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拆迁条例的出台为何缺少‘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
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的和谐政治经济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既定‘党策’和国策。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正在以与时俱进的‘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示范带动全国向改革的深水区突击前进。
应该说，作为既定‘党策’和国策的‘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从理论上应该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实践上不仅只适用于广东，而也应适用于全国；不只是用于金融业的股市、房地产的楼市等官商的利益产业，也应完全适用于民生、民利的一切产业。这一点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和毫无疑义的吧。
但从国家拆迁条例修改和制定的‘立法难产’来看，却为这个‘绝对肯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深化改革的‘思想武器‘和‘政策法宝’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与感叹号！
在自焚、棒杀等一个个血淋淋的惨剧面前，在民众、学者等一片片社会的质疑声中，在上访、闹事等一桩桩个体和群体骚乱的不稳定下，被无数铁的事实证明已经必须改革的旧拆迁条例终于艰难地启动，尽管大规模地、各种形式地和反复地讨论、论证，修订新的拆迁条例是多么深得民心，是多么迫切地‘与时俱进’，是多麽地‘三个有利于’，可是，就因为‘地方政府的利益阻击’，就是的这一“法治的民心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地难产，甚至有‘修改畸形’或胎死腹中的极大可能！
在这一事关国计民生，建设有中国特色和谐政治经济社会的关键时候和问题上，才是真的需要“杀出一条血路”的政治勇气了，可是，我们的决策者们却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阻击’面前，一再犹豫与退让，不断姑息与让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杀开这条血路就真的这么难吗？！
让我们看看究竟难在哪里，地方政府的‘阻击理由’又是什么，其理由成立不成立，充分不充分，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还是有利于少数不法官商们。
先让我们听一听权威的国家官员对这个问题的陈述与解释。
“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在接受采访时（注：《人民日报》下同），将新拆迁条例出台之难概括为：首先面对的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他表示，新条例将会采取列举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且倾向于采取对公共利益进行范围较窄的界定。”
“第二个困难为征收程序。曹康泰说，包括征收程序由谁启动等问题都需要征收条例作出规定。此外，补偿问题也是难点，‘法制办倾向于按市场价格补偿’。”
据《人民日报》披露，“参与新拆迁条例讨论的多名专家告诉记者，新拆迁条例制订阻力重重，多来自地方政府。”
下面就让我们综合起来，评说一下国家法制办大员诉说的这三难，因为这三个问题不是什么具有国际意义的行政‘哥德巴赫猜想’，真的不值得逐一评论。
大家知道，关于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先例和国际先例的行政难题，问题极其简单，凡是税收所得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建设的非盈利性质的公共事业与设施不就是‘公共利益’吗。再说了，我们不是十分擅长与国际接轨吗，接轨大多数不就是模仿照搬吗？连WTO那么复杂的市场经济问题都接上了轨，连不该接轨的都能接上，怎么到了‘公共利益’界定这样的小儿科问题上，我们异常聪明的‘接轨大师’们就‘江郎才尽’了呢？！ 看来，不是不能也，而是‘有鬼’不为也！
至于第二个困难——征收程序，与第三个难题——拆迁补偿，那就更不能称其为难题了。这两个问题连小儿科的水平都够不上，就更不用与国际接轨了。只要将政府的‘裁判员’位置定好了，不再与房地产商勾结在一起，即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征收程序问题了。这还用说吗，公共利益的征收是政府行为，由政府启动，商业利益的征收是市场行为，由使用受益者启动啊。
补偿问题不是谁倾向于怎么补偿，而是就应该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与准则来解决。哦，卖地的时候，卖房的时候你按市场价操作，把人家按市场价建设起来的或者买来的土地与房屋征收了、拆除了，就按政府或官员的“意志价”、“望天价”或“关系价”、“腐败价”什么的补偿给人家，不服从就断水断电，就大打出手，就草菅人命，这是那家子‘社会主要市场经济呀，这是那家子的依法执政、和谐社会呀？！
更可笑地是将征地拆迁与拆迁补偿人为地对立起来，说什么“征地搬迁，一头事关经济发展，一头系着群众利益。”更可笑、可气、可鄙地是以断了自己和子孙财路后路所谓自杀性“补偿致富”的“伪暴富”，作为继续掠夺被拆迁人的口舌，以掩盖官商借“伪城镇化”和“伪经营城市”之名，大搞“奢侈政府”、“腐败官员”和“黑富豪房地产商”的丑恶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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