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自由派的“祢衡化”非常危险
标题中的“祢衡化”是我杜撰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这样表达才能更接近于伪自由派的本色。要说清什么是“祢衡化”，首先需要了解一下祢衡。
祢衡(173-198)字正平，是我国东汉末年的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当时称作名士）、文学家。是孔融等人的好友。后因出言不逊触怒曹操，被遣送至荆州刘表处，后又因出言不逊，被送至江夏太守黄祖处，终为黄祖所杀，终年26岁。《三国演义》对他有专门的描述，基本符合事实，但说他死时24岁是不准确的。
祢衡少年时就才气过人，过目不忘，善写文章，长于辩论。但他的坏脾气似乎也是天生的，急躁、傲慢、怪诞，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得罪了不少人。建安初年，汉朝都城迁到了许都（今许昌）。为寻找发展机会，祢衡写了份自荐书，准备毛遂自荐。但他谁都看不起，不想俯就任何人，自荐书在口袋里都磨烂了，也没有找到他愿为之服务的对象。有人劝他结交司空椽陈群和司马朗，他却很刻薄地挖苦说：“我怎么能跟杀猪卖酒的人在一起！”又劝他参拜尚书令荀彧和荡寇将军赵稚长，他回答道：“荀某白长了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去监厨请客。”后来，祢衡终于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孔子的后代孔融，另一位是官宦子弟杨修。这三个人学问相当，性格相投，成为好友，相互之间还互相吹捧，如孔融称祢衡是“颜回不死”，祢衡称孔融是“仲尼复生”。
曹操这时正在广招人才，希望孔融为他服务。孔融说，我算什么？祢衡强我十倍，希望曹操能够任用祢衡。但祢衡却不领情，托病不见曹操，还大骂曹操。曹操因为需要人才，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保持了宽容的态度，以礼相待，周到照顾。曹操认为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不少人才，并一一列举，但祢衡把这些人逐个贬得一文不值，还加以侮辱。看他这样不识抬举，曹操以他善于擂鼓为由，就让他在身边当个敲鼓的小吏。一次曹操宴请宾客，让祢衡擂鼓助兴。但祢衡当众脱得一丝不挂，还指着鼻子大骂曹操，让曹操当众丢丑。曹操对孔融说，我杀死他就像捏死只老鼠麻雀一样容易，但我不会杀他，免得坏了我的名声，说我不能容人。于是曹操就把他送给了荆州牧刘表，觉得刘表为人厚道，或许能让祢衡有所改变。
刘表久闻祢衡大名，十分尊敬和器重他，待为上宾，让他掌管文书，“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但他仍是我行我素。他不仅看不起，而且经常口出恶言，得罪了所有秘书人员，甚至把刘表也不放眼里。刘表无法忍受，就把他转送给黄祖。黄祖开始也觉得如获至宝，也让他负责起草文书。他起草的文书也得到黄祖赏识。但不久他老毛病又犯了。一次黄祖在战船上设宴会，祢衡竟当着众宾客的面，尽说些刻薄无礼的话！黄祖呵斥他，他还骂黄祖这个“死老头，你少啰嗦！”黄祖命人把祢衡拖走，吩咐将他狠狠地杖打一顿。祢衡还是怒骂不已，黄祖于是下令把他杀掉。
说起祢衡，也需要说一下他的好友孔融。孔融虽然四岁就懂得让梨，道德高尚，但骨子里和祢衡也差不多，也是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他也看不起曹操，这种看不起是出于偏见，认为曹操出身卑微（宦官的养子），他却看得起出身四世三公、势力最大的袁绍。而袁绍的为人正如曹操所说：“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后来曹操用了孔融，但曹操无论做什么决策他都反对，还讽刺挖苦曹操。曹操看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处处作对，就杀了他。
说实在话，曹操在政治思想、军事上的本事和作为，都比祢衡、孔融高明得多，就拿两人的看家本领文学上的造诣来比较，曹操比他们也毫不逊色，他们在曹操面前恃才傲物有什么本钱！
这下可以清楚什么叫“祢衡化”了。简单说就是“诞傲致殒”。这是后人对祢衡的评价。诞傲，即不合情理、荒唐的傲慢。傲慢而不自重，无礼且不容人。不但无礼而且无理。他们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意见，人家做出的决策他们又总是说三道四。这样的人，在古代必然是挨刀子的货。这就是“致殒”，就是找死。
现在的伪自由派就是这样，正如学者翰啸所说，“这些人人数虽少，但是他们在公共话语权平台占据的位置却非常大，与他们所代表的人口数目严重不成比例。” 这些人“经常发表一些严重缺乏学术水准而又带有一定教唆性质的所谓评论员文章，或是发表些阴阳怪气的文章”，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好像他们代表着民意。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确实面临不少矛盾，但社会主流决不是像伪自由派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描述和评论的那样“暗无天日”。中国民众中究竟有多少人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呢？有两组数据似能说明问题：一个数据是中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满意程度高达87％，另一个数据是对中国当前经济满意度高达91％。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民意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国经济状况是满意的。伪自由派可能会说，这些数据又是中国官方自己搞的吧，是自己粉饰自己。他们这可说错了，这数据是世界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公布的调查报告中的数据。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怀默霆2004年使用人口密度地图和地理定位系统等专业方法对中国进行实地抽样调查，并据此调查于去年写出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社会不平等》的文章，驳斥了国内外知识界一些人所谓中国正处在民怨的“火山口上”的说法。文章说，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中国的受访者对中国社会不平等情况的态度更加正面和积极。有意思的是，表现最不满的并不是中国的弱势群体，而是城市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教育程度较高的人。
中国的伪自由派和自由派色彩浓厚的媒体对中国现状的报道和评论，如此严重背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说明他们的表现与祢衡、孔融差不多，都是危言耸听，有妖言惑众之嫌。他们如果坚持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两种危险。一种是裹挟少数人的民意，混淆视听，制造社会混乱。想想那些反对重庆打黑的人，他们不正是这样做的吗？难道让中国的黑恶势力坐大到像墨西哥、巴西的黑社会那样，不得不动用军队、装甲车围剿，他们才满意吗？另一种危险，是他们做得太不像话了，甚至触犯法律底线，搞“颜色革命”，结果就是像小波波那样的下场。这些人如果容不得社会，中国社会也容不得他们。这就是“诞傲致殒”，找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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