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是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标志　　

田忠国　　

水生先生写了一篇短文，叫“厉以宁究竟能代表中国的什么形象？”。文章不长，全文照录如下：　　

“据媒体报导，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起拍摄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将于今年国庆节前在国际主流媒体向全世界播放。该宣传片片长30秒，将有50多位中国各界名人来诠释中国形象。代表人物有邓亚萍、姚明、朗朗等。另据光明网记者杨慧峰、谭靖东　8月3日　在《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参演阵容曝光》中披露，　7月23日　，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北京参加拍摄了该片。在仅有50多位名人诠释中国国家形象的宣传片中，厉以宁究竟能代表中国的什么形象？　　

“自1999年《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在网络上曝光以来，就有几位国内经济学家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要求对身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参与证监法起草的厉以宁是否利用职权帮助子女暴富进行调查，众多网民和国内媒体也都对厉以宁家族暴富一事多次发出了质疑。甚至还有全国人大代表也公开对其子女利用股市暴富发出质疑。当厉以宁之子仅通过参股某电业系统上市公司在短期内就增值数亿元时，几乎所有媒体都公布了这一消息。更有众多网民在网络上对厉以宁所提出的改革主张和错误言论提出严肃的批评。更何况，厉以宁所主张的改革产生的负面后果也早已显现。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受到公众普遍质疑的“名人”，现在竟然要代表国家形象向全世界进行宣传。我们不禁要问，厉以宁究竟能代表中国的什么形象？是代表北京大学还是代表全国人民？是代表知识份子还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是代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还是问题？有关方面能否向公众说个明白？”　　

水生先生据《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所爆信息和 《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所爆信息，质疑厉以宁代表了中国什么形象。其实，这个问题水生先生在介绍《厉以宁家族暴富内幕》一文时，就已揭示得十分清楚，即，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形象，这是一。其二，代表资本家、官员先富形象。其三，代表资本家、官员为了先富，如何策划改革的形象。其四，代表资本家、官员富了就是合理，就是先进代表，媒体质疑可以置之不理的形象。　

这四大形象集于一身，似乎就是某些人的改革目标，而且，改革目标成功，值得向世界各国政要推广，学学如何改革、暴富（发展），讽剌一下那些不会发展的国家。水生先生可能认为，厉以宁的形象不好，辱没了中国的国家形象。　　

但是，有关部门肯定不如此看，或许，有关部门认为，厉代表的是改革先锋，是过去改革成功的标志，也是未来发展方向，或者，厉是世界各国政要学习的榜样，值得推荐。也或许，有关部门认为，世界各国政要哪个不想“家族暴富”，他们学会了“家族暴富”的经验，就对中国“家族暴富”式“发展”没意见了。没意见，用吴建民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观看，中国就占了一个“人和”。　　

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也就是说，世界各国政要感激中国给他们送去了“家族暴富”经验，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刀枪入库，中国的“人和”战略成功，就可以高枕无忧、一心一意谋“家族暴富”式“发展”了。中国呢，高科技不用搞了，强军计划也应该取消了，十三亿人轮流当厉以宁式的资本家、高官、学者，每人每届当五年，六十五亿年之后全国人民都成亿万富翁了。　

水生先生，请问，这样的“宏伟蓝图”，怎么不值得宣传？　　

所以，水生先生很“短视”，“短视”意味着“弱智”，“弱智”意味着“误国”，你怎么能那样误国呢？为了捍卫“宏伟蓝图”的“强国战略”和厉以宁的“改革标志”或者叫“改革符号”，我不得不站出来批判你的“短视”、“弱智”、“误国”！！！水生先生，如有得罪，也是没有办法的，两军交战，各为其主嘛。当然，你的主是劳动大众，我的主是厉以宁先生和“宏伟蓝图”的“强国战略”。　　

2010-8-7　　

附文：

从“厉股份”到“厉暴富”

韩德强

2002年8月2日

       早在80年代，厉以宁先生就以倡导、推动股份制而著名，人称“厉股份”。进入90年代，股份制写进中央文件，国有企业纷纷改行股份制，厉先生也就登堂入室，成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从此，厉先生以经济学家，国策顾问，和财经委副主任的身份走红，每发一言，天下风议，成为学界、政界、商界的三栖明星。

       2000年是厉先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年，基金黑幕被揭，股票市场失去光环，上市股份制公司“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厉先生的老搭档吴敬琏借势发难，承认中国股市是一个赌市，被舆论尊为“社会良心”。也是此前后，一则厉以宁家族通过上市策划、咨询、上市推荐等业务聚财近亿的报道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刊出，并在网上广泛流传。据说，后来厉家在港状告《争鸣》，摆平了此事，并从《争鸣》获赔偿15万。但这远不能平息人们的怀疑。这两件事一明一暗，一实一虚，令人侧目。从此，厉以宁的声誉江河日下，走上末路。

       按说，厉先生应该有所反省，有所收敛吧。不，厉以宁变本加厉。2001年初，厉先生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赌场论，要求人们“像爱护婴儿那样爱护股市”。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厉氏家族在股市中的重大利益：股市不仅是“厉股份”的发迹之所，而且很可能是发家之地。事实表明，此番表态只是促成了吴敬琏声誉行情看涨，而厉以宁则被视为利益中人，声誉行情直线下跌。我想，厉以宁也许是经过了艰难的思想斗争：一方面是长远的社会声誉，另一方面是眼前的实际利益。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厉以宁选择了实际利益，领衔发表“婴儿论”。此后，厉先生斗志昂扬，连续发表基尼系数二元论，反平均主义论，二套房论，认同论，家庭服务员论等，旗帜鲜明地扮演起暴富阶层代言人的角色，顺便也维护自己的财富。于是，厉先生又可以获得一个新时代的别号：“厉暴富”。

      一、股份制富了谁穷了谁？

       在80年代推行承包制时，厉以宁就强调所有制改革，提倡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从严格的经济人角度看，谁都可以推论出承包制的弊端。例如，发包方与承包方相互勾结，压低承包标的，共享利益；承包方只顾承包期内的短期利益，不顾企业长远发展，拼设备、拼消耗，少提折旧，多贷款，少还债，任人唯亲等。从事实层面看，这些现象当时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问题在于，80年代的干部思想还远没有“解放”到现在这种程度，纪律观念和党性都较强，绝大多数干部和职工离严格的经济人假设还相去甚远。或者说，多数人还都比较老实，还没那么自私，那么腐败，还不至于挖空心思、放开手脚地钻承包制空子。与此同时，承包制带来的物质利益却实实在在地落到了人们的口袋，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因此，从总体上看，承包制还处于利大于弊的阶段。

回顾历史，1983年以后，“承包制”与“利改税”相互竞争，一度“利改税”的“规范”主张占了上风。论者认为，“利改税”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利于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自我积累、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但实施结果却不利于“利改税”，从1985年起财政收入出现了连续22个月的滑坡。同期，一些继续实行承包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却显示了强大活力，通过自我积累不断进行技术改造，竞争能力不断增强，上缴利税、企业留利和职工收入实现了大幅度同步增长。为了扭转财政收入持续滑坡的严重局面，国务院决定从1987年5月起在全国推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7年底，预算内工业企业的承包面达到78%，大中型企业的承包面达到80%。当年财政收入就开始转为回升，1987年税收利润增长9.9%，1988年利税增长17.4%。至90年代初，承包制进一步发展成“投入产出总承包”，承包内容不仅包括了经营效益目标，而且包括了技术改造投入和进度目标，以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包死部分不仅包括所得税，还包括流转税在内的全部税费，因而既能保证国家所得税、流转税的逐年稳定增长，又能有效地解决了企业缺少“自主钱”的困难。例如，辽宁省123户企业实行投入产出总承包，1993年实现利税分别比上一年增长77.3%和171.3%，比该省全部预算内工业企业分别高出24.6和12.9个百分点，比全国国有企业的增长率高出一倍。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承包制有弊端，而是这种产权模糊、政企不分、责权不清的经营承包制为什么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站在国有企业体系内部，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全国国有工业可以看成是一个规模巨大的企业（其经营额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相当），各子、孙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其实只是母企业不同层级的管理者。该母企业有统一的企业文化，即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该企业文化体系虽然处于衰落中，但仍然十分有力。服从党的领导，搞好本职工作，接受较低水平但仍有差等的报酬，追求党内承认和晋升，仍然是大多数干部的主流心态。为了弥补企业文化衰落带来的动力损耗，需要增强物质利益刺激。文化动力尚存而物质动力增强，“道德人”与“经济人”相结合，这正是承包经营责任制取得成功的奥秘。

承包经营责任制成功的外部环境是计划经济，产品的销售市场由计划保证，这正如跨国公司内部的关联生产、关联销售一样。我们知道，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利润并非单纯取决于生产和管理成本，更重要地将取决于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当竞争激烈时，一个内部管理很好的企业也可能亏损，目前中国家电行业的情况就是如此。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企业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度自身资源，既包括定价政策上的高价撇油、低价倾销，又包括资产分割、重组、拍卖，还包括开辟新的投资方向，从而使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冲突达到极端。于是，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指标体系和指标值都将无法确定。事实上，承包经营责任制可以看作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引进的市场经济成份，但其成功又离不开计划经济环境，因此，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

承包制经营责任制的倡导者杨培新，人称“杨承包”，是党内的经济理论家和改革家，他深知党的干部队伍从而企业干部队伍的思想现状，又懂得现代企业的责、权、利体系设计，因而比较成功地找到了管理这一庞大而复杂的大企业的途径。如果某家管理数千亿美元资产的跨国公司要寻找低成本、高效益的管理体系的设计者，我看杨培新就堪当其任。这种被称为一厂一制的责任体系虽然高度复杂，但却符合实际情形，性能价格比好。反之，如果一个跨国公司寻求对所属数百家、数千家企业的所谓规范的、可持久的管理体制，则公司的管理成本必然上升，内聚力必将丧失。事实上，跨国公司的属下各子公司都是“一厂一制”，子公司之间不但在业务上相互关联，而且在成本上相互转移，各子公司虽然独立核算，但并不能自负盈亏，子公司的采购、生产、销售决策服从于母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相应地，子公司领导人的报酬就不能按利润多少来计算，而是服从于“一厂一制”的复杂考虑。法国标致在广州子公司的法方总经理年薪曾高达1000万人民币，比其母公司总经理的报酬还高。这其实是转移利润，减少中方合资者收益的手段。最终有多少真正落入子公司法方总经理的腰包，恐怕就是一个公司秘密了。

然而，这一切厉以宁似乎既不感兴趣，又不懂。在他看来，承包制的这一切成就都是暂时的，不规范的，没有经济学价值的。那么，他所设计的股份制是否就是持久的、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呢？厉以宁称，只要把国有企业股份化，建立起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建立经理市场，造就企业家阶层，由代表国家股的董事来保证国家利益，就可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但是，所有者缺位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价值观的经济人化，如果国有企业领导人自觉以国家利益为准则，何缺位之有？反过头来，既然人都是经济人，那么又从哪里去找代表国家股的董事？如果找不到这样的非经济人，股份制又怎么能使国有企业走出困境呢？熟知西方经济学的厉以宁故意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方案中留下一个非经济人的漏洞，为什么？答案是很耐人寻味的。改革有一步到位论，即所谓激进派；厉先生或许是多步到位论，只要国有企业迈出了这一步，其产权就会逐渐多元化，再加上国有股代表的经济人行为，国有经济就名存实亡了。那时候，再吹一口气，它自然就倒了[1]。也就是说，厉股份实际上是在“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渡私有化的陈仓”。

很不幸，厉以宁的这套逻辑逐渐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现在完全可以说，这套逻辑是自我论证、自我实现的。它以经济人假设为武器，批判承包制，批判国有企业，将一切以权谋私、损公肥私的行为合理化，要求改变制度来适应现行体系中一小部分人的不合作行为，使这一小部分人成为社会风尚的引导者，逐渐将为人民服务的“国有企业文化”侵蚀得一干二净。问题在于，当“国有企业文化”完全消失时，并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保证国有企业的片刻生存。同样的问题甚至出现在美国。当美国五大会计公司之一的安达信公司倒台时，人们才想到，安达信公司长达近八十年的历史中，支撑着公司发展的除了制度，还有文化。一旦文化因素消失，道德诚信消失，公司制度无论如何严密都显得千疮百孔。制度是由人制订的、由人遵守的、由人检查的。制度希望靠人与人的相互制约来达到平衡。一旦相互制约变成层层合谋，则制度将形同虚设。

为了推进国企股份化进而私有化，厉以宁可谓不遗余力。他像一个传销商那样孜孜不倦地推销他的万应灵方，“消除国企改革的九大疑虑”：

“一、国家控股能少于51%吗？

在一些重要行业，国家应该控股，但控股就得必须拥有51%吗？我看不必。实际51%控股，只是针对只有两个投资者的情况而言。而有多方投资时，就没必要非要追求51%。所谓控股价值的关键在于你的资产通过控股能够支配的资产有多少，而不是你直接投入的资产有多少。比如你占100%的股权，你投资10个亿，你能支配的资产就是10个亿；如果只占25%就控股，你投资10个亿，就能支配40个亿的资产。所以这个思想障碍我们应该去除，占多少要根据股全分散情况而定。

二、‘肥水’能流‘外人田’吗？

 在国有资产重组中，有人不赞成降低国有投资比例，是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我想对这个问题，要发展地看。如果盘子本身就小，又不赚钱，都自己攥着有什么用？

假设降低国有比例，但企业就此更有活力了，我的资产反而壮大了，我赚得更多了，有何不可？这当中“肥水”肯定要外流一些，否则外资凭什么进来？只要最后我赚得比他多。

三、“靓女”能先“嫁”吗？

所谓“靓女”，就是效益好的企业；“出嫁”，就是改制。有人说：靓女不能先嫁，要嫁也得先嫁丑女。我说我们首先要问：出嫁是坏事还是好事？如果是坏事，不管靓丑都不能嫁；如果是好事，关键就是人家是要靓女，还是丑女？如果你只嫁丑女，或靓丑必须捆绑出嫁，那最后只会都嫁不出去。问题是这样下去，靓女还能靓多久？竞争这么激烈，现在不改制，三年后你效益肯定不行了。此时不嫁，更待何时？

四、国有资产能量化到个人吗？

从理论上说，这肯定是不行的。但有两个前提：一、首先这是不是国有资产？对国家一分钱没投的国有民营企业怎么算？关键还是先界定产权。假如在做产权界定时，明确这不是国家产权，而是职工集体创造的企业资产，白送有何不可？二、“量化到个人”是花钱买，还是白白送？假如已经界定为国有资产，但个人想花钱买，而且价格对国家来说也不错，又有何不可？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这么理解，已经界定的国有资产不能白白送给个人。

五、国有资产转让能不流失吗？

有人认为：国有资产一转让就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所以不能转让。对此，我举个例子：当群众从国有商店买回彩电时，我们能否大声制止说：“不准把彩电拿回家，这是国有资产流失”？当然不行，因为人家已经付了钱。因为任何资产都有两种形态，一是实物形态，一是货币形态。国有商店卖卖彩电，其实就是将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只要价格合适，又没有落进私人腰包，有何不可？彩电如此，其他国有资产也是如此。

六、资产重组能门户大开吗？

这其实就像捕鳗鱼的道理一样。如何让捕捞的鳗鱼一直活蹦乱跳？如果把捕到的鳗鱼就那么放养在那里，它们不久就都会死；但如果在鳗鱼群里放进一两条鲶鱼，鳗鱼就会一直活着。因为有了钻来钻去的另类，鳗鱼才会一直保持紧张，一直保持活力。所以国有企业要通过重组兼并，真正激发活力，就要把门打开，让各种资本都进来。如果关起门来，就在国企内部调来调去，我看依然不会有生命力。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七、国企光抓管理行不行？

目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管理问题，只要选好一个领导班子，把管理抓上去，国企就可以搞好。我要说：管理是永恒的主题，是做好任何事的基础。但管理要想长久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改革。确实，有一部分国企没有改革只靠管理，也搞得不错。但我说：这种红火是短命的。

八、国企改革靠危机导向行不行?

   改革有两种导向，一种是利益导向，一种是危机导向，利益导向是在企业上升期就看到了更大潜在利益，因而在企业还不错时就改革，以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危机导向则是只有企业发生危机了，才不得不改革。很遗憾，我们国企大部分都是危机导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企业经营者的得失是不对称的。改革总会有风险，就可能产生矛盾。如果得失不对称，成功了自己没有好处，一旦出了问题自己就会很麻烦。所以，这种体制就会使利益导向难产。我们要做的，就是制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时，要使他的责权利能够统一。

九、改革中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我先讲个与孔子有关的故事。春秋时的鲁国规定：国人在国外凡看见本国人沦为奴仆就可以将他赎回来，然后赎金由国家报销。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碰上了这样的事，但事后他并没有去官府报销，于是众人都称赞他。但唯有他的老师孔子批评了他，为什么？因为子贡的行为妨碍了更多的人去勇于解救那些沦为奴仆的鲁国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这个故事启发我们看问题要先思考“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如果子贡去官府报销，不仅自己没有因为做好事而受到损失，而且也等于向社会宣扬：敢于冒险去救人绝对是值得的。这样就会引导更多的人愿意去救人，而那些奴仆也就有了更多的希望。这样，救人者虽然得以报偿，但最大的受益者不是他，而是全社会。所以我们企业经营者被奖励、被授予股份时，你一定要接受，否则就是妨碍更多的人去干事业。”

厉以宁的这九个回答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盗窃国有资产正名，推进私有化。请详为君解剖。

1、用少数股权控制大企业，这的确是跨国公司发展膨胀之路。问题在于，在国家拥有100%股权都被认为是“所有者缺位”的背景下，少数股权又怎能保证“所有者在位”？事实上，在上海桑塔纳、一汽大众等中国拥有51%以上控股权的企业，外方用少数股权和技术、品牌、关键零部件采购等权力控制了企业，保证了企业收益绝大部分落入到外方手中。在大多数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为了“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为了“招商引资”，主动或半推半就地将实际决策权交给外方，使外方以少数股权实现了对企业的控制，享受绝大部分收益。反过来说，如果国有企业的代表能用少数股权实现对企业的控制，“所有者在位”，那国企还需要改革吗？可见，把放弃国企控制权说成是国企控制了更多资产，这是一个障眼法。

2、肥水流入外人田，但引回更多肥水，这当然是笔不错的买卖。但是，厉先生应该知道，国企利用外资的过程也是外资利用国企的过程，这是国企和外资间的一场连续的复杂博弈，其胜负取决于双方意志、力量和智慧的对比和运用。当中国急于招商引资时，当中国社会充满着崇洋媚外情结时，中方就处于绝对的弱势。两者博弈的结果只能是中方的肥水流进外方的田。

3、靓女先嫁也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为什么首先认定国有企业是只能外嫁的女儿，而不是可以越洋娶媳妇的儿子？由此可见，厉先生从根本上丧失了搞好国有企业的信心。这就像请医生看病，医生说，病是治不好了，还是看看身上有哪块好肉，可以割下来卖钱。一定要“好肉先卖”呵，否则全身的肉都会烂掉，一分钱也挣不着。我要是病人或家属，非把这屠夫出身的医生宰了不可。

4、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正是俄罗斯休克疗法的要害。在休克中，前苏联70多年建设积累的财富被西方掠走。据估计，俄罗斯每年外流的资金量高达2000亿美元左右，是流入俄罗斯外资的数十倍；在这些外流资金或财富中，有一部分是俄罗斯新贵新富们送到西方银行去的，有的是俄罗斯新贵们向西方主子半卖半送的。目前，俄罗斯形成了石油、天然气、森林、媒体等行业的七大寡头，而普通老百姓则在高达1万倍的通货膨胀下一贫如洗。曾经量化到个人的私有化证券都被这些寡头们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走。在中国，类似的私有化也基本完成。各省、市、县的大多数国有企业都被廉价拍卖，有的甚至是零价格拍卖，收购者正是各地方和企业的主要干部。厉以宁为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辩护时，还设了一个限制条件，即价格还不错。对于地方和企业干部来说，只要肯定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的合法性，就有了交易的合法性。因为定价权和购买规则由他们制定，其结果只能是量化到自己口袋。厉以宁与他的官员听众们这就样相互默契：一个在外面敲锣，向大家报告“平安无事”，收取敲锣费；另一个入室抢劫，交敲锣费。这就是厉先生的讲座虽然言之无物，自相矛盾，讲课费却高达数万的原因。

5、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变成货币形态的确不是流失，要害在于转变的价格如何。厉以宁恰恰回避这个问题。一个企业的价值可以有多种定价法，如原值定价法，现值定价法，潜在价值定价法。企业资产中有房地产，有设备，有销售渠道，有品牌，有技术，也有人气。如果拍卖者与购买者合谋，则拍卖过程当然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过程，更准确地说，是盗窃过程。

6、搞好国有企业的要害就是管理，体制改革也叫管理体制改革。厉以宁先生无意管理，只强调改革，其骨子里就是丧失了国有改革的信心，是以改革做幌子将国有企业彻底搞垮。不错，一个好人抓管理，企业红火是短暂的，但这总比企业死亡强。在厉先生设计的一个可持久的、规范的企业体制下，国有企业都死光了。诚然，死亡比活着持久，也比活着规范。厉先生要活着，就有烦恼，有担心，会生病，哪为什么不去死呢？那多持久，多规范，多么没有痛苦啊！

7、关于资产重组，的确可以大开门户，但前提是实施重组过程的官员代表国家利益。按照厉先生的逻辑，一切人都是自私的，可见这个前提并不存在。如此，则资产重组等价于给腐败官员们搜刮国有资产开了绿灯。

8、国有企业改革的确应该靠利益导向，而不是危机导向。事实上，80年代初启动国有企业改革时，国有企业并没有陷入危机状态，而是考虑长远利益的改革。问题是，在改革过程中，一种来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逐渐误导了改革，开出了搞死国有企业才是搞好国有企业的奇怪药方，使国有企业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最后，这些理论家又卖乖了，你看，我早就说过国有企业是要死的，还是趁着没死，卖点好肉吧。卖好肉，这是利益导向。

9、谁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厉以宁直言不讳了，是这些经营管理者，他们被奖励了股份，拿了高薪，吃喝嫖赌全报销，住第二套房。但是，厉以宁安慰那些被剥夺者，你们也没吃亏，你们才是真正的受益者。他们吃喝，你们可以到餐厅去打工；他们嫖，你们的女儿可以去卖肉；他们赌，赌场马仔工资高；他们住二套房、三套房，你们可以去挖沙子，填土方。这样，社会利益就最大化了。所以，厉以宁告诉经营管理者们，你们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不要不好意思拿股票，不要不好意思住二套。

可“喜”的是，理论变成了现实，厉以宁的设想终于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实现了。中小国有企业几乎被拍卖干净，深沪两市垃圾股遍地，大中型股份制国有企业“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一个接一个地沦落为ST、PT。实际上，股份制不但没有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反而使国有企业真的变成人人可食的唐僧肉。企业管理层，企业所在省、市、县领导，各大证券商，证监委，上交所，深交所，会计师事务所，庄家，都津津有味地吞吃这块唐僧肉，一个个变得肥头大耳。只有两个群体瘦得皮包骨头，一是散户股民，他们常常割肉被套，遭庄家洗劫；二是国有企业的普通工人，他们或被裁员下岗，或被减薪加班。

现在，唯一有盈利的国有企业是大型垄断型企业，如电力、电信、邮政、石油、石化等。由于绝大部分国有企业或倒闭、或破产、或被拍卖，来自国企利税的财政收入急剧下降，国有垄断型企业就成为财政部的提款机，迫使垄断行业的服务价格不断攀升。同样由于国企消失，城市职工大量下岗，或被卖断工龄，或被迫提前退休，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大量减少，职工工资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工资减少，垄断行业的价格又上升，普通老百姓生活处境就越来越艰难。

这一切，厉股份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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