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人权”一词在中国越来越盛行，人权分子在中国越来越多，对此，有人大声叫好，说是国家和社会进步了。但其实，我们看看时下的中国社会治安越来越混乱，人民群众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劳动越来越被人鄙视，却不能不说这是“睁着眼说瞎话”——这是进步吗？明显的大倒退！而这个倒退成因是多方面的，“人权”风行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原本对“人权”是不屑一顾的，这绝不是像右派分子和西方国家造谣所说她不重视人民的权力，相反，她赋予了民众最广泛的权力——通过取缔剥削和压迫制度，赋予民众生存权；通过提供劳动就业岗位，赋予民众劳动权；通过分田、分地、分房，赋予民众土地使用权；通过实行中小学义务教育、降低大学学费，赋予民众受教育权；通过公费医疗、降低药价、培训农村赤脚医生，赋予民众医疗卫生权；通过提拔使用工人、农民担任国家干部，选拔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担任人大、政协代表，赋予民众参政、议政、从政的政治权，让数亿人民实现了生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学有所成、政有所立，概而言之，即是内容极其广泛的“民生”。而党和政府之所以不屑于“人权”，而是这个词是西方列强惯以攻击我们的专有名词，而且是有名无实——西方标榜自己的人民拥有广泛的自由不受侵害，但却存在剥削和压迫制度，造就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穷人生命无保障；医疗费、学费、房费奇高，穷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当然因文化水平问题，也议不了政、从不了政；企业和土地都是资本家和农场主私人的，劳动就业没有保障性。因此，西方的“人权”保护民众的劳动权、土地使用权、受教育权、医疗卫生权、政治权不受侵害，但穷苦民众却无法享受，“人权”成了地道的虚壳。我们党和政府不屑此词，就是要从根本上与西方虚假的民主、人权作根本的决裂，以推进自己与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民生”。
“民生”和“人权”的界限，原本是如此壁垒分明的，七十年代以前的人大多洞悉得很清楚。但很不幸，国家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受西方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年轻一辈人越来越糊涂，特别是长期受政府压制和打击的右派分子、犯罪分子与国际反华势力出于各自利益需要——右派分子要建立自由剥削制度、犯罪分子要摆脱政府打击、反华势力要推翻中国政府，而相互勾结起来，一面引诱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作奸犯科，一面恶毒抹黑、攻击党和政府，利用年轻人的糊涂、良莠不分，老一辈国家领导人不屑于“人权”的辞藻，现今领导者缺乏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宣传部门又是不明事理的政治糊涂蛋的弱点，搬出表面辉煌灿烂实则充满谎言与虚伪的“人权”，开打“人权”牌，大搅浑水，误导国家围绕西方的“人权”指挥棒翩翩起舞，开始了中国社会的混乱史——社会治安混乱、人民地位急降，“人权”实在是一剂穿肠毒药。
其一，转移了国家对民生的关注。承上所述，我们的党和政府原本是高度重视民生的，关注的是人民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上学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等等，而这些都是普通民众生活所必需的。当然，受百年战争造成的国力虚弱、经济凋敝、西方封锁和各种政治势力集团篡党夺权的影响，这些问题解决得不是很好，甚至走了弯路，但公社食堂、“大寨”精神、“红旗渠”工程、农村赤脚医生等诸多现象的存在，充分印证了党和政府是把人民的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的，是真正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行“人权”后，国家把注意力转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上来，让民众自由发展，国家不加限制，像西方国家那样开始玩“虚”的，结果造成资本家急剧增多，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工人被迫下岗失业，农民被迫四处流浪打工，制造了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同时拉动学费、医疗费、房费自由而迅速地攀升，搞得穷苦民众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民众走上了自生自灭的道路，政府不再关心其生老病死，这难道不是“人权”的毒害所在吗？
其二，颠倒了“大”与“小”的秩序。“民生”注重的是民众整体利益，即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着眼于大；而“人权”关注的是个人，关心单个个体利益不受侵犯，着眼于小。二者的区别，究其实也就是如何看待“大家”和“小我”的关系。国家强调民生，把“大家”高于“小我”，注重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我为人人”为出发点，鼓励人们为了“大家”而牺牲“小我”，结果培养了大批公而忘私、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的焦裕禄、雷锋、王进喜、张华等先进英模人物，弘扬了社会正气和民众道义，并能在相对贫穷的情况下引导人们实现和谐共荣、尊老爱幼、不淫不盗、无私奉献。国家强调人权后，把“小我”高于“大家”，强调“人性”（其实是兽性）和人身自由，使人们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由集体、国家转向个人，形成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狭隘自私观，人人强调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漠视他人、集体、社会和国家，造成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严重错位，结果培育了大批贪官污吏和范跑跑等极端自私自利之人，导致社会道德观念、舆论风尚、价值取向迅速恶化、畸形发展，让人们变得自私自利、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淫盗风行，这难道不是“人权”的毒害所在吗？
其三，恶化了社会治安。“人权”强调个体利益不受国家侵犯，哪怕是犯罪分子、凶残敌人，也要对其讲人权。这样做，表面看是维护了人人平等的所谓“公平”，让每个人都充分享受到了做人的权利，实则失去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颠倒了几千年来人们固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观念，不仅失去了法律威严，弱化了法律惩治犯罪的作用及效果，而且消除了“犯罪可耻”的舆论氛围，混淆了人们头脑中的是非标准、荣辱观念。让坏人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大大降低甚至消除了他们的犯罪罪恶感，膨胀和助长了其继续犯罪的变态心理。同时，它让好人看不到坏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失去了警示作用，产生犯罪无所谓甚至犯罪有利有理的错误思想，乃至也去做坏事和犯罪，为利己而不惜损人，结果造成今日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猖獗横行、犯罪率奇高不下的混乱局面。特别是对于扫黄、赌博等问题，之所以屡禁不绝，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对从业者讲人权的结果，如果对卖淫嫖娼者、赌徒们都能像深圳公安那样游街示众，或者再严厉一些到其家乡游街示众，那这个社会还有多少黄、赌、毒呢？让坏人嚣张，让好人受害，恰应了“对坏人讲仁义，就是对好人犯罪”的老话，这难道不是“人权”的毒害所在吗？
其四，混淆了社会视听。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党和政府里出现坏人坏事，原本正常，而且一旦出现了，这些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样的道理本来十分明朗，然而，推行“人权”以来，社会舆论一再颠倒，经常把党和政府里的坏人侵犯群众利益的个案，提高到“侵犯人权”的高度来看待，结果不仅混淆了舆论视听，转移了民众视线，而且严重侵害了民众的整体利益。譬如警察持枪行凶，这本是个案，属于执法犯法，惩处起来要罪加一等，然而经新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一忽悠，就成了警察侵犯人权的问题，把整个警察队伍都抹黑了，弄得警察统统收缴枪支，除非批捕重大案犯，一般不得佩带枪支。这对于受害者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种尊重，但对整个民众却成了一种极大祸害，因为警察不佩枪，就无法应对街头突发的重大恶性犯罪活动，特别是黑社会犯罪活动，这就有了警察面对持械行凶的歹徒经常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而且时间一长，歹徒气焰更嚣张，更多的好人受害更严重。烟草稽查人员查处烟草走私活动，遇到孕妇烟草贩子撒泼，双方发生撕打，媒体和互联网也将其上升到政府侵犯人权的高度来讨论，结果引发烟草执法部门检讨执法方式，不再轻易上路稽查走私，造成烟草走私猖獗，并加重了因吸烟带来的火灾、疾病等社会成本。城管部门更是如此。一旦城管人员发生惩戒不服从管理的刁泼凶悍之徒，我们的舆论不是从净化城市环境的立场考虑问题，而是立即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将问题定性为城管侵犯人权。结果又怎么样呢？逼迫城管不断立法约束自己的执法行为，使其一步步由严格执法变成人性执法，再到松软执法，最后变成不执法——城管不敢管了。但这于城市何益？于绝大多数的城市居民何益？城市更乱了，市民倍受其扰……照顾了某一个，祸害了大多数，用局部利益换取整体利益，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之上，这难道不是“人权”的毒害所在吗？
人权分子搅了浑水，祸害了人民、社会和国家，却还在那里沾沾自喜，以民众的“救星”自居，疯狂乱咬，这是一种什么行为？猢狲穿衣戴帽而已！人是装出来的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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