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航母上的战旗是金融危机的遮羞布
——国际金融危机是朝韩矛盾的总根源
相晓冬
人类到底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到底能不能在地球母亲的怀抱中和谐共处？落后国家的崛起到底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发达国家的利益？
这些经济思想上的认识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命运——它决定着这样的一个时代问题的答案——未来时代的人类是不断重复战争与和平的周期律怪圈，还是彻底消灭战争实现和平共处？是发达国家不断维护自己的一枝独秀还是让整个地球万紫千红？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那一部部看似复杂庞大的西方经济理论其实都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沙堆之上，那个所谓的“经济人假设”不正是惟利是图的思想意识在经济理论中的翻版吗？那个所谓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不正是“仓廪食而知礼节”甚至是“饱暖思淫欲”的中国文化在管理学中的运用吗？
对于这两个肤浅理论，我用为汶川大地震捐款的义丐徐超以义取利就可以将其击个粉碎——义丐徐超不是惟利是图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的名声就是其因为精神上的义举而赢得的品牌价值，是他的一笔无形资产，出名后的他已经不再是无产者，而是质变为有产者，只要将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义丐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种以义成名而取利的模式却被广大民众所复制，在让正义的事业职业化的同时，也必然构成整个社会的崭新生产方式。
这样，义丐徐超就成为一个以义取利的社会人，而非惟利是图的经济人，而这种思想一旦支配起整个企业界，就会解决社会责任（义）和企业利润（利）之间的矛盾，即在信息时代，因为品牌价值也就是名声这种无形资产的作用，社会责任和企业利润可以统一在一起，就像中国首善陈光标所言的那样——有社会责任才有企业利润，社会责任重于企业利润。这不正是义反过来成为利之本吗？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了名。
而对于所谓的需求层次理论，义丐徐超也一样可以将其踩在脚下——需求固然有层次，但人类的需求层次绝不是白宫里那一个个拾级而上的台阶，穷人也一样可以通过义举而赢得整个社会的尊重，进而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这，正是用脑袋鼓起口袋，用精神赢得物质，正是精神生产方式的表现形式！
在互联网和各种大众传媒普及推广的信息时代，出名已经不再是那些名流贵种的专利，每一个草根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独特品质而赢得整个社会的关注，只要心怀义就会赢得好名声，而好名声就可以转化为利，对此中的道理，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搞不明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名赚来的是人心，而人心就可以变成市场，而钞票就是消费者的选票，谁能赢得人们的脑袋，谁就能进而赢得口袋。
没有人认识到，以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滞涨问题为标志，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纷纷以获得诺贝尔奖金为荣的权威和大师们既不能解决金融危机以经世，也不能帮助广大民众致富以济民。
而以《资本论》的畅销为标志，整个时代的各种新问题正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答，呼唤辩证法黄钟大吕般的声音，而这也是我响应时代的召唤而创作出版《智本论》的原因，如今，整个时代各种新问题的解决答案全都蕴藏在这部凝聚了我十年心血的著作中。
我不是什么权威和大师，而是一个没有被权威吓到的小人物，我是一个不服诸葛亮权威的臭皮匠，我的策略是独立思考，永做小学生，向实践学习、向众生学习、向往圣先贤学习、向万物生灵学习，也向权威学习。我们不是都在高呼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组织吗？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做学习型个人！学习就是我的头脑在不断吸取生产资料，在不断从事精神生产，我自己就是一个精神生产的工厂，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品牌，我一旦成名，就会产生利。
我一个人的生存发展没有消耗过多的社会资源，而我却能用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智慧解决全人类的大问题，同所有往圣先贤们一样，我们每个人对全人类的贡献都可以大于我们的索取，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会的认可而获得成功，但同时，并没有影响别人崛起，恰恰相反，我还在帮助义丐徐超崛起，因为我从中国先哲们的思想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扶弱才是真强，凌弱不过是逞强！
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走向穷途末路，也是因为生产方式发展变化的结果，整个西方经济思想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是反过来驱动物质生产而却不能驱动精神生产的，因此必须用新的理论代替旧的理论，就像电脑硬件变化了必须开发与之配套的软件一样。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矛盾的总根源，那就是——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在从物质生产向精神生产转移，工业文明正在向着智慧文明过渡，全人类正在从民族和国家的孤立分割而走向全球化的大融合——有谁能够想到，这种建立在全球市场化和信息化基础上的精神生产方式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呢？又有谁能够想到，这种脑力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解放正是全世界的往圣先贤们在困顿的生活中所梦想的被称为乌托邦的理想国呢？又有谁能够想到，全人类的大脑一旦驱动起这些全球化的硬件和软件的文明成果所形成的就是一个天下大同的和谐世界呢？
但就像婴儿的分娩必然伴随着母体的阵痛一样，新旧生产方式的交替和转变必然为地球母亲和全人类带来深深的疼痛，甚至会因为难产而流血。
而要避免社会变革的痛苦，则需要全人类达成共识，那就是因为精神生产方式的出现，人类已经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平崛起了，这一切的原因都在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被精神资源的无限性以及无限的可使用性而取代了，人类不仅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在创造精神财富，而精神则可以变成物质，在这样一个脑袋可以鼓起口袋的时代，人类再也不用盯着土地、资本、石油和各种自然物质资源而你争我夺了。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祖宗八辈靠打砸抢烧而从圆明园掠夺而去的很多文物有不少都被我们的炎黄子孙而买回来了，全球市场化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强盗抢走我们的东西，我们不必将强盗的子孙后代也视为强盗而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我们只要能够挣钱就可以再买回来，事实上，不买又何妨，中国的文物也是世界的财产，让它们向整个世界传播中国辉煌灿烂的文化吧！
因此，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要郑重而严肃的告诉西方那些自以为是精英的权威、大师和政客们——正是因为你们无能解决国际金融危机，也无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滞涨问题，才使得整个世界局势颠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你们的航空母舰上那面看似猎猎飘扬的旗帜其实是一块金融危机的遮羞布！
一个马克思的小学生
《智本论》相晓冬2010年12月4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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