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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天马雨哲 · 2010-12-25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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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村里有人到外面做工,村人都习惯性地称之为搞“附业”。人员多是三十几岁以上的成年男人,他们都是农业生产的好手,同时也是有一技之长的小手工业者。年终时“附业”人员,以外出多少天计算应交多少钱给集体结算成“工分”,也同样分享集体的所有分配待遇。交完集体的部分外,这些人多少还有些钱剩余归于自己所有,村里人也常常戏称之为搞“富业”。

   

八十年代开始,村里就渐渐有较多的人员外出务工,人员多以女性青年为主。基本都是些从未参加过农业生产的人员。从校门直接进入南方的“工厂”。也有部分男性青年参加了这一行列,不过多是在外打打临工度日,少有人一年到头有钱剩下来的。好多男性青年拿着父母养猪赚下的十几块钱做车费高兴的南下而去,过春节回家乡时,有姐妹的用姐妹的钱,没姐妹在外打工的,多半都是要借同村人或同学(一般为女性)的钱,才可以在过年时顺利回家。不过,一过完春节,这些人还是乐此不疲的重复做着同样的事,年复一年地南下。那时的我还在读书,也有过类似的冲动,总想求在外的“大哥哥大姐姐”带我去南方闯闯。但总会听到好言的相劝声:“雨哲呀!好好读书!那里不是我们的天堂,更不是我们的故乡,不要走我们这无奈的路,学好本领,让我们的家乡也富裕起来”。于是我就总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是:“那里的工厂只招女青年,还要是未婚的,超过二十五的女青年就是未婚的都不要了。男工只有危险性特别强的行业才招,而且要求特别严格,可以用近乎苛刻和不尽人情来形容,动不动就开除你,连工资也会以你违反了某种工厂的规定而扣发或不发”。年少气盛的我,此时常常大发感慨,难道说有钱开工厂就是天下的老大?就不需要尊守我们国家的法律了吗?还煽动“哥哥姐姐”们都不要去了!“姐姐”们说:“哎!赚点钱,做一两年就回家,就不做了,就不去那鬼地方了”。“哥哥”们说:“你还少,不懂事,你的姐姐们都不在家乡,我们一帮爷们在家有什么意思,不能让别人说我们男人们吃软饭,再苦再累我们也得去撑着”。不懂?自此,我再也不提去南方打工的事,安心读书。但总在星期天回村时听到村民们议论,今天这家从南方寄回多少钱,明天又是那家寄回来多少,不过,都是“姐姐”们寄回来的。村民只管议论有钱寄来的事,绝口不提这钱是如何来的,以至于有一段时间,不懂事的我,总以为这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让“姐姐”们捡到了。但“哥哥”们为什么就不能碰到一次呢?每当此时,我就会大声高喊,啊!我可怜的“哥哥”们!

   

八十年代中期,我从军到我们的另一个特区,每到春节前夕,我都会到火车站去走走,看看一年到头辛苦工作,只在春节有几天休息而又急盼归家与亲人团聚的“哥哥姐姐”们。有时竟突发奇想,也难怪工厂只要年青人,车站的拥挤和车途的劳顿,也真非一般人所能忍受。于是,我自以为理解了什么是“解放思想”?只是想不通,同样年青且体力好过“姐姐”们的大“哥哥”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姐姐”们一样可以有同等进入工厂工作的机会,难道说,这就是所谓的“妇女解放”?不对,还是不对。如果真是,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妇女?也可能是先解放“一部分”,从“未婚女青年”开始?这些“哥哥姐姐”们在外到底过得好吗?带着种种的疑问,没有人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在春节的前后,默默地在外围带着探研的心情,在心底里送迎着“哥哥姐姐”们的急切而归匆匆而来。

   

军人的职责就是保卫祖国,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训练之余,战友们谈论的除军事训练方面的事情外,听战友们谈得最多的,都是这些年的变化,以至于大家都感叹我们将来是否可适应社会的大发展,几年后我们会不会被社会淘汰?什么,什么“深圳速度”、什么,什么“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叫得普天震响。当然,那时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时间就是金钱”,我们理解为这是每天没日没夜地干,多干些时间,那就多得些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们理解为不包括人的生命,只要有效率,人的生命都可以不要了,效率比生命更重要。

   

八十年代未,从部队回家乡探亲,结识了我现在的老婆,当时的女友。她那时也是“哥哥姐姐”中的一员,在广州的一家私人工厂里打工,新年的初六,她们姐妹们就都又要出发了,正好我的假期也没几天了,就和当时的她说,我绕道广东回部队,想去领略领略广州的风貌。其实,只是想和她在一起多呆一会,女友同意了。于是,我就夹在女友的女伴中和她们出发,车站的人就不用说了,比我在特区的车站见到的还要多。我和女友一行十几个费尽心机,终于在傍晚时分,如愿地挤上了南下的闷罐火车。一种用货车临时改装的临时客车,车内没有坐位,一个人一个人紧靠着。每个车厢有一个门,用木棍横着,象家乡的牛棚,门口守立着两个临时的列车员。后来了解都是和我一年当兵的城镇兵,服役期满刚退伍回来的。他们见只有我一个人穿着军装挤在车厢内,都过来和我聊天,一聊才知道我们是没谋面却同一部队当兵的。有了这层关系,当然就更加亲切,路途上也格外地对我们一行多有关照。第一次的广州行就这样在后来昏头昏脑的迷糊状态中进了广州站。

   

女友的工厂坐落在珠江的一条支流边,与其说是工厂,还不如说是一个工棚更确切。厂房是用石棉瓦盖的大棚,吃饭和宿舍也在里面。她们的工作就是用衣车车缝编织袋,不停地缝,就一样产品,每天重复着,听她们说有货做的时候,每月连吃带住可以领到80—100元不等的工资,前提是每天都要不停地做。没有星期日这样的概念,要是身体不舒服想要休息一天,那是要另外扣工资的。我问女友,这样受得了吗?女友答:“受不了的时候就只有让其扣工资了,工厂里的制度,打工的说了不算,谁理你,不做你就走人”。我说,这也是什么工厂,也配有什么制度?女友反问我说:“那你说,它不是工厂又是什么呢”?我无语,心里凉凉的,呆了一天,辞别女友,带着愁肠和失落,“狼狈而去”。自此,对打工产生了恐惧心理。

   

造化弄人,越怕越不想的事越恐惧的事往往就越紧随着你。九十年代初,我终于无法挣脱造化的作弄,也成为哥哥姐姐中的一员。不过,也好,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哥哥姐姐”们已经过惯了不感新奇的生活。在南下的大军里,我没有享受到“文人们”描述的弃官经商、投笔经商们,“下海”般的波浪壮阔。但却也有另一番铭心刻骨的记忆,我和我的伙伴们,享受了用编织袋蒙头防蚊安睡在山林坟地里,桥洞旁,草地边,不时还要担心冶安队员,会不会从天而降,把我们捕获个正着。为此,我们还经常设警戒哨,被我形象地戏称为,真正的“野外生存训练”。然而,训练并没有结束,白天又要步行于各工业园区工厂门口去找工作,一边还要提防是否有治安会跟踪我们,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我们这些当过兵的还不是太怕。苦了的是我们那些刚从学校门出来的小兄弟们,要是直这样的话,那可就不好受了,原打算来赚钱,就变成是要罚钱了,没钱罚就拉到比内地还要贫穷落后的地方修公路强制劳动。所以,开放以来至九十年代初打过工的男人们,都是天生的“特战队员”和“反侦察高手”。不然的话,就只有义务做强制劳动的命,谁叫你功夫不到家就出来打拼呢?

   

早上醒来,我们都要会高喊几声,感谢!感谢!感谢山川!感谢坟地!感谢桥洞!感谢草地!感谢蚊子没有把我们往死里咬,让我们昨晚一切平安!一切顺利!说实在的,还真要感谢这地方选择的真好,要是在北方,我们这些“盲流”,恐怕就没这么“风流倜傥”了,再过硬的“特战队员”,也可能会变成“特硬冰棍”。

   

说来也怪,上天如此“恩赐”我们,我们中绝大多数都没有放弃,还是有钱就吃两餐饭,没钱就吃一餐,或是有一餐没一餐,饿着肚子,顶着南国的骄阳,迈着我们骄健的步伐,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着可以让我们暂时安定下来的工作,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总有一两个人从我们这支“盲流”特战学校中毕业,许诺着发了工资就来接济我们。于是,我们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到河池边,用手捧着河水,以水当酒,一饮而尽,祝福他从特战学校“光荣”毕业。

   

我们这支“盲流”中,有姐姐妹妹在工厂上班的,每到她们发工资的这一天,“盲流”们都会准时地出现在她们工作的工厂门口,不是去保卫她们的劳动所得,而是去分享她们用血汗和眼泪换来的那可怜的工资。姐妹也没办法,金钱再重要,也大不过亲情。谁叫这“家伙”出生时错报了性别,不能和我一样好找工作,偏偏又成了我的哥哥弟弟。不过,父母们不知怎么啦,总还当着是家中的宝?。说得也是,我们自己就深有感触,我们就是一群流落他乡的“活宝”,我们白天一遍一遍地悠转在只要有工厂的地方,晚上续写我们的“野外生存训练”,饿得发慌时,我们一起大声高喊:“钱啊!我的爷爷!你在哪里”?

   

间或有好不容易毕业的“学员”,又加入我们的行列,他们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他们也很能吃苦,他们能耐超长时间的加班。但他们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同为阶级兄弟姐妹们(他们把这些人称之为资本家的“狗腿子”)的“大呼小叫”。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就个个脸色铁青,额头上青经暴露,磨拳擦掌,个个狼性十足,人人欲食之而后快。后来的后来,我也进到一家外资企业,也成为了他们口中所说的资本家的“狗腿子”。不过,我这个“狗腿子”倒是从不“大呼小叫”。碰到有下面无法解决的“刺头”兄弟姐妹,我会恭恭敬敬地把兄弟姐妹请进我的办公室,招待他(她)们喝茶。但是条件是必须他(她)们自己动手,我却旁若无人般地继续玩我还不太会玩的电脑。让他(她)们慢慢地喝,什么时候她们喝得够了,不想喝了,跟我打一声招呼,说知该怎么做了,就可以走了。继续来喝茶的不多,多半是以后他(她)们就开始请我喝茶,当然啦,买单的还是我。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她们也高兴。只是要求她们必须尊守“保密守则”,不然的话,我就会成‘月光’了,我的妻儿老小就会成为‘口光’了。

   

进入二十世纪后,我们这些人多了一张“农民工”的标识,让人可以清析地辨识我们。各项政策也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但何日农民不再需要离乡而做工?何时可以不用扛着农民的身份而做工?做了一辈子工人的“哥哥姐姐”们,到底也没能因为,从没从事过农业生产而改变其农民的身份,这是难道说宿命吗?

   

往事如事,由“盲流”到工仔到农民工,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我原来的那些从没从事过农业生产的“哥哥姐姐”们,有些也已永远离我而去,有些还在某个角度坚持。但大多数“哥哥姐姐”们,因人所共知的原因,又重新走上了新的战场,开始补习“农业大学”的课程,她们的“学期成绩”还会好吗?她们的体力还可以胜任吗?

   

明天,星期日,坚决推辞一切“合理”和“不合理”的应酬。我也该要去一趟新华书店,买些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书籍了……

   

天马雨哲于广东

 201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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