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一兵:
如果说爱国一定要有“理性”之分的话,那么与“爱国”相称的“理性”,就是要认清民族文化与精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维系的灵魂,不能贪图一时苟安而阉割一个民族的斗志;认清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不能因为一时的弱小而丢弃一寸土地;认清开放与合作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的手段与途径,不能因为一时的落后而牺牲民族的根本利益。
每到关键的时候,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呼喊理性,分明是要把爱国的激情火焰扑灭,对这样呼喊理性的,我只能称它为汉奸。
历史证明: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叫嚷“理性爱国”实则祸国
: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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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但凡中国与外国出现某种冲突,国人群情激愤之时,就会冒出“理性爱国”一词。这不,中国公民被日本非法抓捕,有人担心民众一声抗议会让友邦惊诧了。也同样是这种人,如果国外出现反华言论或集会,除了自责“友好交流”不够之外,还要恭称那是声音多元化的民主表现。看来,中国人不能惊诧于外人,也不能让外人惊诧。
让人讶异的是,我们的领土被占,渔民在自己的领海里被抓,却要顾忌什么国际形象,绝不能抗议;而日本人却因为中国不接受被侵略,可以游行示威,烧我国旗,侮辱中国领导人。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理性爱国”?而人家又是什么呢?
历史上一味的“理性爱国”就是腐败无能
若深究“理性爱国”含义,其实没有多少人能够准确解释出来的。因为,他们的概念只能在过去时态与将来时态说的通,即你为什么落后了,或你要怎么样强大起来,却从来不能解答现实问题。
假设你问日本打算强占中国的钓鱼岛怎么办?“理性爱国”者只会说,你只有强大起来才行;似乎贫弱了就应当任人宰割。但如果再问,日本现在要加强钓鱼岛军事控制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表示并不否定正常的斗争,但却又要反对采取“激进”的方式。
是理性、还是妥协?是爱国、还是误国?历史对此已经作了最好的注解。当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不冲突”政策,以俟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但在之后七年的时间里,“国联”对日本的谴责是一纸空文,而国民政府却仍一心忙于内战,直至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方才认为到了最后牺牲的关头。在此一阶段,任何反日言行都被视为“过激”行为,“理性”没有解决问题,却遭至更大的付出与牺牲。
实际上,这种“理性”不过是一块“腐败无能”的遮羞布罢了,甚至就是一张“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幌子。
历史上一味的“理性爱国”就是祸国殃民
历史上,英殖民主义者用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清政府却禁不得烟,禁了就挨打。那么号召人民抵制鸦片行不行呢?清政府也不敢,因为那么做了,就会友邦惊诧。于是对主张禁烟的官员遭到消职并流放,对反抗外来侵略的百姓进行镇压,割地赔款、交出海关,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妥协与投降就成了“理性爱国”。这样妥协的后果,使一些官员士绅、地痞恶霸都卷入鸦片生意,搞的国困民穷,一个民族被整体谑称为“东亚病夫”;直至民国时期,西南一带的地方部队都成了“双枪兵”。
由此可见,对待一切邪恶,真正“理性”的态度,就是彻底清除它。否则,它不仅不会自动消失,而且会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尚,甚至成为一种剥削他人利益、奴役他人精神的工具。
对侵略势力进行妥协,能够让国家强大吗?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也搞起了“师夷人之长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好景不长,八国联军又打上门来,再用妥协与投降的“理性爱国”求得清王朝的一时苟安。在此背景下,一批抱着实业救国志愿的民族资产阶级应运而生,然在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力的统治下,处境艰难,最终在日本军国主义刺刀下,矿藏、交通、纺织等国计民生产业全部落入日资垄断之手。就其根源来说,失去独立与尊严的民族,必然导致政治腐朽、经济掠夺,文化上奉行洋奴哲学,对外谄媚、对内强权,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走上强盛发展道路的。
中华民族最终还是靠一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赶跑了帝国主义,才真正地走上了独立与自强之路。
一味鼓吹“理性爱国”就是变相的投降论
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事实,明摆着放在那里,而不同的人从中汲取的经验与教训却是千差万别。就天天嘴上挂着“理性爱国”一词的人,不知道如何评价林则徐?是不是他不力主禁烟,就没有鸦片战争了?如果是这样,那他的行为定然不是“理性爱国”了。蒋介石固执“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却没有求团结、凝民心、蓄国力、抓军备,而是不放一枪一弹地放弃东北,把本已困顿的经济、军事资源投放到内战战场,为自己的小集团血拼独裁地位。他究竟是“理性爱国”、还是误国祸国?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全国各党派、各地方与各阶级抛弃仇恨,共赴国难,就只有亡国灭种的结局。
谈“理性爱国”的人,嘴里的腔调从未有过丝毫的进步,至少还无法达到汪精卫的高度。无非是打不过,打起来损失更大,弄不好会亡国,可以在发展中求自强、求独立。汪精卫连政治主导权都要“咨政”日本,经济、资源都给予日本优先权,文化上倡导着“中日亲善”,不知他出卖了国家之后,还如何能让中国自强起来?就像今天的日本军事,再强大,能强得过美国?能逃脱美国的控制?
实力论,从理论与战备角度来讲,是正确的;但所表达的含义,只是如何构建自己的实力与技术优势,至少是建立自己的不对称优势,以确保不被侵犯、或减小斗争的损失。如果把它作为战争的决定论,从逻辑上来讲就站不住脚。因为,战争双方的整体技术与实力总有一方处于劣势,按照这种观点去理解,弱者在强敌面前只有气竭力衰,强手自然不战而征服天下,人类就不应该有无休无止的战争。但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小击大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历史的中国农民起义都是起于微末,而荡涤九州。中国近代武装革命斗争的起源,无论是规模实力、还是技术装备,都属于“星星之火”。实力论,在这里所衡量的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以弱击强、以小博大。由此可见,妥协与投降从来不是高明的“理性”认识。
一味鼓吹“理性爱国”就是对民族未来的扼杀
今天不乏打着“理性爱国”旗号,行误国、祸国之实的人。譬如前年零星出现的抵制“家乐福”事件,有人就跳出来冷言冷语,所谓影响招商引资环境啦,损害消费者利益啦,影响一大批人就业啦,等等。实际上除了第一条有逻辑关联外,其它的尽是不着边际的理由;价格竞争是商业行为,就业规模依赖市场空间,这都不取决于某一个商业企业。就是第一条也是不靠谱的,惩戒参与支持分裂中国活动的企业,并不影响守法经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反可以让境内外资企业懂得尊重中国的国家主权与法律,这样才符合互利共赢的开放目标。现在,又有网络消息称,家乐福人为提高中国企业产品上架费,制造不平等竞争,显然又是违反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看来让他们零代价侵害、亵渎中国,就是误国、卖国行为。不知道宣扬“理性爱国”的人又是怎样评价?我想,奉外资为“洋大人”的洋奴意识,才是问题的根源。
“五四运动”时期,爱国青年也发起了“抵制日货”的倡议与行动;历史的评价是,这是反对买办势力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爱国运动。今天,日本如果强占我钓鱼岛,如果青年们再来一次抵制日货,他们还算不算是爱国的呢?既然中日战争不够“理性”,抵制日货也不允许,甚至文明的抗议行动都会影响国家形象,那么“理性爱国”的人,有什么办法收回钓鱼岛?这与不能禁鸦片、又不能抵制鸦片的尴尬,有什么区别?
我想,“理性爱国”的人大概要说,静心发展,强大起来了,什么都好办了。还是貌似有理,想起来可笑的逻辑。这可能吗?一个国家的国威、国格不存,除了不断伤害国民的民族自尊心,让更多人选择移民、或走向麻木与堕落之外,就是让更多的国家学会用强权与中国说话。清朝之软弱,换来的不过是更多的强盗与他们更大的欲望,丝毫没什么强大起来再斗争的可能。从摆脱现实危机来看,“理性爱国”者无非是主张继续用国家命脉去伺候豺狼,求得一时之安;但是,不断地伤害国本之举,能够让国家强大起来?
结 语
“理性爱国”的要义是“爱国”二个字,出卖或拱手相让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行为,都不是爱国;理性,就是一个正确的策略与恰当的方法问题。如果把“理性爱国”等同于“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卑躬屈膝、无所作为”,实际上就是误国、卖国。
鼓吹“理性爱国”的人,貌似为了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反动盲目排外思想、反对激进暴力行动,而主张的内容无非是妥协、忍让,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是一种懦弱、自私的性格表现;甚至于从本质上就是维护外来干涉主义,挟洋自重,或充当买办分子,中饱私囊。鸦片战争之后,整个民族几乎被驯化成洋奴,崇洋媚外心理遗毒至今;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多如牛毛,今天却兴起为“汉奸”正名之风。其实,云遮雾罩的美丽谎言,都经不起历史与事实的检验。只不过动辄“理性”的人,用时髦的名词掩盖真实面目与内心惶恐罢了。
如果说爱国一定要有“理性”之分的话,那么与“爱国”相称的“理性”,绝对不是软弱无力、丧权辱国、投降卖国的含义。这个“理性”是什么?就是要认清民族文化与精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赖以维系的灵魂,不能贪图一时苟安而阉割一个民族的斗志;认清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全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不能因为一时的弱小而丢弃一寸土地;认清开放与合作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的手段与途径,不能因为一时的落后而牺牲民族的根本利益。顺着这个思路理解,可以有很多的演诠。
舆论影响观念,观念决定行动;被人讥笑的“口头爱国”也是一种观念的表达,是爱国舆论氛围的创建,很有必要。它可以让误国者、卖国贼遁出原形,开口必遭批、伸手必被捉;激励贤能之士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至少可动员国人尽可能多地支持民族文化与物质产品。民心强,则国强;上下同心,其利断金。道理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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