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资金亏空严重，不时拉响警报。前一段沸沸扬扬的“延迟退休”的争论，说是为了应对老龄化也未尝不可，其实背后的根本动因是社保基金不足。延迟退休的主张者在辩论中“受挫”过后，深情款曲地叹渭：诺大的亏空如何支付越来越庞大的开支呢？
当社保基金严重亏空的问题在社会上明朗化以后，责备声四起。有人认为社保基金管理费用开支太大，庞大的机构，管理人员的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这些“三高”又不同于吃财政饭的公务员的“三公”，是在直接吸交保人的血。还有人认为，管理社保基金的部门拿交保人的钱乱决策、瞎投资才出现亏空。有关管理机构更是“委屈”不已，说是CPI都4～5了，我们的社保基金即使保值增值到2，我还亏损2～3找谁要？
这些莫衷一是的说法都集中在了社保基金的管理上。管理工作固然重要，“精打细算”、加强监管，如同一位家长，每月掌握的这些家庭生活费一旦算计不好，下半个月就没钱吃饭。然而，更重要的是基金的“来龙去脉”问题。如果有的成员将生活费交到了邻居家而在自家吃饭还嫌质量不高，有的长大独立的孩子自己开伙不交了，物价不停上涨，吃饭肯定不够，那这个家庭是否该散伙？社保基金又与家庭不一样，这个“伙”是散不得的！
大家并不十分明白，目前在这个基金里吃饭的很多人，一辈子的生活费早交到了邻居家，却在自家整天骂生活不如邻居好，与邻居是“双轨制”。
1984年以后，企业才开始招收合同制工人并同时缴纳养老金，这只占当时国有企业职工很小比例，且目前一般尚未进入“吃”的年龄。1996年以后，企业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员工才开始“逐步”缴纳养老金。我国老一代职工队伍中，解放军志愿军退伍及整建制的兵改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接收的职工以及“一五”“二五”建设所招工人占绝大多数，他们集中在上世纪80～90年代前后退休。这部分人员并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当时的企业职工工资不包含养老因素，企业也不存在交保险的问题，所产生的利润都上缴给了国家财政，退休后一概由国家财政养老。当这个“计划经济”旧框框被打破时，职工从退休的当天起都要从社保基金中拿养老金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第二代职工，1996年以前同第一代相同，大部分的养老钱还是放在财政。这样，大家都把钱存在邻居家，一起拿着饭碗到自己家吃饭哪怕是喝粥，社保基金焉有不亏之理？而公务员不缴纳养老金，退休后从财政中吃的那个钱，正是这中国工人用47年（1949～1996）存下的。这个不公，是中国目前二次分配中最大的不公。
简言之，1996年以前退休人员的全部、以后退休人员的一部分本应由财政给饭吃，而他们现在吃的是1996年以后职工缴纳的养老钱，属于这些人自己的钱都给邻居“改善生活”了！
这种不公假如能维持，谁不希望“稳定”呢？可是，中国的社保基金的真实情况怎样？有网民问：“社保基金会破产吗？”我作为曾经的国企“交保人”的具体工作人员，由于真实了解个中奥秘，可以这样说：如果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再不实事求是地采取措施，或者过几天又来个“延迟退休”，或者政府为了一方的GDP动辄搞“减免”（仅某一个城市就减免社保基金几百亿元），社保基金的破产只是迟与早而已。真的到了那一天，中国社会的稳定怎样维持？
如何治疗社保基金的“先天不足”症？只有两条途径，一是将养老钱存放在哪里的就去哪里吃饭，让1996年以前退休的人还是由财政继续负责养老，跨两头的由两头按实际比例供养，这是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的负责任的做法，但这一条好像不符合财政方面的利益，毕竟“轨”不同；二是将职工交给了邻居的钱拿回来，补充进社保基金。笔者就此写过几篇文章，也有很多网络转载，但反响只是来自于“吃饭”的，有关方面仍然波澜不惊。
近日有幸听到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言论。他直言不讳地建议：应当变卖部分国有企业资产，补充亏空严重的社会保障资金！
12月5日，他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际论坛上说，中国现有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但却很少向国家分红，其收支缺乏监督。“就国有资产管理而言，最终应当交给人大，包括中央工商企业、国有金融企业，其财务报告、预算报告，都应当向人大负责。”他说，过去，全部国有经济只有三万多亿资产，就业人数8000多万。但是，当前全国国有资产合计达40多万亿，就业数只有2000多万人。
他认为，应当变卖一部分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企业的资产，来补充目前亏空严重的社会保障资金，缩小贫富差距，改善收入分配。
我与周教授有所不同的观点是，我们已经变卖了不少国有企业，也包括破产企业的土地，收入都进了财政，为什么不能将本应属于职工养老的那部分返还给社保基金？非要放到美国去缩水？再说，即便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收入进了财政后，社保基金更显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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