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妓女生活在黑暗的边缘，那么，艾滋卖淫女便行走在地狱的边缘。明天（ 12月1日 ）是“世界艾滋病日”，让我们的目光暂时关注一下这些无助而堕落的艾滋卖淫女吧。
艾滋卖淫女是妓女中最不幸的一群。她们没有自尊，没有关爱，没有白天，没有希望，她们在黑暗的地狱里苦苦挣扎，随时准备着被黑暗吞噬。如果说妓女是最后的拯救者，那她们只能是被拯救者中最后的一批！
艾滋卖淫女首先是卖淫女，为了生存，她们在很早的时候便下海卖身，靠出卖自己的身体来维持生活。但她们比一般的卖淫女更不幸，因为她们染上了号称“死亡杀手”的艾滋病，而她们染病的来源，无外乎两个：卖淫时嫖客感染与没有防范的吸毒行为。
多数艾滋卖淫女都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家庭的贫困、父母的离异，在缺少关爱的童年里她们过早地体验到生活艰辛。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真正能当家的又有几个？当她们因贫穷而辍学，因家庭的冰冷而出走时，她们的悲惨遭遇便注定了。
很多卖淫女是从吸毒的男友那里传染的。艾滋卖淫女大多很小就在社会谋生，从十几岁开始，她们像秋风拂过的黄叶，不知道家的方向。由于年幼无知，由于缺乏爱，她们对来自异性的任何一点关爱都如获至宝，甚至那只是一支五毛钱的冰棍。她们分不清好人和坏人，分不清好意还是坏意，轻易地委身于人，以为那就是爱情，并将他当作她们的男友。
然而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的关系，她们的男友多数是地痞、流氓、社会无业青年。吸毒、偷盗、抢劫、敲诈，这是他们“患难与共”的伙伴。在这样的氛围里，卖淫女因男朋友而吸毒，又因为吸毒而染上艾滋病，又因为筹毒资而去卖淫，她们在欲望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海南的阿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现年22岁的阿兰，来自湖南。她的身世异常坎坷，经历也十分复杂。从小她就没有感受过来自父母的关爱，因为她是女孩的关系，父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离家出走。十四岁那年，因为家里没钱，她连初一都没有念完就走进社会，当过保姆，卖过夜市，当过服务员，搞过传销，后来又经劝说进歌舞娱乐场所坐起台，当小姐。十八岁那年她结交了一位男朋友，谁知他却是一个吸毒者，阿兰的病就是让他给传染上的。
不过，大部分的卖淫女是因为嫖客而染上艾滋病，尤其是某些外国嫖客。虽然很多卖淫女要求嫖客在交易时戴上安全套，但相当一部分嫖客却嫌麻烦而拒绝使用，这便为卖淫女的染病埋下了祸根。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和暨南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吸毒者有较高的艾滋病病毒和梅毒感染率，她们在以性交换毒品或钱时，安全套的使用率只有7%和46%。从这一点说，卖淫加吸毒的女人，是艾滋病的高危险源，而一旦控制不力，她们便会以很快的速度向嫖客和一般人群传播。因而有人甚至称她们为“艾滋肉弹”，类似于恐怖行动中的“人肉炸弹”。
艾滋卖淫女在社会上游荡，然而我们很多人却对此无动于衷。人们普遍认为，她们这叫自作自受，谁叫她们做那见不得人的事？这当然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做过坏事就要受到惩罚，所谓恶有恶报是也。但这样一来，由于害怕社会的歧视，大部分艾滋卖淫女隐瞒自己的病情，根本不去采取防护措施，致使疾病得不到很好的控制。更有甚者，怀着报复社会的心理，与多个男性发生关系，致使他们中间的人不同程度地感染。
前面提到的阿兰就怀着这样的报复心理。当她知道自己被男友传染上艾滋病后，出于一种报复的缘故，三年中她曾与多名嫖客发生过性关系。稍有常识的人便会知道，三年中，假若阿兰和30名男性发生过关系，那么隐藏在这30名男性背后，便是他们的妻儿及其他与他们有染的女人有可能传染。这样算起来，光由阿兰这条传染链，便至少会导致数百人染病，这并非骇人听闻！
既然艾滋卖淫女是传播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那么便应采取果断措施来有效控制她们的传播。其实国家对艾滋卖淫女很早就采取了防范措施。 1991年9月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第5条规定：“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以五千元以下罚金”；简称为“明知有性病而卖淫嫖娼罪”。然而在操作过程中却困难重重，主要表现为：判罚的失效化、警示制度的空洞化、司法机关的冷漠化。
虽然明知有性病而去卖淫嫖娼者会判五年以下的徒刑，但实际上却很难判定。你怎么能断定她是“明知”自己有性病呢？一般情况下，她们因卖淫而被抓，但治安人员很少会给她们检查身体，大多罚款了事。如此，对故意传播性病者的惩罚其实便流于形式，起不到什么作用。
另外，社会警示制度的空洞化也是造成艾滋卖淫女失控的重要原因。卫生部《关于印发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的通知》规定：流动人口中被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原则上由常住地负责对其监护管理，其疫情由常住地的卫生防疫部门按规定报告和管理，并由省级卫生防疫部门向其户籍所在省的卫生防疫部门通报。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将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遣送回原籍。
对于艾滋卖淫女，应该实行监护管理，但实行起来阻力很大。首先是费用问题，武汉的管理部门曾在郊区用仓库建了个特殊关押点，对艾滋卖淫女进行监护管理，但费用的缺乏使其维持下去很艰难。其次，医院与教养院对艾滋卖淫女的回避与冷漠。有的医院不愿收留发病期的艾滋卖淫女，任其自生自灭。有的教养院对艾滋卖淫女“敬而远之”，甚至将其遣送回原籍。50岁的艾滋卖淫女刘艳便是被沈阳龙山教养院遣送回原籍的。按国家规定，刘艳应该在教养院接受管理。但教养院却因为对艾滋病恐惧的关系，让刘艳的家人将她接回家，而且还没有通过疾病控制部门，而一旦刘艳回归到社会，因生活的关系，极有可能再次卖淫，那么后果便十分严重了。
最后，司法机关的冷漠化也不容忽视。有些警察机关，对有经济效益的扫黄抓赌非常热衷，而对艾滋卖淫女这样既没有收益又有一定危险的事情，大多置之不理。比如医院里两个艾滋病患者提刀打架，接连几次报警，但警察不来。又譬如在抓嫖过程中，一旦发现卖淫女患有艾滋病，认为是“瘟神”，大多立马释放。有的监狱甚至不愿意收押艾滋卖淫女。而殊不知，一旦她们回到社会，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危害！
因而，对艾滋卖淫女的立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便显得极其重要。从立法来看，国家要建立专门的艾滋病研究基金与预防基金，对艾滋病患者给予人道主义救助。而从思想上来说，我们要改变对艾滋卖淫女的歧视心态，以爱心与关怀去帮助她们，让她们鼓起生活的勇气。殊不知，艾滋卖淫女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社会的歧视与冷眼，因为如果我们抛弃她们，她们就极有可能自暴自弃，危害社会，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不会对她们冷眼相对，才会心怀诚意地主动帮助她们。
今天，艾滋病正成全世界人们的共同的敌人，我们要齐心协力去对付它。2004年的“国际艾滋病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专门去艾滋病医院看望病人，并与艾滋病人亲切握手。这都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向艾滋病患者伸出关爱之手。那么，既然我们可以对艾滋病患者伸出关爱之手，又为什么不能将我们的关怀给予艾滋卖淫女一点呢？同在一片蓝天下，我们共同沐浴一样的阳光，携起手来，共同奋斗，艾滋病这个恶魔便一定能够被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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