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假扶贫真帮富
张凤耀
本人在“扶贫主体”短文中提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扶贫是政府一项重要职能。所以，扶贫必须以政府为主体；不能委托给民间组织，更不可推给民间。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又在“扶贫目的”短文中提过，社会主义国家，扶贫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社会主义目的。
还在“扶贫方式”短文中提过，为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共同富裕，不能让贫困农户单打独斗，必须由政府引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因地制宜进行合作开发。
为此，政府要出资金，出人力，并承担风险。否则，就不是人民政府。
政府是抽象的组织，要实施政府措施，都得靠人。这些人，过去叫干部，后来叫官员。扶贫要取得实效，有关官员既要德才兼备，又有健康的身体素质。
如今，德才兼备官员，并不很多。因为有三类官员，不符合扶贫的德才兼备要求。
第一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在官员队伍中，拥有各式经营资产的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投资人、资本家等，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既有明的，也有暗的；既有大的，也有小的。譬如，原广东省东莞市委书记欧阳德、中山市长李启红等等，都属这类；官位有比他们更高的，也有比他们低的。到如今，已难计其数。
第二类，他们本身虽不具有明显经营资本，但他们是各式雇主、老板、庄园主、企业主、投资人、资本家等的代理人。譬如，广东省原纪委书记王华元，公安厅长、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陈肇基等等。还有，不为贫困人群医疗服务的卫生机构、制造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教育机构等部门的一些官员，也属这类。所有代理人，都只为富人谋利、服务。
第三类，“三证官员”。八十年代后期出现时，叫“三证干部”。后来，大概“干部”一词被冷落，改叫“三证先生（女士）”。所谓“三证”，是指这些人，第一，拥有外国护照或居留证（身份证）；第二，有外国资产证（一般是投资移民）；第三，有国内公职证，是国内公职人员。拥有三证的公职人员中，很多是各类官员，这就是所谓“三证官员”。“三证官员”唯一信仰是个人利益。他们从拥有外国护照（向入藉政府宣誓，忠于新入藉政府，不忠于原出生国政府）起，已背叛了出生的祖国，自然不再对祖国和人民有兴趣。
上述三类官员利益，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不一致，故民间常把他们统称为“走资派”（第三类，其实又是汉奸、卖国贼）。
扶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但与上述三类官员利益不一致，甚至相反。可他们表面身份又是官员 ，不能公开说不支持或反对扶贫。因而促使他们对扶贫工作，只是做做样子，喊喊口号。十足像个第三者或旁观者。这可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看得很清楚。
譬如，有的地方扶贫方针是，叫贫困者不要“等、靠、要”，要“自力更生”。官员们实际上就是袖手旁观，不扶贫。
又如，有人在不长时期，在贫困农村人口中制造出48.5%的文盲率。制造出来以后又不理不睬；宁可让学校学位空缺，也不让打工者孩子入学，非收高价“借读费”、“择校费”等，这个费那个费不可。把穷孩子拒于校门外。
再如，公立医院，用征收每人每次300元的挂号费，排除为不富裕人群服务，让贫困者“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可谓是，医院大门朝人开，有病不富莫进来。这类医院 ，与上述教育机构类似，其头头也属只为富人谋利、服务的“代理人”。
金融扶贫，只给大户贷款，不给贫困户贷款。还有所谓“扶贫基金”，名义上作扶贫贷款用，实际上大户可贷10—100万元，贫困户只能象征性贷给3000元。都为大户服务。
某些官员，表面上去看望贫困家庭，开口闭口都是“去打工！去打工！”明知打工的最低工资满足不了生存需要，仍然这般大喊，目的是给“富士康”们提供数量更多的廉价劳动力。贫者贫到死，与他们无关；他们仍然西装革履，风风光光，装模作样，溜溜晃晃。
如此这般，走资派所谓扶贫，其实都是假动作，不会有实效，只会越扶越贫。到头来，社会会变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文盲一大堆，病人倒路边。
真要扶贫帮困，政府必须动真格，出政策，出资金，出人力，担风险。官员们要出真情，出气力，出智慧。只有动真格，才能有实效。起马得让贫困人群能过上温饱生活，孩子能上学，有病可得到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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