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是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和科技部部长万钢在“打架”。
最近看到两则新闻--
科技部万钢部长说:“如果抓住几个创新环节中的缺陷和个别的问题,就说我国科技体制是腐朽的、文化是没落的,这一点我不同意。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科技人员共同奋斗和努力的不公平。......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有连续八年的粮食丰收;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从三十年前落后贫穷的国家变成制造大国,同时向创造大国进军;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大发展。”
而农业部张红宇司长说:“2010年,中国粮食总会增产超过200亿斤,甚至更多一点。如果这样,中国粮食总产量将连续四年超过一万亿斤。这是1958年来的第一次。” ...... 但是,“近年来的增产,更多是源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
我们看到,科技部万钢部长把“连续八年的粮食丰收”归功于科技的进步。其中“连续八年”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理应指最近八年。农业部张红宇司长的“连续六年增产”没算2010年,算上2010年就是七年,和万钢说的“八年”基本一致(报告中出现点误差很正常)。但张红宇接下来的话就耐人寻味了-- “近年来的增产,更多是源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 这句话意味这什么呢? -- 我们不难想到,增加粮食播种面积无外乎两个途径:1 增加耕地面积;2 减少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比如大豆等油料作物,我们现在大多进口了),将这些“节余”的耕地种粮食。 以上两种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途径,科技进步因素所起到作用必然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农业部张红宇司长的说法否定了科技部万钢部长的说法 -- 即:万钢将近几年粮食丰收的功劳归功于科技进步,而张红宇将其否定了。
我们究竟该信谁呢?......
我相信,张红宇司长不是故意要和万钢部长作对,可能他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农业科技近年来无甚多进步,进而为“转基因科技”推广铺路;或者他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考虑,不过是说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而已。-- 我愿意相信是后者,而且我也相信张红宇司长关于粮食增产因素的说法是事实,再说句不好听的话,万钢部长说的那些基本不靠谱,尤其是他说“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从三十年前落后贫穷的国家变成制造大国”。我认为,中国变成制造大国确实有科技进步的部分功劳,但这个科技进步主要是外国的科技进步,而非中国的科技进步。中国成为制造大国,是因为使用了外国的科学技术,加上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而已。当然,能够广泛地使用外国的技术,完全是对外开放的功劳,然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进行自我封闭,三十多年前我们的“封闭”是因为别人封锁我们造成的。值得欣慰的是毛主席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一同奋斗,打破了封锁,让尼克松乖乖地跑到中国来访问,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吗?。
另外,我对万刚部长的“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大发展”这句话也有意见。说三十年来我们的“航天”事业有大发展我不反对,但说“航空”事业有大发展我坚决反对! 我们的飞机发动机至今没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大飞机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已打好坚实的基础,却直到现在也没能与波音空客一较高下,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才是,而不是拿落后当作先进来吹牛。至于航天事业,三十年来稳步前进是铁的事实,但这个发展速度是否赶上了建国后前三十年的发展速度,大大值得商榷。尤其是用近些年来国际上普遍的技术进步(尤其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来改造航天设备,不算什么大的本事,真正的核心技术有多大突破,我不感到乐观。就拿载人航天来说,我们七十年代中期的“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就已经接近将航天员送上太空了...... 当然,我绝不否认我们航天工近三十年来的巨大贡献,但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我们发展得好的科学技术多半是在毛主席时代打下良好基础的(航天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在毛主席时代没能打下良好基础的,现在仍然落后许多(比如,航空,汽车),这很值得深思。
最后,谈一谈对近三十年来科技发展进行评判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一,首先,看近三十年来科技成果,不能从1978年划界。科技研究需要一个过程,其成果和影响必然有一个“滞后期”。比如杂交水稻,在1976年开始推广,在80年代以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但其研制期却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还有杂交小麦,是1979年推广的,但其研制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在六十年代获得了重要突破,所以这个“滞后期”效应不能忽视。我认为1985年以前的科研成果,基本上都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但用这个划界去衡量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1985年以后的科技成果,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对近三十年来的科技成果要有高标准。
众所周知,我们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国际上的封锁,且我们的科技事业基础非常非常薄弱,这个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追赶世界水平。应该说,通过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我们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且在追赶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小部分的“超越”-- 杂交水稻,杂交小麦,结晶牛胰岛素,青蒿素,激光照排技术,都是“中国创造”。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封锁已经解除,我们在前辈的坚实基础上也理应更上一层楼,即从“追赶”阶段进入到“超越”阶段,进入到更多更多的“中国创造”阶段。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我们追赶的步伐在放缓,科技的差距在拉大,居然直到近年来才提出“中国创造”的口号,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还有,科技进步要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下去衡量,而不是简单地同过去进行比较,例如中国近年计算机软硬件研究,单从计算能力的数据来看,比过去是有很大进步,但同国外相比,我们的差距其实越拉越大,顶多极个别的技术已处于“追赶成功”阶段而已。
三,衡量“中国创造”的标准,除了中国首创这个条件以外,还要强调创新的“含金量”。如果国外相同或类似的研究在没有得到中国研究成果的帮助下在短期内出现了水平相同或相近的成果,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必然,这样的“创造”不是特别值得骄傲,不算是真正的“超越”。
四,最近看了一些有关地震预报的传闻,据说取得重大进展的是一些民间的科学研究人员,他们不花国家一分钱,不受到中国主流科技界的重视,甚至遭到打压排挤。不管这些传闻是不是事实,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那就是体制外的科技进步(主要是民间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成果),不能看作是三十年来政策体制的功劳。民间科技研究人员的成果恰恰应当看作是毛泽东思想之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的证明。
有了这些标准,我们再去衡量一下近三十年来的科技进步,我们能收获些什么呢? 我很悲观。
附一:
万钢:科技创新既要宽容失败也要严惩作假 |
新华网上海11月6日电(记者罗争光、杨金志)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6日在上海表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十分重要,对于科学研究既要宽容失败,又要严肃惩治弄虚作假行为。 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主办的2010年浦江创新论坛6日在上海开幕。万钢在论坛上说,当前完善自主创新体制的一个重点,就是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科技评价的体系,树立正确的科研导向,倡导学术自由的氛围,努力形成宽松、和谐、健康、向上的科研环境。他表示,科技界要倡导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以及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共同营造宽容失败、潜心研究的文化氛围。 “我们知道创新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爱迪生发明电灯经过了1000次的实验,如果他在999次停下来,人类可能就要晚好几年才有电灯。”万钢说,“因此,我们必须要宽容失败,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加强诚信建设,对于弄虚作假的行为要采取惩治措施,有举必查,查实必纠。” 万钢表示,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的环境和科技创新的成绩有目共睹,同时还需要改进一些不足的地方来推动持续创新。“但是,如果抓住几个创新环节中的缺陷和个别的问题,就说我国科技体制是腐朽的、文化是没落的,这一点我不同意。如果这么说的话,就是对我们科技人员共同奋斗和努力的不公平。”他说,“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有连续八年的粮食丰收;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不可能从三十年前落后贫穷的国家变成制造大国,同时向创造大国进军;没有科技进步,我们也不可能看到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大发展。” 万钢说,中国科技界必须惩治弄虚作假的行为,必须查究违规违纪的现象,同时还要激励和鼓励全社会科技人员创新的热情、创新的行为,提高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
附二:
农业部官员:今年粮食会增产超过200亿斤
【财新网】(记者 常红晓)“2010年,中国粮食总会增产超过200亿斤,甚至更多一点。如果这样,中国粮食总产量将连续四年超过一万亿斤。这是1958年来的第一次。”
11月6日上午,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大会暨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发展论坛上,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如此表示。
张红宇说,当前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从2004年始,中国粮食连续七年丰收,2009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10616亿斤。2010年,中国粮食应可增产“超过200亿斤,甚至更多一点”。
如果实现增产,中国粮食已连续七年丰收,总量连续四年在一万亿斤以上。“这是1958年以来的第一次。”同时,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有可能达到5700元。“这是今年农业和农村经济两大亮点。”
近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布局有了深刻变化,粮食主产地正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转移,并在粮食增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张红宇介绍,大体上看,中国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70%,粮食生产量占全国的80%,粮食商品调出量占全国的90%。
中国近年来的粮食增产,更多是播种面积增加。从1998年至2009年,中国粮食先是连续五年减少,2004年后恢复性增产,并已连续六年增产。但是,“近年来的增产,更多是源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张红宇分析指出。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