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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仰:美国富豪“学雷锋”,中国富豪怎么办?

刘仰 · 2010-08-1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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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富豪“学雷锋”,中国富豪怎么办?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这两位美国富豪搞慈善真的搞上瘾了,乐此不疲多年,尝到甜头多多。最近他们又与其他美国富豪一起密谋开了一个会,然后宣布了会议内容,他们号召“福布斯全美最富有排行榜”上的的400个富豪共同宣誓,承诺在有生之年或临死之际至少捐出自己财产的一半。这一“美国富豪学雷锋”的大运动,不用拐弯抹角,直接就杀奔了中国等地。巴菲特说,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他和比尔-盖茨将与中国、印度的富人会谈,希望这些地方富豪也能像他们以及美国的“富豪雷锋”一样,加入慈善事业。皮球踢过来了,于是,媒体和中国百姓大多都开始嘲笑讥讽中国的富豪,说什么中国富豪没有社会责任心,没有爱心,说中国没有西方的慈善传统,说巴菲特的愿望要落空,等等。在我看来,在这场全球“富豪学雷锋”的运动中,国内绝大多数人,从富豪到学者,从媒体到网民,都念错了经,没整明白“美国富豪学雷锋”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说中国古代的富人。中国古代也有富人,而且还很多,很富。据美国人统计,19世纪时,一个名叫伍秉鉴,也叫伍浩官的中国广州商人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他的财产大致相当于当时美国首富的4倍不到。美国人的统计准不准,这里不去管它。我们只说中国古代的富人有钱了之后怎么办?买一个官是经常发生的事。但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里,富人花钱买官,大多只能得到一个身份待遇,比方说可以穿官服,可以坐官轿,而没有实权。深入一点说,为何中国古代富人为了一个“华而不实”的官名,也愿意大把花钱?这就是用钱换地位。有的时候只能换一个名分,有的时候也不排除换一点小实权。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有钱人除了用这种方式能够有限地影响社会之外,在其他方面,他们很难影响社会,比方说改变社会的某项政策。别说收了钱的政府不允许他们乱插手社会事务,老百姓也不允许。因为,老百姓心里很清楚,一旦社会事务由少数富人说了算,多数穷人就倒霉了。所以,中国古代的富人除了买一个名义上的官位才能极有限地影响社会事务外,剩下的钱,只能自娱自乐,在今天就体现为中国富人的奢侈品狂热。如果中国古代富人要捐款做慈善,那就实打实地捐。这样的人也不少,甚至不一定是“富人”。捐多了,朝廷也会表彰一下,奖个匾之类,但那一定是真金白银地捐,不允许弄虚作假。
    而现在的美国富豪呢?打一个比方,美国富豪说他捐了1万块钱做慈善,实际上他只是把1万块钱存到一个银行的慈善账户上。所谓捐出1万块钱,其实只有这1万块钱的利息用来做慈善。那1万块钱还是他自己的,别人不能用,当然他也不能把这笔钱用在自己身上。巴菲特说他捐出个人资产的99%做慈善,比尔-盖茨也差不多快“裸捐”了,本质上就是如此。比尔-盖茨几百亿的个人资产捐入慈善基金会,没有一分钱本金是用来做慈善的,只有这几百亿个人资产的利息、股息等资本运作的利润可能是用来做慈善的。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还要刨掉资本运作的成本,比方说租一个豪华办公室,高薪雇一些资本运作高手。万一运作不好,所得利润不够当年成本开销,也就不用再拿别的钱做慈善了。这叫什么?这就是拿别人的钱做慈善,其性质相当于歌星说慈善演唱会的收入用来做慈善,一样。为什么歌星不自己掏钱做慈善,而用歌迷的门票钱做慈善?有人会说,那个收入本来也该是歌星的啊?对。但是,首先,如果歌星没有慈善的名头,未必能来这么多歌迷,未必有底气卖那么贵的门票。其次,明明都是歌迷掏钱做慈善,但所有慈善的好名声,都归了歌星。如果不是用别人的钱,歌星自己要花多少钱,才能买一个好名声?看看中国古代的富人就知道了。就算他们花钱买了一个名誉性官位,大多数时候,还是被人看不起,不就是一个臭有钱的嘛!所以,巴菲特、比尔-盖茨做慈善,本质上都是用别人的钱做慈善,而不是拿他们自己的本钱做慈善,他们只不过像歌星一样唱歌几首歌而已,很可能是股民的钱为他们的慈善埋单

    有人经常说西方富豪做慈善来自于他们基督教的传统,因为基督教说,富人不能上天堂,所以富人要把钱捐了,以便死后上天堂,从而证明基督教使西方富人有爱心。这种观点属于自作多情的幼稚。巴菲特号称捐了99%,比尔盖茨号称“裸捐”,如果真的是这样,世界各大富豪爬行榜上还会有他们的名字吗?早都跌倒100万名以外了吧。可他们的名字偏偏还在富豪爬行榜的顶端,在前十名里晃来晃去。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人也知道他们其实没捐,那些号称捐做慈善的个人财产,实际上还是在他们个人的名下。就好比这笔钱昨天存在宋江的名下,今天改到宋公明的账户上,后天又转入了“及时雨”的口袋。捐或者不捐,他们都是富人,这一点始终没有变。他们担心上天堂的事吗?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早就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了,韦伯说得很清楚:从基督教新教徒开始,赚钱的性质就变了,就是为上帝增添荣耀
    西方富豪为何要这么做?还是要从中国古代富人花钱买官说起。金钱常常就是社会权力,但是如何让金钱与社会权利实现对接?这是一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富人苦于找不到这种方式,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堵死了富人用金钱干预社会事务的路子,所以,只能在政府的约束下,走向政府规定的唯一一条道路:花钱买一个名誉。西方富豪捐钱做慈善,本质上也就是权钱交易。一方面像有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只要捐到了慈善基金会,就不用交税,好像连资本运作的收入都不用交税。如果按西方文化的惯例把钱看成是社会权力的具体化,那么,政府不收税,钱少了,等于政府的权力小了。这些权利到哪里去了?通过一个名字游戏,本来该归政府管辖的宋江,现在以“及时雨”的名字,掌握了这部分原该属于政府的权力,坐了水泊梁山的头把交椅。当然西方富豪的雄心远比宋江大得多。这就是西方富豪大笔捐钱做慈善的本质:把自己的钱换一个名号,便换来了社会权力,这比光做有钱人要舒坦多了,因为,地位、名声、影响力之类,光靠钱,很难买个痛快。用慈善的名义,就能立即换来。这的确比守财奴高明。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属于大政府,政府的社会权利最大、最集中,留给社会的自行处理的领域较小,较底层。因此,有钱人即使想权钱交易也只能找政府,比方说收买个别官员,效果可能比买一个荣誉官位要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腐败。但这种腐败一般不至于影响全局,因为从政治格局上说,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一旦出现,要查处,那是天经地义。但现代西方社会主张“小政府”。既然“小政府”,那些在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下本该属于政府的权利,由谁掌握?当然就是富豪。这里没有民主,“美国富豪学雷锋”就是在压缩政府权力之后,大规模占领“小政府”够不到的真空地带的标志。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人,为何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起这么大的慈善攻势?因为奥巴马明显有扩大政府权力的倾向,他们是与奥巴马的“大政府”构想在做较量。
    富人捐钱做慈善,如何实现权钱交易,如何与权力对接?看看与巴菲特、比尔-盖茨不同的美国其他富人就知道了。比方说,布什家族很有钱,他们做慈善吗?没怎么听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不稀罕权力,权力已经是他们家族的囊中之物。再比方说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些美国老牌富豪家族,跟着巴菲特等人起哄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洛克菲勒、福特之类,早就通过捐钱搞慈善、捐钱搞基金会之类的方式,实现了对社会权力的跑马占地。美国有多少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政策,都在这些老牌的富豪基金会控制下?太多了。他们甚至从学校的教科书开始,就有计划地灌输有利于他们的观念和理论,而实现的手段,就是捐钱。这是一种明明白白的权钱交换。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人为何在慈善上跳得比谁都高?因为,他们只是美国富豪队伍中的新贵、后起之秀。他们的这种举动一是与老牌富豪争夺势力,二是向老牌富豪表态。目前看来,比尔-盖茨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美国老牌富豪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接纳了他。他已经成为富豪通过捐钱掌握社会权利的“圈内人”。比尔-盖茨近年来经常到白宫等地演讲,就是一个例子,他已经开始用自己的金钱影响政治权利了。不得不说,比尔-盖茨在这方面的领悟能力还是很强的。
    回到现代中国的富豪。中国的富豪该不该响应巴菲特、比尔-盖茨的号召“学雷锋”?的确已经有这样的人,比方说陈发树,号称捐价值89亿元的股票做慈善。陈发树此举基本上是向现代美国富豪学来的,例如,巴菲特的一些慈善捐助就是股票。有意思的是,陈发树的这一方式,在中国并不被人看好。中国从百姓到媒体都会质疑陈发树的这一慈善行为。相反,另一个中国首善陈光标,看起来捐的没有陈发树多,却获得社会的广泛好评。差别在哪里?陈发树捐的89亿股票,也就是承诺其升值的部分用来做慈善,本质上与巴菲特、比尔-盖茨一样。究竟升值多少,谁也不知道。而陈光标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地拿出了超过10个亿。从个人资产与做慈善的资金比例上说,陈光标可能都超过了比尔-盖茨,把陈光标称为“世界首善”可能也问题不大。因为陈光标捐出去的钱,没有玩宋江改名及时雨的游戏,而是每一分钱都到了需要的人手中,这些钱再也不姓陈。而比尔-盖茨捐出的钱,依然姓“盖茨”,这些钱没有到需要慈善的人手中,这些钱怎么花,权利依然在“盖茨”那里,盖茨只是许诺把这些钱的盈利用来做慈善。
    所以,巴菲特、比尔-盖茨踢给中国富豪的球,其实是一场经验的传授,他们要教育中国的富豪们,不要学傻乎乎的陈光标,把钱都花在真的搞慈善上,打了水漂。而要学陈发树,虽然陈发树悟性未必够,但架势上已经有点模样,只是还没做到让捐出去的钱给自己换来更大的利益。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传统文化使得中国的富豪没有通过金钱控制社会权力的经验,只会自娱自乐烧钱玩奢侈。中国富豪们如果有比尔-盖茨的领悟能力,就应该立即响应巴菲特、比尔-盖茨的号召,用更高级、更隐蔽的权钱交易方式,把自己手里的钱,变成真正、直接、永久的私有权力。举个例子吧。某个生产食品的企业,按常规,要受政府质量检验、定价等方面的控制。如果它像美国富豪一样假装学雷锋,就能把质量检验、定价等原属政府的权利永久性地变成自己的。所以,那些临时花钱贿赂的权钱交易手段,在世界水平面前,早已经落伍了,老掉牙了。临时花钱贿赂,那叫腐败,就算关系再铁,官员在位也有期限。而用假装学雷锋的慈善手段,就能把权力永久性地私有化,管你官员是谁,那是我定的。连点头哈腰、低声下气的腐败都没了!学会这招,比那些MBA、EMBA之类的虚名有效多了,交多少学费都值。如果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是一个彻底被富人控制的国家,中国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权力都会转到富豪们的手中,连政府都可以控制、操纵。

    但是,即便部分中国富豪有这样的领悟能力,他们能够实现吗?实际上,陈发树的遭遇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使得中国人对此有天生的敏感。一旦巴菲特式的“雷锋”在中国真的出现,中国人不由自主地就会质疑。这也是我认为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的原因。因为,这表明中国的传统还没有彻底消失。所以,我们又听到一些学者说,要让中国富豪大手笔做慈善,首先要改变制度和观念。这话的深刻含义就是,要彻底断了中国传统的根,绝了中国传统的种,那样的话,未来的中国才有可能像美国一样,真正变成富人的天堂。我不知道中国的老百姓能否懂得我说的这番道理,如果理解了我的意思,那么,中国富豪是否该学巴菲特、比尔-盖茨那样的“洋雷锋”?或者说,我们能允许他们这么假装学雷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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