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革所酿缺憾”还是“改革所酿缺憾”？
——从两部《二十五史》看两个30年的学术环境
今年7月11日，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近日，新京报推出《中国重启国史修订工作，纠正文革所酿缺憾》的采访，大谈重修《二十五史》是为了纠正文革所酿缺憾，然而，从采访中反而让人看出了改革年代历史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所受的严重破坏。
⒈两个30年国史修订的条件
先看一下采访结尾比较两个30年国史修订的几个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这些主持人的学术水平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
徐俊：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断代史和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这支队伍代表了断代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
请看，问的是“学术水平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答的是“代表了断代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可谓答非所问。到底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学术水平高还是低，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新京报：这次修订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学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俊：因时代变迁，学术风气变化很明显，如现在的学术考评重论文、论著，轻典籍整理，对包括修订工程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面，导致参与者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订工作上。
显然，“特别是”时代比毛主席时代学术风气是严重恶化了。在学术风气严重恶化了的情况下，学术水平以前的学者相比高还是低我想不难回答。而众所周知，学术风气严重恶化和市场化改革又是分不开的。新京报大概是想问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学术环境有什么进步，没想到徐俊不小心说了实话，只好赶紧弥补，我们继续往下看。
新京报：与上次相比，现在研究有哪些有利条件？
徐俊：30年来，在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以及检索技术的进步，都对修史有益。
显然，“特别是”时代比毛主席时代有利的条件“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以及检索技术的进步”大都属于纯技术性的，至于政策的进步，社会和学术环境的进步一点也说不出来！
在社会和学术环境全面倒退的情况下，竟然还好意思说“纠正文革所酿缺憾”！
⒉两个30年的国史修订的特点
再比较一下采访所说的两个30年的国史修订的历程。
毛主席时代国史修订：
1958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随即在中华书局组织下，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史记》在1959年国庆前夕出版。
在整理“前四史”的时候，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也陆续展开，由于参加点校的学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时间难以保证，1963年，中宣部发文将各地点校者全部借调到中华书局。那一段没有太多政治干扰，后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点校体例，在这一时段基本得以确立。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新上马。
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继付型，次年初出版，点校工作完成。
很明显，毛主席时代国史修订有两个特点。一是效率很高，毛主席指示后马上开始修订，一年后《史记》出版。二是高度认真负责，用了20年，几经修改才最后完成。
“特别是”时代国史修订：
2005年，中华书局对1958年到1978年点校本整理过程中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同时组织专人从编辑角度研究各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门，还向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汇报，修订工程开始后，任继愈先生担任总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在他们呼吁下，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订工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金支持。
今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
很明显，“特别是”时代国史修订也有两个特点。一是效率很低，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后，长达五年没有干什么实际修订工作，只是在准备。二是粗糙不堪，正式修纂工作也只有5年。
一个国史修订工程，正式修纂时间才5年，修订准备工作竟和正式修纂时间一样长，还没有开始正式修纂，就把总修纂任继愈先生拖死了，堪称千古奇闻。这个样子能修出“纠正文革所酿缺憾”的好作品吗？恐怕这次国史修订才是要真正造就“改革所酿缺憾”吧？
⒊毛主席时代国史修订有何缺憾？
采访中徐俊所举的毛主席时代国史修订的缺憾主要有三。
一是“二十四史，体例不一”。整理工作历时20年，前后三个时段工作方式、校勘标准都略有差异。
二是在力求简单的思想指导下，有几部史都没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这就要求我们整理时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底本。但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取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觉得哪个本子文字好就直接采用哪个，不出校说明。
三是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影响。如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 。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当时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很明显，毛主席时代国史修订的三个缺憾根本不是什么缺憾。“二十四史，体例不一”和容许“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与底本校勘的方式并存等“缺憾”恰恰证明毛主席时代学术上是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而“特别是”时代国史修订强行要求“二十四史，体例统一”，要求必须全部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不容许“不主一本，择善而从” 恰恰证明“特别是”时代学术的专断和霸道。至于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影响，徐俊也不得不承认 “在现在通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何况“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和“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等所谓“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影响”对内容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只能说是一种流行格式，和“特别是”时代公开删改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等经典著作的“政治风气对内容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时代大量公开删改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等经典著作，像著名的毛主席《反暴力拆迁宣言》就因为提到某位领导人搞暴力拆迁而被删除。）可见，毛主席时代的政治风气是尊重学术研究的。
⒋到底是谁造成的文革时期国史修订工作的缺憾？
当然，毛主席时代的国史修订工作也确实有缺憾，最突出地是文革时期国史修订工作停滞近五年。但是，文革时期的缺憾不等于“文革所酿缺憾”。必须弄清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干的还是反毛反文革的人干的。如果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干的才能算是“文革所酿缺憾”，如果是反毛反文革的人干的只能说是“反文革所酿缺憾”。让我们看看采访中所列的文革时期国史修订工作停滞近五年的始末：
1966年，“文革”爆发，整理工作停滞。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治干扰严重，随着戚本禹的垮台，点校班子自然解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新上马。
显然，我们通过上文可以看出，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国史修订工作的，所谓“政治干扰严重”只能是来自反毛反文革的人。文革时期国史修订工作停滞近五年不是“文革所酿缺憾”，恰恰是“反文革所酿缺憾”！
通过上面分析，相信大家对毛主席时代和“特别是”时代哪个时代有利于学术研究，两部《二十五史》孰优孰劣，到底是是“文革所酿缺憾”还是“改革所酿缺憾”有了个初步了解。最后，我想用网友“冰岛沙龙”的话作为结尾：
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文人，软骨头的投机分子，自己不行还嫁祸文革，文革前的工业繁荣和文化复兴又被你们所掩盖和抹黑，你们又怎样解释呢？是不是也在服务于政治啊？是政治的需要吗？你是个披着人的外衣的家伙太可怕了，真正的科学家要都像你一样无用而奸诈，两弹一星永远都上不了天的，中国的重工业、轻工业及农业基础是不是你们几个龌龊之徒用嘴吹出来的吧？别动不动就文革造成的，你怎么不说是商纣王害你呀？
附一：中国重启国史修订工作纠正文革所酿缺憾(图)
http://news.qq.com/a/20100809/000230_1.htm
■ 对话动机
被誉为五千年“国史”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点校本，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但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
2005年，中华书局着手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修订准备工作。今年7月11日，第四次修纂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预计2015年全部完成。此次为什么要修订？如何修订？本报对话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
■ 对话人物
徐俊 中华书局总编辑，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为何重修国史？
“存有缺憾，阅读不便”
新京报：为什么要对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进行修订？
徐俊：先要了解的是，宋元以来历代都有整理刊印正史的传统，形成不同时期的通行版本，如宋代通行的“十七史”、明代通行的“二十一史”，清乾隆时期整理刊刻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是近代最通行版本。
新京报：历次校刻，重点都是什么地方？
徐俊：重点是文字校订和勘误，也有些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如清朝的殿本前后两次校刻，就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进行较多改动，此外，《明史》殿本与库本差异甚大，《元史》乾隆殿本与道光殿本也多有不同。
新京报：最近一次整理是什么时候？
徐俊：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指示下，中华书局组织实施“二十四史”的整理，形成第一部有完整标点校勘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第一次将全套正史从古董书架上请了下来，成为人人可读的现代整理本”。整理工作从1958年到1978年，经历了20年。
新京报：但点校本出齐刚过去三十年，如今为什么又要修订？
徐俊：这主要由于受当时政治、学术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点校本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憾，给读者利用带来不便。
存有哪些缺憾？
“二十四史，体例不一”
新京报：能否详细解释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不足和缺憾在哪里？
徐俊：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1958年，毛泽东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随即在中华书局组织下，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
由于时间比较紧，导致“前四史”的整理方式、体例都不一样。最后只有《史记》赶在1959年国庆前夕出版，其他三种直到1965年才陆续完成。
新京报：其他各史什么时候整理出版的？
徐俊：在整理“前四史”的时候，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也陆续展开，由于参加点校的学者分散在全国各地，时间难以保证，1963年，中宣部发文将各地点校者全部借调到中华书局。那一段没有太多政治干扰，后来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点校体例，在这一时段基本得以确立。1966年，“文革”爆发，整理工作停滞。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要求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但由于政治干扰严重，随着戚本禹的垮台，点校班子自然解体。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重新上马。《清史稿》的点校，虽然1958年就提出了，但真正开始是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恢复后的事情。
1977年底《清史稿》和《宋史》相继付型，次年初出版，点校工作完成。
新京报：其他各史也存在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吗？
徐俊：也有，整理工作历时20年，前后三个时段工作方式、校勘标准都略有差异。
为何存有缺憾？
政治风气影响标点符号
新京报：“文革”期间，当时的政治风气对点校工作是否有影响？
徐俊：这在当时是很难避免的，当时学术界提倡“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具体到点校工作，要求尽量简洁，因此学者们做的很多校勘、考证工作并没有能够在校勘记中充分体现，某种意义上说，点校本并不能全部反映当年工作的实际水准。
新京报：这带来了什么样的实际影响？
徐俊：在力求简单的思想指导下，有几部史都没有采用底本校勘的方式。
每部史书在历史上都有众多不同版本，这就要求我们整理时首先要确定一个好的底本。但点校本中部分史书采取了“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做法，也就是不用某本作为校勘底本，而是多本合校，觉得哪个本子文字好就直接采用哪个，不出校说明。
这是受质疑相对集中的地方，这次修订我们要求每部史都必须确定好的底本，彻底解决“不主一本”的问题。
新京报：政治风气有没有给内容方面带来什么影响？
徐俊：政治风气对点校本内容的实质性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政治对点校工作影响最大的时期，是1967年的短暂恢复阶段。那个时段，要求在点校工作中突出政治，强调连标点符号也要讲阶级斗争，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明史》里这样的一段话：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当时认为“苦我民耳”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新京报：这些都是时代观念的局限。
徐俊：是的，不仅是标点，在分段提行的问题上也讲阶级斗争观点，按照体例应该按年月来划分的，但由于要突出农民战争和农民起义，当时就要求遇到农民起义就提行，如涉及陈胜、吴广、黄巢等人的内容都进行分段提行。现在的点校本《三国志》、《陈书》、《周书》，仍然有未按年月分段提行的情形。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文革”期间，1967年短暂恢复阶段的做法，但这个时段的点校工作，没有形成有价值的成果，所以在现在通行的点校本中没有留下明显痕迹。
重修国史各方态度？
专家呼吁，温家宝批示
新京报：学术界是怎么看待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这些瑕疵的？
徐俊：点校本出版后，学术界有不断讨论的札记文章，甚至有的还写出了专书。
新京报：这次提出修订经历了什么过程？
徐俊：作为点校本的组织实施单位，中华书局一直关注这些意见，也觉得应该趁当年参加点校工作的部分老先生、中华书局参加过点校的一些老编辑都还健在，能够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时候，尽快组织修订。
新京报：做了哪些准备？
徐俊：2005年，我们对1958年到1978年点校本整理过程中的全部档案进行了清理，同时组织专人从编辑角度研究每史都存在哪些问题，形成了调研报告。
新京报：调研报告都提交给哪些部门？
徐俊：调研报告呈送出版主管部门，我们广泛听取意见，还向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季羡林、任继愈、何兹全、冯其庸四位老先生作了汇报，修订工程开始后， 任继愈 先生担任总修纂，另外三位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新京报：老先生们的呼吁有作用吗？
徐俊：在他们呼吁下，2005年11月，温家宝总理和陈至立国务委员分别对修订工作做了重要批示，修订工程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专项资金支持。
修史力量水准如何？
修史水平位于最前沿
新京报：这次修订有多少人参加？
徐俊：这次共有200多名学者参加，大多来自高校，也有来自科研机构、文博系统。
每部史都确定一个修订承担单位和主持人。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这些主持人的学术水平与以前的学者相比如何？
徐俊：目前各史主持人都是各断代史和专书研究的权威学者，这支队伍代表了断代史和基础文献整理的最前沿水平。
新京报：这次修订与三十年前比较，社会和学术环境有什么变化？
徐俊：因时代变迁，学术风气变化很明显，如现在的学术考评重论文、论著，轻典籍整理，对包括修订工程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都有不利的一面，导致参与者难以全身心投入到修订工作上。
新京报：与上次相比，现在研究有哪些有利条件？
徐俊：30年来，在文献研究的深入、善本和大量海外古本的利用、出土的文献、简牍，以及检索技术的进步，都对修史有益。
新京报：对目前修订的阶段成果，你怎么评价？
徐俊：已通过评审的各史样稿普遍受到肯定，我个人对新的升级版本有充分信心。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北京报道
附二：网友热评
腾讯洛阳市网友 HD隔壁是山 15小时前
这就是文人的悲哀。他们就是无事可做了，不然就失业了。
支持[4295]
腾讯网友 老夫 13小时前
中国自以为是的人太多了！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屁股决定脑袋。不要以为就自己掌握了真理，公道自在人心！
支持[2040]
腾讯九江市网友 冰岛沙龙 2小时前
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文人，软骨头的投机分子，自己不行还嫁祸文革，文革前的工业繁荣和文化复兴又被你们所掩盖和抹黑，你们又怎样解释呢？是不是也在服务于政治啊？是政治的需要吗？你是个披着人的外衣的家伙太可怕了，真正的科学家要都像你一样无用而奸诈，两弹一星永远都上不了天的，中国的重工业、轻工业及农业基础是不是你们几个龌龊之徒用嘴吹出来的吧？别动不动就文革造成的，你怎么不说是商纣王害你呀？
支持[1565]
腾讯沈阳市网友 ωǒ蔓榇√ 14小时前
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改史记太胡闹了，就算史记中有错漏，我觉得都不应该改,真实的错漏，比人为地完善好。
支持[1490]
腾讯网友 ～冷々漠 ～ 14小时前
天天只会整没用的,修这个屎那个屎的,快修修堤坝吧吉林现在好危险啊,你那屎以后再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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