呵护的租界。
从省港罢工到文革结束 ，港英统治时代，香港地区表现民意的街头政治，包括左翼文化人的影响，反帝反殖和民主进步始终是主流。回归以后，从“七一”50万人游行到其后的“占中”与近日的反“修例”，香港的街头政治，基本是港独势力领跑，他们一天也没有消停，而且甚嚣尘上，有日甚一日之势。
怎么回事?说起来令人纠结。
二十多年，有没有教训需要从深处反思反思?
(一)“五十年不变”，不等于“惟五十年不变”
“五十年不变”，还有没有“统与独”、殖民化与去殖民化、“姓资还是姓社”的矛盾斗争?在这斗争中，我们是争取主动打进攻战，还是无所作为被动应付——眼里“五十年不变”?
这与当年联合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还是“一切服从”，有着相似之处。
是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我们应信守这一承诺。
但是，这只是个大前提框架。“一国两制”，“一”是经，“两”是权；“一”是根本，“两”是枝节。“五十年不变”，是宏观的资本主义制度，它并不妨碍我们去殖民化，不等于放弃爱国主义教育。基本法与国家宪法不能平起平坐，更不能凌驾于宪法至上，成为普世大法。中央政府在去殖民化方面，完全有权也应该有所作为。
其实，当年回归之际，不必要的妥协太多，比如保留英人司法、内地通关如同出国、交通管理的右架左行，与“维多利亚湖”一样，都是“五十年”神圣不可侵犯，无不表现出对殖民制度的无限敬畏，这些，并不是“一国两制”框架中所非保留不可的。
坚持“五十年不变”，但不能“惟五十年不变”，不能忘记“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教训。
不能把“两制”和“不变”奉为对西方霸权和香港大资本的神圣承诺，以诚恐诚惶的心态接受人家挑剔，举手投足，生怕人家说三道四。那样，“独”必然会嚣张。
克里米亚普京敢毅然收回。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不是谁的租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纯粹是中国的内政，何况，“变”与“不变”，纯粹是中国内政，别人凭什么说三道四，还要我给你解释，我干嘛要看你脸色！
(二)保证香港繁荣，节制资本让大众受益
保持香港繁荣是大局，为之可以做点必要的牺牲。不过，这不光这要有个度，搞中央输血维持繁荣不是办法；而且要在繁荣中让广大中下层受益，让大众看见中央政府是他们的依靠。孙中山搞同盟会，还提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我们接管香港，如果无保留地依靠地产和金融寡头“港人治港”，不敢改善中下层的生存状态，再放弃必要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那等于把大众交给大资本，让大众惟寡头马首是瞻。
随着香港地位优势的丧失，畸形的地产房价掠夺不接约束，社会矛盾会不断加剧，中央政府无所作为，中外敌对分裂势力就会蛊惑大众，将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归咎于回归，将他们的怨愤指向中央政府。
二十年多年的风云，都纠结在这里。
多数青年都是因为不满现实被港独势力蛊惑上了街头，许多人被“普世”和“一人一票”洗脑，思维简单好笑，怪我们自己放弃宣传教育阵地。学校至今不敢理直气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求禁止叛国、煽独的立法条款，20年缺失，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匪夷所思。
回归后，香港对祖国只有特权，没有义务——难道祖国只能靠输血维持这畸形繁荣！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越宠越猖狂，越猖狂越宠，恶性循环，惯得连自己亲妈都不认了，难道再惯下去?
(三)对敌对分裂势力，要敢于打进攻战。
印巴分治克什米尔之争，中东一战二战后的格局，无不是殖民者居心得险恶埋下的祸根。想不到本可以利利索索的香港回归，也让他们称心如意地埋下若许钉子，弄得这么闹心。与中美建交谈判奉送“售武”人情一样，不是没有教训可言的。
回归以来，美国霸权主义是插手香港的最危险势力，扶植“五独”，是他们遏制分裂中国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从输送基金到直接插手，他们一向明目张胆，无所顾忌。相反我们则束手束脚消极被动，难改他越猖狂无忌。也是，思想文化的控制，在大陆他们尚且如此得逞，在这名副其实“自由港”，他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能不随心所欲吗?
不吝巨资豢养走狗搞“颜色革命”，是美国颠覆别国政府重要手段，乃世界动荡不安根源之一,许多国家都领教过。在委内瑞拉，美国更有所升级创新，它一面使用军事威胁和经济绞杀两手围剿合法政府，同时有公开扶植傀儡政府以取而代之。这回“修例”闹剧，香港《大公报》报道反对派的六个要求中，就公然声言不排除就地成立“临时政府”，回收香港管治权——奴才不小心泄露了主子的天机：一旦火候到了，不排除他们在香港套用委内瑞拉模式。果若如此，麻烦就大了。
毛泽东主席成功斗争一生，两次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北平和谈、进军江南、抗美援朝、西藏和平解放及平叛、搞点原子弹、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等等，老人家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的政治财富：自家的无价之宝弃之如敝履，反拜倒在洋人脚下，要吃大亏的。
能不能等待香港人乱极觉悟，“港人治港”收拾不了了，再由中央政府霹雳收拾?
窃以为切切不可。
博弈中势有强弱，但争取主动最为至要。无所施为，被动挨打，强亦变弱，自古而然。
听任敌对势力任意施为，就覆水难收了。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如乌克兰、如利比亚，又当如何?
（四）“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港人精神回归的前提。
高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公知精英反其道而行多年，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
重写文学史，颠覆“传统观念”，胡适捧上神坛，张爱玲横空出世。
文学艺术春天里，莫言和张艺谋的旗帜高高飘扬。
你不是一听《红灯记》就“头皮发麻”吗?我给你树一个新的样板：莫言和《丰乳肥臀》。
是“道路自信”吗，他仇“社”；“制度自信”吗，他“仇共”；“文化自信”吗，他“丑华”；既然毛时代“专制主义”“最黑暗”，那还有什么“理论自信”可言！
如果你认为是“污蔑不实之词”，不妨看看诺奖的“颁奖词”：“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 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人家用诺奖给你树一个殖民文化样板，这不足为奇：奇就奇在我们自己欣然接受，也将莫言捧上天——这还不是自甘被殖民心态作祟是什么？
以明星塑造“国民精神”，老谋子是这“塑造者”的祖宗。丑化中国解构革命，谁做的出色 ，我就给谁大奖，让他“走向世界”——新老殖民者给我们“顶层设计”的路子不过如此。多年来，明星大腕趋之若鹜，如过江之鲫，领着时代风骚。
这是“自信”，还是“他信”?
大陆的公知精英，比那些礼赞殖民的港青，能高明多少？
一些港人有被殖民优越感不足怪。元蒙时代人分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除主子外，余者的次第是根据接受殖民时间的早晚划分的。公知精英的等级坐标划分也是如此：欧美绅士当然最上等，受“百年殖民地现代化”浸润的“港人”，就像色目人次一个等级，大陆人受“专制”统治时间最长，等级最低。
崇洋迷外，沧海横流，港人瞧不起大陆，有大环境的背景，并不奇怪。
在许多人心目中，香港一直是比深圳还高一个层次的改开窗口和融入世界的样板。
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在香港去殖民化，实在不易。
树立起“四个自信”，才能祛除殖民心态，实现精神回归。
总设计师有句名言：“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与“不问”和“跟着”一样，经典话语微言大义，诠释笺注空间很大。“五十年后”“两制”问题不复存在了，但如何实现“一”?看过去的二十年，指望香港自动“转型接轨”，恐怕难——有人还妄想复制委内瑞拉模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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