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阅读《大外交》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正值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之中。出于实力政治的考虑，当时的布什总统不得不在对华关系上表示出某种妥协，使得在布什任期内中美关系有了所谓的“缓和”——中美洲、G2这个词就是在布什任期内被提出来，直到现在还被某些无脑分子津津乐道。而今，随着奥巴马的战略转移，美国的重点逐步转向了中国周边地区：即在西南地区控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东北地区联合日本和韩国，拉拢俄罗斯和印度，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利用在中亚国家的军事基地，全方位、多层次地对华展开战略包围。这时候重读美国老牌外交官基辛格的《大外交》，心中的沉重更添一分。
在金灿荣为之作的序中，他认为这部书“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一本美国外交史专著……一本政治学理论……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承认：“在国策和战略领域，自古以来，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汉的《海洋论》和基辛格的《大外交》等非常引人注目。”实际上这几部著作恰恰反映了西方国家近500年来的政治斗争常态：基于实力的政治理念、以军事为后盾的博弈手段、谋求全球控制的资本运作，当然最重要的还有看似高尚实则龌龊不堪的普世精神——不论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还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但是一切却均可以用一个“争”字概括。
（一）秩序
然而，在基辛格所著的这部书中，一以贯之的却是“秩序”：全书以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开始，以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终结。在第一章中，基辛格区别了美国同欧洲外交传统的差异，在他看来，美国和欧洲诸国不同，它难于接受均衡观念，他写到：“权力均衡……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在人类历史上实不多见，在西半球从来不曾出现；……在人类绝大部分的发展过程和历史演进当中，帝国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型态。帝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它期望把自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帝国用不着权利均衡，这便是美国在美洲……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美国传统上奉行孤立观念，然而美国立国不久，门罗总统就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在此之后的100年时间内，美国坚持“萝卜加大棒”的门罗主义，不断推行西进政策，并且多次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从印第安人和墨西哥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美利坚合众国从一个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张到毗邻太平洋的大国。美国所谓的“光荣孤立”，并非不参与对外交往，而是特指不参与欧洲的纷争，由于地理因素，欧洲强权的注意力难以集中于当时还是荒凉之地的美洲，这既给美国“无意在某个国际体系中运作”创造了条件，又给美国“把自身建立为一个国际体系”提供了机会。美国在美洲所建立的秩序恰恰是一个帝国秩序：远离诸国均衡体系、只提供帝国强权。因此，权力均衡不是美国外交的传统，美国外交的传统是一元强权、不受他国干涉而不断干涉他国。虽然在二战之后美国彻底放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是却强化了美国的帝国外交传统，随之而来的是所谓的两极对峙局面，这恰恰是两个帝国之间的对决，和中国战国时期秦齐两帝对峙如出一辙。所以说，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一元体系是美国立国以来的传统，今天的美国政策仍然有深厚的门罗主义底色。如果说碍于美国当时的国力、地缘政治，美国总统门罗还只是声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么今天的世界格局完全是“世界是美国人的世界”。
在这方面基辛格是坦诚的，他毫不讳言美国的帝国主义构想，这打破了均势外交带给人们的幻觉。在全书的描述中，自黎塞留推行现实主义外交以来，欧洲均势一直受到强权的冲击：先是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的崛起，继之以俄国对中东欧的染指，更有俾斯麦促成的德意志帝国兴起，使得欧洲均势日渐瓦解。俾斯麦虽然有意识地防止德国招致同其他列强的冲突，然而德国深厚的军国主义传统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扩张欲望还是将德国卷入一战，一战的爆发彻底宣告了英国的大陆均衡外交的破产，从此列强均势变得渺渺无期。经过二十年的休战，德意志第三帝国进一步摧垮了欧洲均势，直接导致欧洲的衰败，欧洲成为了美苏对峙的主战场，随着两强模式的结束，世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世界仍然在动荡中。西方的外交史几乎可以视作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翻版，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是周天子衰落——礼崩乐坏诸国纷争——区域强国出现——魏国强盛——秦齐对峙——秦国独大，那么西方的历史则是天主教会衰落——文艺复兴诸国纷争——区域强国出现——德国崛起——美苏对峙——美国独大，这种历史的对比非常有趣。
（二）价值观
然而盗亦有道，文明时代终究不能如当初的荆楚王那般宣称“我蛮夷也”，然后武力入寇中原。自诩为文明人的美国人的外交政策还需要一定的价值观加以包装，这也是一切文明的传统，基辛格以为“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自诩与众不同，在外交上形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坦言之我以为基辛格所讲的这两种态度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矛盾，不过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面：己所欲则施于人。换言之就是今天常说的推销普世价值观。
但是基辛格很快就消解了我的茫然，原来基辛格所说的不同指的是认为美国只要做楷模就最够了和认为美国应当主动出击推销自己的民主价值的不同，前文中的矛盾是半通不通的台湾译者的问题。但是“这两派学说都把民主、自由商业活动及国际法为基础的全球国际秩序视为当然”，其结果就是这令美国人相信“如果世界真心想要和平，就需要接纳美国的道德处方”。何谓道德的良方？不过是民主政治、自由贸易、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罢了，在这个观念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多元化的产物。在美国从孤立主义走向传播理想主义的过程中，威尔逊总统是个不可不提的人物，基辛格写到：“威尔逊真正掌握了美国外交动机的主要脉络，其最根本一点便是，美国完全不把自己当一般的国家看待……美国人民始终不变得信念是，实践及发扬民主自由是美国与众不同的根源”。然而一战中美国几乎是以发战争财的方式看待欧洲的征战，也是利用了一战而聚敛了大量金钱，美国的出兵也是在两败俱伤甚至是战局出现端倪的1917年，这和真正的自由民主理想有何相干？有些人说美国是对内民主、对外专制，然而众所周知美国的民主选举是金权政治，美国的熔炉文化也是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主导性之上，美国社会内部也弥漫着种族不平等，美式民主严格说不过是少数人的民主政治，更确切的说是一种资本民主政治。甚至更为严苛一点以亚里士多德的标准衡量，美国并非民主政体，却更接近于贵族共和制。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理清美国人的外交取向，即帝国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综合，换言之就是硬手和软手的交替使用。我以为基辛格过分夸大了这两者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作为一个当代人我们看到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在硬的方面会用武力去推翻不听从美国摆布的政府，借此获取利益；软的方面则借助强大的传媒力量不断推销美式价值观，并驯养了一批美国鹦鹉和经济杀手来配合。尽管如此，基辛格在整部著作中都不断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念，而对其硬的一面多有讳忌，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恰恰是以武力为后盾才使得美国价值观念迅速推广、拔掉了一个又一个反美政府。试问如果没有对以色列的军援，美国如何在中东沙漠中培养起一个犹太国家？如何能够在伊斯兰世界中牢牢地打入一颗钉子？如果没有美国的军力，又是如何迅速将诺列加和傻大木赶下台？又如何能够完成对中国的C型包围？军事力量才是胁迫一个国家和民族中的多数最直接办法，而价值观的灌输和不断的金弹攻击则拉拢控制其中的软骨头。这倒是非常合乎秦灭六国的历史。
（三）地缘政治
说到外交不能不说地缘政治这个概念，但是地缘政治从来就是基于政治地图而非地理地图。在第二十八章“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基辛格就强调了中美关系转折中的地缘政治因素，并详细记述了这次破冰之旅。这是纯粹因为政治版图变化而带来的外交妙笔。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基辛格博士当然非常有发言权，他把尼克松定义为一个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者，能够超脱意识形态的羁绊而为美国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从对抗转化为合作显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在此时可以归纳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意愿。而从对抗转化为合作则要克服一些障碍，譬如历史的惯性、双方沟通手段的差异、对潜在利益认知上的差异等。整个第二十八章几乎可以视为基辛格对他和尼克松妙手文章的解读。促成中美外交突破的，除了当时中苏分裂、美国国力衰退、苏联争霸态势上升等客观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双方均具有合作意愿，能够在合作的潜在利益上达成共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很难相信会形成合作。合作的关键是在对共同利益的判定上，所谓求同存异，任何国家之间——哪怕是正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之间——均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然而共同的利益不但不可能为双方同时觉察，反而可能因为种种误读和历史惯性而转化，合作的机会也就失之交臂。基辛格在这部书中就详细记述了一战前双方的外交博弈，可以说是德国骑士的狂傲和鲁莽使得原本矛盾重重的英法、英俄站在了一条战壕中，并最终断送了帝国的前途。
所以，和客观存在的政治形势相比，双方的意识更为重要。这种意识绝非所谓的价值观念，而是对形势的判读，事实上我最讨厌某些人鼓吹的“经济依赖论”、“价值观相同无战争论”、“文化协调论”、“文明进步论”、“主权无用论”等。在我看来这些主张都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只有建立于实利基础之上的、能正确反映事实的理论才是扎实的、有力的。历史之河船来舟往，不变的只有滔滔的河水。坐谈和平发展而无视对手的意愿，无异于与虎谋皮；盲目地极强对外联系，很可能是引狼入室。今天的世界和平更应当归因于核武器而非人类文明的进步，历史反倒一再告诉我们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有可能造成新的灾难甚至是大屠杀。很多人称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恰恰是因为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波折，养成了这个民族重视实利、讲求方法的个性。当然这种个性未见得是永远正确的，这种个性随时都可能成为一种劣根性，中国人随时都准备转向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状态。
鄙人对中国外交乃至战略形势忧心忡忡，实在不下当年的俾斯麦。中国的地缘和历史发展阶段和当年的普鲁士——德意志颇为相似，然而俾斯麦虽然以铁血政策统一德意志，但是在对外关系上却谨慎小心，他坦言为了德意志的未来，应当“在五个强盗中站在三个强盗那边”。德国既然和法国是世仇，那就决不能让法国拥有两个帮手，既然英国奉行不结盟政策，那就得同时和奥地利、俄国结盟。所以在俾斯麦的设想中，德国的舞台在欧洲大陆而非世界，德国是以大陆国家而非海洋国家的面貌出现，德国不同英国争夺殖民地，致力于德奥俄三国的同盟，德国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法国。在威廉一世、俾斯麦、罗恩三人当政期间，这个政策被较好地执行，皇族、政界、军界能够谨慎理性地判断形势；然而威廉二世的扩张欲望和德国上上下下近乎狂热的民族情绪却毁坏了这个精明的政策，正如基辛格所言现实政治实在太复杂以至于难以驾驭，除非历代主持外交事务的都是天才，否则这个政策难以维系下去，换言之就是德国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外交传统而仅仅靠俾斯麦这个外交天才去驾驭，这个天才是稳健谨慎又富于进取精神的，但是德国的传统却是军国主义式的，德国的现实则是资产阶级在上升，两种狂热的交织毁掉了原本理性的德国外交。然而中国似乎相反，中国在历史上是个尚武精神被不断剥除的国家，军人的地位除了少数时期一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当代中国又是一个缺乏共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直到今天除了中华民族的血缘观念似乎还没有另一个能够凝聚全体公民的观念，即便是这个观念还在被自由派解构；中国经济又是投资拉动——外向型经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新兴阶级。所以虽然中国的外部形势和历史发展阶段和当年的德国有点相似，但是中国很有可能会因为短视、自利而沦为附庸国家，最典型的就是在中国的外交观念上缺乏明晰的战略规划和清醒的利益认识，中国既没有继承毛泽东时期注重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观念，又缺乏同发达国家打交道时应有的硬朗。现在的C型包围渐成，国人应当重新审视自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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