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政策的负面性研究
随着社会的发展,都需要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加强,人们价值的多元,生活的多变,情况的差异,任何一项政策都不会为全体人都接受,最多也就是能照顾大多数,或者绝大多数,这已经是比较好的政策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既不能因政策不能满足全体人的需求而拒绝出台政策,害怕出台政策,又不能因为政策反正不能满足全体人民的需求而随意地出台政策,减小对政策的要求标准。
当前,最为头痛的不是为政策唱赞歌的人,因为很多人是唯上,唯吹,唯拍者,即使政策没有多大的正确性,也别怕他们编不出理论来,人为地造出些正确因素来,唯一不让人放心的,对政策的负面性却少有人提出,即使提出了,也不会引起重视,甚至早早地就被打入冷宫,不闻不问了。当初的利息税征收,唱好者并不多(当然只是我从媒体上了解的情况),并且有很多专家讲些良心话,目前中国各项条件都不具备征收利息税。后来不久,竟征收了,而且还20%的高利息税,结果还真应了专家们的预测:利息税根本就调节不了收入分配格局,反正成了工薪阶层的负担,甚至于连吃低保的老太太暂时有个二三百元存入银行,也必须交出那保命的利息税。不但没有改善分配格局,调整分配比例,反而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当然,国家是最大的收益者,不管是收富人的钱,还是收穷人的钱,到国家手中都是财政收入。更便于养活吃干饭的人,当然更少不了贪官污吏。新的三座大山,各类“奴”的出现,哪一项不是政策惹的祸,又有哪一项被定性为政策的负面结果呢,顶多就是“医改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连个负责任的话都不敢说,根本没有担责任的勇气和胆量。老百姓都骂医改,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而官方却仅以“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就算是答复了。就是美国撞机事件中,在轰炸我南使馆时的道歉一模一样,什么时候学得对内对外都一样了,只是对外是拿国家的利益受损,人民受侮辱为代价,而对内却是侵害人民利益,中饱私囊为驱动,卑鄙丑恶让人发指。同样的房改、教改等连个“屁”,也没有人放,这个更大的伤民害民,遗患无穷的“老什子”没有人敢承担责任,这个窟窿足以捅破愚弄人民,破坏社会主义天下的的任何谎言和罪恶,因此,没人敢提,没人敢担,只拿其中一个出来晃了两下子就算收了场,至于其他的房改、教改等改革,大家好好想就是了,还用一个一个都说明吗?
有一个经济学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人的确富了,但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是人。这话有些武断,至少袁隆平富了仍是人,而且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但部体讲是符合实情的,也就是大部分富起来的人不是人。因此这句话得到普遍地赞成,我是相当赞成的,大概很多老百姓是赞成的。没有理由不赞成啊。社会现实明显放在那里啊。为什么车祸不断,却几乎都牵涉到富二代和官二代,为什么勤劳难致富,一坏就能富,为什么丑恶的东西越来越猖獗,政府和党都无能为力,甚至为虎作伥,作保护伞。一句话,这是拿党的利益和生命与政治势力作交易,拿国家的希望和未来与利益集团作赌博。党将不党,国将不国正是此时的真实写照。
当人们在学习先辈们抛头胪,洒热血的悲壮事迹时,是否想到了他们的牺牲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当人们学习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先辈政治家们时,他们的斗争,他们交给我们的武器是否还拿在手里;当人们议论文革时如何让人噤若寒蝉,因言获罪的恐怖时,是否想到我们说什么都别说反党(即使这个党已经不成党,即使这个党完全变质了也不能说,这和党的章程明显不符合,与宪法也明显不符),骂领导也别骂政府(领导挨骂让你泄愤,政府挨骂威胁政府统治,没有了政府,我们领导算老几啊!你不佩服这些小人的智慧是绝对错误的,他们知道,政府才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没有政府就没有他们的一切,因此,两害相加取其轻,低着头随便骂,千万别骂党和政府,那是我们的最大保障)。因此,基层官员的“你是替老百姓说话还是替党说话”就顺理成章了,县委书记骂专家“如果我们不去强拆,你们喝西北风啊!”“再拆出一个新中国”听说,专家还拂袖而去,这去去得好,但县委书记的话却并无不妥。他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只是县委书记的委曲如果来自受到伤害的老百姓还可理解,也可抵赖,而是出自还从中获利的专家之口,这位官老爷就来气了,我们为你们冲到前,被骂被怨,你们清净地来分食果实,到头来还往我们头上泼“脏水”,自己拿我们作恶人从老百姓手中夺来的利益,还骂我们没有良知和道德。是可忍敦不可忍,我也把专家骂个狗血喷头,泄愤一下好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就这样滑稽收场了。
刘晓波最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国内可引起轩然大波了,专家学者有些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恨不能成为获奖者,酸溜溜地评说着刘没有什么能耐的评论说。有些是出于为政府为党“分忧解愁“,这事儿的确有些闹心,就拿刘已经被审理了,是个罪犯。其实这个人并没有干什么太大的坏事,只是他有些社会影响力而已,因此,他直面政府的不足,直面党的错误,即使提出一些推翻政府,取消党的领导的话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政府不为民谋利,政府不能治理国家,人民选择你作什么?党以为全体人民谋利益并以此行动才唤来群众千百万,而如果不是为群众谋利益,而是欺压群众,只有少数人谋利益,这和资本主义的领导有什么区别,让蒋介石统治和毛泽东统治有什么区别?当然,统治者永远都不会自动地说,我反动,我无能,我下台。需要人民起来反对才能实现,此时,如果都依赖别人发动,就永远不起来了。
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决定性的,因此,人们首先要考虑政策的负面,而不是考虑它的正面性。况且在执行过程中,正面的东西会越发发挥重要作用和产生积极成果,更增加人们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和信心,是不用担心其政策的执行乏力或者半途而废的忧虑的。但任何政策都有其局限性,其负面因素是不会因为正面因素作用的发挥而受到任何抑制而改变,负面因素始终会是一个阻碍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当初在制定政策时要稹密思考,多想政策的负面影响力、破坏力和阻碍力,甚至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能力去考虑,去规划,去运作。
在执行过程中,正因为负面因素不会自动消除,甚至还会发生激化,引起更大的负面影响力和破坏力,所心执行过程中,务必对负面因素倍加注重,在观察政策的正面作用时,时刻关注负面的影响力和变化,让负面影响受制于最低限度内,或者把它们逐步消除。例如,增税政策肯定能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但对产业工人的收入会受到影响,在政策中就可以提前对产业工人受到的预期影响进行规避,实在规避不了的,可以在实施过程中加以修正,直到消除。但我们在执行中,往往不注重这些因素,而是之前要么不吭声,要么有吭声的也不理会,最多是用‘代价说、损失说、成本说’先给个理由和根据来,然后在执行过程中随便加以发挥,如果能得到照顾的话,就是政绩,如果不能得到消除,就讲这个在改革之初我们就讲明了的“代价嘛,成本嘛,学费嘛”等等,因此,在老百姓的哀叹声中,政策在正面的政绩中,负面给百姓的哀叹中不断地发展,今天这个政策,明天那个政策,都没有离开过老百姓的钱袋子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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