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迫切需要大战略：一篇直指要害的好文章
——评《用大战略打破中国的外交被动》
有关中国的国家战略，有关中国的对外政策，长期以来，国人都是只能讲好不能说坏，坦率地说，只有唱赞歌的份儿，不管中国的战略环境是怎样日益严峻，我们都得赞美说是在下一盘很大得棋，都得说有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高超的能力，并欢呼我们迎来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也不管中国的外交有多么被动，是怎样的护头顾不了腚，我们都得赞叹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并要为此而陶陶然、欣欣然。其实，在当代中国，各行各业各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也大体如此，基本上都是成绩99.9%，缺点不足只有0.1%，这大概也可堪称是我们能有幸躬逢的时代精神吧。
但是，《环球时报》9月17日发表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郝雨凡先生的题为《用大战略打破中国的外交被动》一文，却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好文章，这篇文章直指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要害。
首先，如文题所示，该文鲜明地指出，中国的外交是被动的。
该文说，“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扮演世界级的角色。”笔者以为，郝先生遣辞用句非常讲究，也非常客气，首先肯定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这话听起来当然让人舒服，达到了“忠言顺耳”的高境界，但接下来笔锋一转，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外交被动的现实：“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扮演世界级的角色。”其实，这也是客气话，给国人留足了面子。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国就一直扮演着很称职的“世界级角色”，难道七十年代中国同两个超级大国分庭抗礼，推动全球战略格局出现“大三角”稳定结构，这还不是“世界级角色”吗？只不过后来的情况是每况愈下、不断滑坡，直到今天也难以改观，说今天因为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没有做好准备”，不过想让国人能下得台阶而已。
第二，该文尖锐地指出，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目前中国没有相应的“大战略”。
“和平发展”的提法不是大战略，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批判！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的“和平崛起”，其实“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的色彩”。也就是说，看似深奥，实则肤浅，平庸得谁都可以用，拿到哪儿都可以用。正如该文指出的那样，“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对任何国家都适用”，说白了就是没用。真正的“大战略”应该是“基于手段和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行动规划”。
不但提出了什么是“大战略”，而且着重指出，“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这就是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要与时俱进，也要不断赋予时代的新的内涵和新的实现方式。古语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只有这样，才能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最后，该文还直接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发人深省。
没有“大战略”，结果一定不妙。该文尖锐的发问，现阶段的中国，“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如需对付美国，我们需要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等等。类似尖锐的问题，该文在一个段落之中就一口气地提了13个之多，无一不是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在笔者看来，这简直可以称之为新时代的“天问”。能问出这样尖锐深刻的问题，足见对天下大事的关心，足见深深的爱国情怀。虽然该文只是含蓄地说，“学界和政策界应开始讨论”，但实际上，这哪里仅仅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的外交就一日无法改变“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付的局面”，“中国的安全、经济、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就不能“更好地与外交利益相衔接”。
通读下来，笔者深为这一篇字字发乎心、句句发乎真的文章所振动。曾几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以掌握批判武器、遂行知识的批判功能而自豪自傲，可环顾当今，几曾还能见到这种精神行诸于世呢？迎奉拍马大行其道，号称国际化、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皈依西方理论思潮、成为西方理论说教好学生者有之，依附强权霸权为之鼓与呼者有之，鼓噪什么“中美之间进入了互相塑造的新时期”、“两国两军应该互相确保依存”等等，一副情愿当人家奴仆的丑模样，而敢于质疑西方、挑战霸权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在中国还有几何？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哀，难道面对这样一篇直指要害的好文章，宁不自愧？
所以，建议大家把这篇题为《用大战略打破中国的外交被动》的文章认真地读上一读。
附：用大战略打破中国外交被动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一下子被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然而，中国似乎并没有做好准备，去扮演世界级的角色。
中国外交政策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的大战略来反映中国变化了的利益，更没有全球性的设想和布局安排。在一些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往往缺乏系统连贯的战略眼光，有时举棋不定，态度模糊，在处理政治、安全和经济政策上缺乏协调，有时甚至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这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真实意图的猜疑，不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有大战略，就是 “和平崛起（后改为“和平发展”）”。然而，这些提法并不是大战略，因为它们不具备大战略的特质，而仅是对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的防御性反应，具有辩护的味道和外交理想的色彩。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曾经是反两霸时代的历史产物。它可能适应那个时代中国特定的外部环境和内政需要，并对实现当时的战略目标起到过权宜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以不结盟为主要特色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作为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出发点的话，我们可能会自缚手脚，干扰全方位谋求国家利益的努力。和平发展（崛起）是自我行为的一种宣示，但作为国家对外大战略，却缺乏指导性和操作性，因为和平发展对任何国家都适用。
“大战略”的提法早期与战争有关，后来通常被最广义地看作一个国家和民族“基于手段和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全面行动规划”。
大战略虽然较为宏观和倾向于指导性，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它应该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顾及到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性和别国的不同利益，以及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弘扬一种价值观的同时，大战略不能只在描述一种空泛的美好理想。它必须能够实实在在地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最大的外交利益是为改革开放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那么今天，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中国所要求的外交利益应更上一个层次。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的首要利益仍然是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持政权和内部稳定。问题是这些基本利益是否已经得到保证，如有威胁，来自何方，威胁多大，在何种条件下可能升级甚至爆发。中国的崛起说到底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全面赶超。随着民众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日高，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吸收并利用外部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国民日益增长的对经济、社会和精神的需求。
目前，我们仍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学界和政策界应开始讨论，中国希望看到怎样的国际体系？如需对付美国，我们需要怎样协调与周边和主要大国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利用外部世界的变化为我所用？怎样尽快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我们要不要争做世界老二？做世界级领袖有什么好处？又需要多大的成本？要坐稳世界老二应有怎样的配套战略？现阶段对美国霸权是批评还是接纳？是竞争还是贴近并附和，对西方掌控的话语体系是参与还是挑战？在国际关系中是努力维持均势还是应该重点结盟？在亚洲是要地区稳定还是要区域领导权？对国际组织的变革呼声，是支持还是观望甚至抵制？
缺乏大战略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简单地就某个事件做出反应，中国外交就只能成为一种“斡旋”，无法串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应接不暇的国际事务之间的各种关系，从而使总体外交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被动和穷于应付的局面。在机会出现时，也势必无法及时抓住。我们不能因为担心别人的顾虑而不做长远和通盘的战略设计和大场景的思考。时代已经变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应与时俱进，如何尽快建立一套系统的、自洽的、基于全局考虑和通盘谋划的国家对外大战略，使得中国的安全、经济、政治、科技、能源、教育、文化等利益更好地与外交利益相衔接，已经迫在眉睫。（郝雨凡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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