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改”耍嘴皮，“社改”求实效
上世纪90年代，是资改派最得势、最红火的阶段。那时候，主张照搬美国经济模式的学者基本把持了舆论和“智囊”阵地，中国的市场经济比美国还美国，国企被贱卖、私有化，甚至教育、医疗这些本属公共领域的事业，也推行了市场化导向改革。于是出现了大量产业工人下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许多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问题。而“社改”力量基本处于边缘化、发不出声的地步。
进入新千年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之后，情况开始起变化。“资改派”走向式微，“社改派”开始掌握话语权。其主要标志是：
－－十七大确立科学发展观，扬弃不科学的、不可持续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观。
－－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使得科学发展观更加具体化、政策化。
－－以“郎顾之争”为导火索进行的思想交锋，以顾雏军被抓为标志，让张维迎等原来特别吃得开的市场派经济学家哑口无言，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声音。
－－整合国企，停止贱卖，加强对非公有企业的监管。
－－以应对全球金融风暴为契机，开始着手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开始了新一轮教育、医疗卫生改革，基本是将原来的一套推倒重来。加快了了西部大开发的步伐。城乡社保改革进入快车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
－－重庆市的唱红（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活动）和打黑行动，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充分肯定，社会正气得以弘扬。
－－严厉打击刘某人组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恶行径；严厉批评“炎黄春秋”等媒体和媒体人歪曲、捏造历史等严重问题。
－－五中全会公报和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明确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在坚持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并在一些地方开展了试点工作，让政治体制“资改派”的企图彻底破灭。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社改都是实实在在的，是从政策、法律、抓落实层面体现出来的。而资改派呢？我们看到的是谢韬死亡，小波波被判刑关押，“炎黄春秋”挨批，张维迎被解职。茅于轼出不了国门。剩下某个报系、若干“学者”茕茕孑立，朝不虑夕，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在那里耍嘴皮而已。人们从他们的臀部看到的是花里胡哨的“普世价值”，于是就哈哈大笑 ，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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