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又被逼到第三次转型的十字路口？
——再论中国发展模式与分配体制的变革
一、第三次转型的可能路标——“内需更优先、富民更重要”
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电，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定于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
据悉，十二五规划将主要围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保障改善民生两大主题展开。……中国将致力于扩大内需、完善收入分配、区域振兴、产业升级、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等重大战略任务的完成。（参见2010年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为十二五规划定调》）
作为中共高层的一次经济例会，它在当前这种国内国际经济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召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很可能规划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路标引领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
现在中共已深刻认识到，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共富共享诉求，缩小贫富、区域、城乡、行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已变得刻不容缓了。面对国际上硝烟渐起的各种贸易战、汇率战、资源战，中国也不得不重新厘定自己的发展战略。面对人民币的内贬外升、内需外需的双双萎缩以及资源生态承载的不堪重负，中国现在的发展方式也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内外经济的交困，已把中国再次逼到了第三次转型的十字路口。
据一些前瞻这次五中全会愿景的媒体披露，中国将“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到内需、从高碳到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转型。民富目标的提出，说明国家将把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同上）
二、“为什么人”——中国模式的实质与它不光鲜的一面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设可长时段存续的和谐社会，这是中共领导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然而，这样的发展目标却更多地受阻于这种贫富、区域等结构性的差距之中。经过近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GDP是上去了。然而，它的发展成果却并没有均等地惠及到自己社会的各个阶层。政企中的权贵阶层、社会上的大腕名流与负债消费的欧美等国，共享了这种发展的主要成果。而社会的底层在这种人民币的内贬外升和通胀、房价的不断冲高中，却只能苟活在这种脆弱的贫困线上。这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实质所在。
一些人总是在替这种中国模式套上各种耀眼的光环，说这种模式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说中国再经过三、四十年的赶超，就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
可是，又有几人去直面和考校这种增长背后的隐痛和代价。中国总是用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办法糊弄着自己国人自慰的神经，总是在炫耀这种增长光鲜的一面；而对其隐痛、阴暗的一面，则百般地进行遮掩。比如，经济的增长到底是为了谁？到底为了多少？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自己的人民，这是中共的一个经常性的口头禅。但实际上它到底又在为谁、又为了多少，最有说服力的可能就是这种收入分配上的数据了。基尼系数对国际警戒线的超出、官员与资本的先富暴富，社会底层的贫困潦倒，实质上就是一个最铁的证据。无论怎么遮遮掩掩，这种“在为什么人上”的不光鲜的一面，都是遮掩不住的。
看看中国这三十多年经济增长及其发展成果共享的真实情形吧。
2、1出口导向与国民财富的对外流失。
对外开放本来应该是通过多边贸易的往来，各取所需、互通有无、共赢共荣，目的是为了利用国外的市场和资源，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上的生活需要。但在这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上，邓小平规划的对外开放却把这个根本点本末倒置了起来。我们的资源和劳动都被廉价地配置到这种外需的优先满足和生产之上，赚取更多外汇成了这种出口导向经济布局的第一位的目的；而自己本国人民的内需，则通过低水平的消费、低工资的劳动和高物价的阻挠，而把它长时段地压制在一种自我收缩、生计艰难的层面上。对于这种外需，中国的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布局，可谓是花了自己的血本。为了通过这种对外开放和出口贸易赚取更多的外汇，中国采取了一种低价竞争战略，依靠自己产品的价廉物美，叩开并占领了不少的海外市场。出口退税就是被其经常使用的一种低价竞争战略，它用政府自己的财政补贴并支持本国产品占领更多的海外市场，以求保持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积累赚取更多的外汇储备。其实质就是一种国民财富的对外流失，用本国人民的血汗劳动成果去补贴欧美等国的负债消费。中国成了世界的工厂，人民的血汗劳动供养着别人的富足生活。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以及国民财富对外流失的一个实质所在。承认不承认，它都是一个确切的事实。
2、2国富民贫的分配格局。
在国民财富的内部分配上，“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同样被我们隐蔽地倒置起来。口头上说的“以民为本”，而实际上却是“以国为本”。通过这种“高税收、低工资”的方法，“国”首先富了起来，政府财政到目前为止已节节攀升到了整个GDP的35%左右，而“民”的消费却被长时段地压抑在这种40%左右的低水平之上。
在市场的初次分配中，通过这种价格机制和各种主体的自由交换，不同的企业之间也依然在延续着这种“国富民贫”的分配格局。在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中，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资本，则凭借着自己内部分配的主导权，通过这种自定薪酬和股份分红的方法，而把整个企业的经营成果更多地攫为已有。
三、发展模式、分配体制的可能变革与被推进起来的方法
3、1内生性的力量可能推动中国现有发展模式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现状，我们的人民已经不再默默忍受了。改革分配体制、缩小贫富差距、共享发展成果的诉求，就像怒海狂涛那样奔腾而来。谁都不能再漠视这种生发于社会底层的怒海狂涛了；否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在这种民怨的沸腾中而很快分崩离析起来，就像前苏联的一夜倒塌那样。这就是中国社会底层的一个最真实的原生态。
改革分配体制，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扩大内需、维稳社会的一个牛耳所在。
对于这种发端于社会底层的诉求，中共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已不可能再无动于衷了，它必须通过自己的“十二五”规划，在外需与内需、强国与民富、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上，何者更应得到优先考量的问题上，作出新的定位和承诺。
从这一点上看，这次十七届五中全会所作出的有关决议，毫无疑义地都将具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它将出台一些转向性的政策和目标来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它可能像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通过自己战略重心的转移，而扭转整个社会向自己设定的目标和方向演变。比如，文革中的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是中共通过自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的。这次全会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从此中国的社会发展被引领到了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和平崛起为旨归的新轨道上来。据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它的一个历史性的作用就是清算了毛的文革路线，结束了十年内乱，而把和平建设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个根本所在。这种新的基本路线经过邓小平的开辟、江泽民的传承、以及胡锦涛的改进，其比较光鲜的一面就是把中国的GDP搞上去了，并在规模、总量上挤到了整个世界的前列。毛的赶英超美梦想似乎已不再遥遥无期了，而是很快就要到达了自己的彼岸。
然而，它的后续性发展却也在这种贫富、区域、城乡、行业差距的加剧，社会维稳隐患的增多，底层诉求的汹涌、民众忍耐的崩溃等内生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而变得越发艰难起来。现在，这样的后续性发展正在被这些内生性的力量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那就是外需让位于内需、强国让位于民富、先富让位于共富、效率让位于公平。
3、2怎样扩大内需。
能不能实现这些根本性的转向，这里的一个关键就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分配体制按照社会底层的诉求尽快进行自己的二次改革。
内需能不能扩大起来，从供给的角度上看，主要都取决于我们的经济体能不能生产出市场上适销对路的产品。在邓小平的对外开放中，外需的优先满足成了中国经济布局和资源配置中的一个主导性的倾向。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就是想把自己的内需扩大，也扩大不起来。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即使通过货币的扩张和收入的倍增，把这种内需拉升起来，到头来人民所能分享到的也只能是一种通胀出来的需求幻觉或需求泡沫。
所以，扩大内需，第一位的就是战略性地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使它主要地面向本国人民的消费需求，配置资源，组织生产
。把我们错位、脱节的国内供需重新对接上，的确很难。这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结构性调整。一些人总是说，出口不掉的产品转回内销，不就一切OK了吗？这样的话说的轻巧，真做起来就难了。转不了内销，那些原本以外需为主的企业，在这种人民币的升值与欧美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挤兑下，就只能身不由己地陷入到这种破产、倒闭的泥潭之中。总之，把中国的这种原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为一个以内需为本的新经济体，这真的不容易。它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和阵痛。
从需求的角度上看，内需的扩大则取决于这种分配体制的二次改革。现在，中国社会的总需求很大，但它的分布很不均衡。高收入群体的需求饱和与低收入人群的需求匮乏，总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它们共同阻碍着这种供需的有效对接。说句通俗的话，也就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因为缺钱而先天不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则因为生理上的极限而早就饱和了起来，没法再增加了。如果能够分配体制的二次改革，把这种全社会现有的财富存量更均衡地分配分配，这种基于生理层面上的内需才可能真正地激活起来。假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而让社会中低阶层的腰包或钱袋子翻一番地鼓起来，在现有的房价下肯定会有不少的楼盘被购买一空。只要我们能把全社会的现有收入存量盘活，这同样可把内需的巨大拉动能量释放出来，并用它吸收消化那些市场上已供给出来的产品，形成供销两旺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这种收入分配上的改革诉求也才在社会底层不绝于耳地喊叫出来。
3、3分配体制变革的困局。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分配上的改革内阻很大。从利益的再分配上看，这样的内阻就主要来自社会上的权贵精英阶层。它们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先富起来，是现有体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最大最顽固的保守势力。而整个社会的底层则是寻求这种体制变革的主导性力量。
作为一种调解矛盾冲突的经常性机构，政府也是经常作难于它们之间的争斗。
面对社会底层的变革诉求与权贵精英的反对阻挠，中共经常性地运用一些原则性的设计或承诺，调和社会上的矛盾冲突，拖延这种分配体制上的改革，以求维稳这种隐患重重的社会。比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这样一种原则性的设计。这样的设计只是因应了社会底层寻求分配体制改革的诉求，它本身并没有多少操作性，充其量只是一种空洞的目标导向而已。利用这种空洞的原则性设计，中共一方面因应了社会底层的改革诉求，另一方面也安抚了自己内部的保守势力。通过这种两面的糊弄，社会又能维稳一段时日。
在会前曾被寄以厚望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而如今又把这种原则性的承诺写进了自己的会议公报里。至于采用哪些具体的措施和标准提高这两种比重，这在会议公报里则只字没提。
按照中共的一贯做法，凡是争议较大、缺乏共识的东西，一律都不能写进自己的会议公报。照此看来，在中共内部阻挠这种分配体制改革的保守派依然势大，改革方案的年底出台多半又成了泡影。毕竟，这样的改革牵涉到了国与民、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财富再分配。因为作这样的变革，需要这个社会的权贵精英阶层节制自己的贪念，更需要它们对自己的财富占有欲进行一次自我革命，以把更多的财富捐赠出去，救助那些社会上的贫困阶层。
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中国依然徘徊在第三次转型的十字路口。当作招牌挂出去的只是其光鲜、正义的一面，比如扩内需、重公平、促改革、保民生，而实际上却依旧留在原地、踏步不走。
问题是分配体制不改、国富不让于民，则内需无以扩大、民生无以保障、发展无以延续。
不管怎么说，现在内需取代外需、民富取代强国，至少在口头上已经成为了这种体制变革的一个新的路标。
3、4“让富于民与让富于贫”——怎么办？
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转型能不能按照人民的诉求而成为眼前活生生的现实，这里的一个关键就在于这种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能不能按照这种“为什么人”的指向，而直接、优先地面向和服务于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只有以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为根本指向了，内需的扩大才可能有自己的物质基础。同时，这样的转型也还需要按照财富公平分配的要求，通过二次分配的办法盘活现有的财富存量，让富于民、让富于贫。只有运用这种办法把社会底层的消费需求提振起来，才可能与这种扩大内需的战略进行有效地对接和协同。
怎样才能推进这种“让富于民以及让富于贫”式的体制改革呢？
从二次分配的角度上看，就需要按照这种“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规范和限制政府自身的消费支出，可以参照一些西方国家的标准，把政府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每一级政府的财政支出都必须经过其同级人大的事前审批与事后查验，以此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除去必要的国防开支、科教投入、日常性的运作成本以及公务招待之外，政府财政收入的剩余部分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活津贴的形式，直接补贴到社会中低阶层的消费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中去。这就是在国民层面上所谓的“让富于民”。
从初次分配的角度上看，不同的企业大都是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与自己的内部契约分配收入的。作为一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它们之间的分配比率通常都取决于自己身处其中的市场结构。垄断性企业集团通过市场的价格机制和自己定价上的话语权而获得的分配比率，一般都要高于那些竞争性市场中的中小企业。不同的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也有着与之类似的规律。通过这种市场的自由交换和初次分配，一些大的垄断性企业集团富得流油，而另一些与之竞争的企业则负债累累。市场在资源、收入的初次分配上固然也有着自己比较光鲜的一面，比如它能把资源以极高的效率配置到自己最有价值、最能赚钱的地方。然而，它在收入分配上的公平缺失以及拉大差距的固有惯性，却也不能被长时段地漠视起来。一些企业因为自己的负债累累而无法继续自己的各种创新；另一些企业则凭借自己的垄断和坐大，而失去了持续创新的压力。这在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上，也是一种效率上的损失。
对于这种市场的初次分配在企业经营层面上所导致的贫富差距与效率损失，我们必须通过这种分配体制的二次改革加以解决。基本的办法就是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采用减税或增税的办法解决这种企业层面上的贫富差距，这对大的企业集团而言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垄断性企业集团或行业，可以通过自己内部加价的形式或买方市场的价格操纵，而把这种增加的成本转移出去。
当然，优胜劣汰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我们必须加以尊重，更不能对它的自发作用横加干涉；否则，就可能扼杀掉市场上的技术创新冲动和企业家的自强不息精神。但对于这种市场的初次分配在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贫富差距，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而必须对那些不能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获得正常收入的弱小企业进行一些必要的救助。或对其进行直接的财政补贴，或通过减税的办法降低其运营成本，或通过市场准入上的政策倾斜以及打破垄断、促进竞争的办法，改善它们的市场经营环境，帮助它们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换和初次分配获得正常收入。
但对于那些落后的产能、落后的工艺、落后的技术，我们必须通过市场的这种优胜劣汰规律，把它们坚决地清理出去，以让更先进的产能、更先进的工艺、更先进的技术进入我们的生产系统之中。对于这种应该让市场优胜劣汰出去的落后企业，我们决不能再运用这种救济困难企业的办法，缩小它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了，而必须进行坚决的淘汰与清理。但对于那些产能先进而纯因市场结构上的问题而赤贫负债的困难企业，我们则必须对其进行积极的救助，帮助它们通过市场的初次分配和政府的财政救助获得正常的运营收入。这就是企业层面上的“让富于贫”。
除了这种企业之间的“让富于贫”之外，在企业的内部分配上也存在着这种“让富于贫”的急切要求。其矛盾的焦点就集中在这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再分配上。
市场的初次分配背离公平性原则的一个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垄断企业集团对产品定价权的操控以及资本对企业内部分配权的主导。
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政府的二次分配领域，同样也适用于市场的初次分配领域。两个领域的分配都必须更注重公平性原则的落实。
怎样促进这种市场初次分配的公平呢？一个经常性的办法就是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按照分权制衡的要求，增强劳工组织集体谈判工资水平的力量。但这样的办法只能暂时遏制资本对劳动的那种丧心病狂式的压榨和盘剥，而丝毫不能改变企业内部分配中的这种收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一极是资本财富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工人贫困的积累。
须知道，资本之间的贫富积累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它的一个经常性的趋势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到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31页）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贫富差距则是由企业内部分配权的主导决定的。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对自己的市场经济坚守着自由放任的理念和传统，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各自边界，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资本在企业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因为只有这样的主导权，才能把“资本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劳动一极是贫困的积累”的企业内部分配关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无论怎样自我革命，都不能把自己对企业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革命”掉。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赖以存在和延续的命门所在。如果它要是进行了这样的自我革命，资本主义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
然而，要推进市场初次分配的这种公平性，限制或剥夺资本在企业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政府对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不能再信仰这种自由放任的理念了，而必须转向凯尔斯的理论，并对之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
在分配体制的变革上，中国的精英们总是在无数遍地重复着这样的废话，——“积极推进这种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让发展成果惠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话就是重复讲一万遍，也不能抓住整个问题的要害。初次分配改革应该抓住的要害是什么，说穿了就是资本在企业内部分配上的这种主导权。我们的改革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干预限制和剥夺资本在这种企业内部分配上的主导权，阻止它的血腥和贪婪。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资本与劳动所得上厘定出一个大致的分配比率，让它们参照着进行这种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比如管理层的年薪、奖金等收入不能超过一线工人的三倍等。这就是企业内部的“让富于贫”。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们既想通过这种国家层面的“让富于民”与企业内部的“让富于贫”，缩小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但同时又畏惧于自己内部权贵阶层的本能抗拒。它既担忧于社会底层的民变，同时更害怕于自己内部的生变。
这样的利益格局调整太难了。一极是社会底层的逼变，一极是自己内部权贵阶层的拒变。夹在中间存活，又怎能容易！所以，只能打着优先富民的招牌，而保守性地徘徊在这种有待转型的十字路口。
四、一个简短的结论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民富”目标，一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它的实质就是更多地以自己的内需为指向，配置资源、安排生产、保障民生；二是完善政府二次分配，它的实质就是运用国家的干预和税收的杠杆，比如房产税的开征、豪华型、奢侈性消费税的增加等办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然后，再通过政府消费支出的压缩和对社会中低阶层的财政转移支付补贴，从国家层面上直接“让富于民”；三是推进初次分配公平性改革，它的实质就是厘定资本与劳动所得之间的分配比率，指导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从初次分配层面上让富于贫。
2010年10月25日 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