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税“相对论”
杨国英
夜深人静，秋寒袭人，睡意全无，两则关于财产税相异的新闻缠绕我心—一一则可喜，运行3年有余的车船税草案，终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一则堪忧，沪上一知名学者，以9大理由公开反对房产税（与1986年房产税相异，可理解为物业税），“可能会造成千百万家庭假离婚”居然位于其反对理由之首。
车船税和房产税同为财产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税收之必然，为何我国推行如此之难，如此之久——房产税议论6年尚悬空中，车船税试行3年才进入立法程序。究之因，无非是财产税的改革，必然会牵动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就财产税改革而言，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可曰之为财产税“相对论”——“假离婚”论者斥之为恶税，而民众赞之为仁政。
以“可能造成假离婚”为由反对房产税者，虽令人捧腹，但却给出了明确的信号——改革收获大的利益群体，会持续、并加大对财产税改革的反对。他们给出的理由，往往“失大义而贪小利”；他们无意回顾自身在改革过程中的收益，往往是伴随着大众权益的受伤；他们更无视财产税改革，之于二次分配、之于民生、之于稳定的重要性。
反对者总是跳出“相对论”，拿全民得失之于财产税改革说事。但仔细分析，很为荒诞——车船税最大的税负差异为排量1.0升上下，而上海版房产税试行草案的起征点为第3套住房。
坐驾排量1.0升以上、自拥3套以上住房者，一般而言可认定为富裕阶层，亦基本是改革过程获利较大之利益群体。而在肯定这个群体之于改革开放、之于经济发展功绩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他们占用了更用基础设施、消耗更多资源、造成环境破坏的现实，而基础设施之建设、资源馈乏之暴涨、环境恶化之弥补的资金，却最终由财政（全民税收）承担。更何况在改革过程中的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股票全流通、医疗改革，由于改革制度的滞后和缺失，所造成的改革之于全民的机会不均等，但这个获利最大的少数群体，却大大地享用了这个机会并不均等的改革过程。
往事不谏，我们姑且听信这是“市场逻辑”的必然吧。但来者可追，当下之种种境况，已到了财产税（或延伸为整体税收体系）必改的地步——其一，我国财产税仅占国税的3%、地税的8%，仅为全球主要经济国家的1/4，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亦有差距；其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基尼系数之大已越过警戒线，居全球第4。
上述财产税必改理由之一，横向说明我国推行财产税改革的空间之大，亦证明财产税改革之于全球的普遍性；理由之二，纵向强调二次分配对于平衡我国贫富差距的紧迫性，而财产税（或延伸为整体税收体系）改革之于二次分配，可谓之核心和源头。
既然财产税改革的空间大，那又何必过于在乎些微人群的些微得失呢，连全球最穷国之肯尼亚，其财产税之于国税和地税的比例都达到1.52%和68.56%， 我们又何畏“假离婚”论者们之所言呢。既然我们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社保资金缺口尚高达10万亿远超年财政总收入，而人均仅500元/年、总量为6000亿/年的全民免费医疗，亦被人大以条件不具备而否决，我国财政收入用之于基本保障部分仅为５．４％，这些均说明财产税改革形势之紧迫，和谐之红线的维持，急需通过财产税改革等手段进行利益的二次分配。
当然，财产税改革的合理性和紧迫性，“假离婚”论者们是知道的，他们故意视而不见是因为被私利蒙住了眼睛。抛开财产税改革另议，“2009年，我国楼市成交量超76%为投资（投机）需求，而这其中又有38%以上为房产商（中介）与银行勾结自买自卖，将价格推高从中套利”——这岂能不通过财产税改革，而仅靠单纯土地政策或货币政策，就能牵制房价的牛鼻子吗？
“假离婚”论者们是不会实事求是的，他们之所言与广大民众之所求是个“相对论”。对于他们而言，财产税改革之于整体社会的维稳和平衡，显然还不如“3套住房以上者”的“假离婚”来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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