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在国内市场争夺战中重演
张凤耀
在抗日战争中，我国出现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投降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逃跑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击派。实践证明，对侵略者唯一的出路是抗击（见《不能忘记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商战（市场争夺战）中又如何呢？从近三十年实践看，我国同样存在着三派。
为让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我们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轿车工业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前，我国已自主生产“红旗”、“上海”、“凤凰”等品牌轿车。改革开放后，为获得国外先进轿车生产技术，就让外国轿车企业在我国建合资生产厂，口号是“市场换技术”。在这一口号下，外国轿车企业，蜂拥而来，没有多久，我们的“凤凰”飞上了天，“上海”沉入了海，“红旗”随西风而去，自主品牌消失不见了。在我国领土上，不管大江南北，还是东西南北中，跑的新车都是外国品牌轿车。市场丢了，技术换来多少呢？以上海中美合资企业为例，控制权在洋大人手里，即使要动一个螺丝钉，也得美国老爸点头；否则，休想！口号是“市场换技术”，实际是，市场恭手让人，被侵占，被占领，技术却没有得到。结果，全得听洋大人的，洋大人成了我们的主子，我们成了洋大人的技术奴才。
类似情况，不止轿车工业。在外商面前，我们处于屈从地位。
所以，从实践结果看，市场争夺战中的“市场换技术”与抗日战争时的“曲线救国”，如出一辙，异曲同工。也是一种投降主义路线。把我国市场恭手让给外商。外商成为我国市场占领者、垄断者、统治者。他们凭借垄断地位，左右我国市场，大发垄断财。我们只得任其宰割。类似于亡国奴。
由“市场换技术”衍生而来的思潮是，盲目崇洋。这只要看看机床、机车车辆等行业，就能十分清楚 。改革开放前，我国机床、机车车辆制造能力，在全球也是比较大的国家之一。技术上略显欠缺，主要是控制技术方面。譬如，普通机床，我国产品并不比别国差，落后的是数控技术。要是一开始，我国在数控技术攻关方面多一点资金投入，再加中国人的勤奋好学、聪明能干，完全可以在不长时间内迎头赶上；但我们采取用巨额资金去购买外国机床，弃用本国产品，结果我国机床产业开始滑坡，市场渐渐被外国产品占领。机车车辆制造业，我们老把眼睛盯住日本“新干线”、德国“磁悬浮”，最后用近乎天文数字的价格买来德国人自己不愿用、不敢用的“磁悬浮”，还夸耀是世界一流水平。还想继续为沪杭线、京沪线再买来“新干线”或“磁悬浮”，叫国产机车车辆为它们让路。类似这样的事，多得无法数清。
总之，让国产品退居一旁，为外国产品让路。只要能从国外买得到的，就不用国产品。譬如广东省，在全国最早引进陶瓷生产设备。陶瓷生产设备，其实没有什么尖端技术，也没有什么特殊设备。其中常用的破碎机、皮带运输机等等，我国农村社队企业和城镇街道企业都早已生产，还出口；就是这样极一般的设备，都不用国产的，要漂洋过海用重金去进口。
退让的结果，除了我国付出大量资金，更严重的是，使得我国整个装备制造业大滑坡，几近破产倒闭。把几十年用全国人民血汗建设起来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差不多彻底毁掉。导致大批工人失业。
商战中的退让，与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逃跑政策，如出一辙。
蒋介石由于逃跑不抵抗，在日本鬼子追击下，军队人数越战越少，军力越战越弱，控制地域越来越小。我们在商战中退让，市场竞争力越来越弱，市场份额越来越少。
进入本世纪，我国改变方针，大力鼓励自主开发创新。这使得我国快要断气的装备制造业获得复兴和发展的机会。短短十来年，已有很多方面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达到世界领先。譬如铁路运输，我们再也不必用天文数字的价格去引进什么日本“新干线”或德国“磁悬浮”，因为我国已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高铁”。相反，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等，都来与我国商谈合作在他们国家建中国式“高铁”。很多大型、先进机床等工业装备 ，我们不但能满足自用，还可向先进工业国出口。工业装备的创新发展，也带动了军工工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武器水平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有些项目，还是独创独有。譬如国外正在热议的东风-21D型专打航母的导弹，迫使美国航母不敢再在我国门口随意游来游去；不能说他们被吓破了胆，起码不敢那么轻举妄动了。
大力鼓励自主开发创新，实际上是一种反击策略。只要坚持下去，最终一定能战胜一切来犯之敌，让国人扬眉吐气。这与毛泽东为我们创建的对敌抗击策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毛泽东创建的抗击策略，在商战中同样有用。
由上可知，在商战（市场争夺战）中，我们必须排除汪精卫的投降主义，清除蒋介石的逃跑路线，继承、高举毛泽东树立的抗击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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