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时事述评】报道：重庆市纪委、组织部等部门10日发布《关于收送“红包”、超标准使用公务车、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纪律规定》，要求对当地收送“红包”的官员一律先免职。包括，用公款赠送“红包”的单位负责人、经办人，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下属单位和个人的“红包”，不按规定登记、上交的公务人员一律先予免职，再根据有关规定从严处理；未担任领导职务的，一律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2月10日中新社）。这次重庆政府行文不但惩罚收红包的官员，而且对于送红包者也进行惩戒，老百姓拍手叫好。
送红包是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文化习俗，在逢年过节，乔迁新居，婚丧嫁娶，生病住院时，亲朋好友表示的一点心意。红包内所放金钱的多少，经常与双方交情成比例。红包是关系维持、鼓励晚辈、孝敬长辈不可或缺的载体。现在，送红包往往亦成为官员们惯常使用的贪污手法，异化为腐败的工具。成了行贿受贿的代名词，沦落为腐败的掩体。本来象征吉利和祝福的红色，渐变为幕后利益交易的黑色。不少单位和个人逢年过节，就借机向上级领导送“红包”。尤其是各级党委、政府大院川流不息，成了送礼的最大受益者，助长了消极腐败之风的蔓延。
年关将至，行政单位每年都会出台一些“红包禁令”，给官员、医生、教师等权力阶层收受红包亮红灯，警示一下，这已成为一种行政惯例。可效果往往不理想，开始人们给官员送红包是暗的，发展到现在成明的了，原因何在呢？那就是对送红包者没有条款限制。有送就有收，送者与收者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因果关系。送礼是主动的，受礼是被动的，红包是有钱的流向有权的，权小的流向权大的。没有送的就没有收的，送的存在就会培植收的。因此，对送红包者，重庆今年明确要从严处理，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用公款送红包、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屡犯不改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理。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效的举措。
为何人们喜欢送红包给部份领导干部？因为这些被送的领导干部，手中都掌握着实权。比如行政审批、工程发包、资金拨付、干部任用等。他们在权力的运作上，自由裁量权大，说话能算数，没有硬性的监督制约。用红包运作一下，就有可能以小换大，获得成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回报，这就给官员以权谋私提供了可能。领导干部为何敢收红包？从理论上讲，在法治不断健全的当下，领导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应该越来越小。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体制转型、物欲横流的时代，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大。由于相关权力监督与问责机制没有同步跟进，或者说法不责众，因领导决策失误，徇私枉法、中饱私囊，导致国家、人民利益受损、国有资产流失的教训并不少见。我们的一些官员为了获取更多的不当利益，视权力为商品，爱搞权钱交易，实行等价交换。比如卖一个“官”多少钱，明牌标价收红包，买者得官，卖者得利。有的卖荣誉称号收红包，让买者留下香名远扬，而卖者则暗中受益。有的拿原则做交易，买者用礼金博取欢心，卖者用感情代替政策，为所求之人提供各种便利。
红包已不再是一种在传统习俗和文化观念支配下，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礼物。而是在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商品和货币。送红包和收红包，最终实现的是有违公平原则的非制度化，和准市场化的利益分配的资源配置。红包扮演的是一种决定权力碰撞及互换的“润滑剂”与“催化剂”的角色。掌权者以权换钱，无权者以钱换权，各取所需，各得其所。部分掌权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满足之后，开始寻求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刺激，送礼者便见风使舵，用“失足女青年”这个“动感红包”去诱惑，换取自己所需的权力和利益。我们有些干部对送来的“红包”来者不拒，导致一步一步走向了堕落，踏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能自拔。检察官胡雁忠，在查办重庆市药品监督稽查总队原队长周军受贿案，向记者介绍说：“这些官员收红包已经麻木了”。短短6年半时间里，收受红包达千余次，每一次红包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收受红包达390余万元。
重庆纪委官员称，欢迎党员干部、社会各界群众通过举报电话，及时向重庆市纪委监察局举报公务人员收送红包、超标准配备使用公务车、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这就告诫有些官员们，这次对公务人员的监督管理是动真格，下重手进行整治。红包是“地雷”，千万踩不得。干部超标准用车，比车型、比配置，其实质是一种公然的腐败。干部经商办企业，公开讲是利用资源生财；而实质也是钱权交易，一些歪风邪气由此暗然滋生。正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指出：红包问题是温水煮青蛙，腐蚀了不少干部，超标准使用公务车问题比较普遍，我们不能迷迷瞪瞪，经商办企业问题，真正摊开了，量是不小的，对党和政府的影响不可低估。
从最近的“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民意调查”看，有30.9%的人认为红包、礼金问题是当前腐败现象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重庆全市公务人员今年七个月中主动上交“红包”5500多万，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薄熙来在重庆进行的“三项治理”，是时代的呼唤。特别是红包贪腐问题，不下大决心，就永远也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尤其是对于公职人员送红包，得以提拔重用。而不送礼者即使能力再强，也很难被领导“发现”。久而久之，势必冲击党的干部人事工作原则，造成“因礼用人”的事实。如果公职人员若都行而效之，整日为礼而累、为功利而忙，必定回到封建社会“卖官鬻爵”的老路上去。受礼之风盛行，必定破坏党和政府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危及民风和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进而危及党和国家政权的巩固。
当前，有些干部仍然执迷不悟，还在坚持收红包，以为别人不知道就可蒙混过关，拒不申报上交。等待他们的则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如大渡口区原劳动局局长杨某收受红包10万元，仅只上交3万元，大渡口区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多方取证，使企图蒙混过关的杨某，最终受到了党纪和法律的严惩。截至目前，重庆今年已查办相关违纪案件45件。有力震慑了腐败分子，堵塞了一些漏洞。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
为推进“廉洁重庆”建设，重庆的“三项治理”这着栱下的好，好就好在击中了干部腐败的要害。特别是对送红包者也同时惩罚，行贿人从违法成本考虑不敢送红包。对收红包者先免职，再给予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给公权力套上了紧箍咒而不敢收，加大了收红包问题的治理力度，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好的。也是有效的。但只能治标，还不能治本。众所周知，送红包已经是一种普遍的亚腐败风俗。目前揣进腰包而不上交的官员，估计还有不少。我们根本不知道谁在送红包，谁收了红包。许多收了红包的官员一直在观望，既害怕被查处，想交红包，又心存侥幸，心疼那些到手的钱不想交出来。于是就持币观望看政府如何处理。如果政府能调查出哪些人没交红包，并严查那些未交红包者，那他们必然就会老老实实地交钱。如果政府没有反应，交就交了，没交的也没受到什么处理。那么，只有傻子才会继续上交红包。光靠举报查处，只能是被动的反腐。
要彻底消除干部收红包的腐败，还需要更进一步铲除其土壤。要改革目前选拔基层任用干部的任命制。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一律要实行民主选举，采取公开竞争招聘制。将干部任用权交给民众。把干部的选拔、培训、调动、考核的原则、标准、范围、程序全面公开，接受民众监督，变长官意志为公众意志，真正实现选拔任用干部上的公开、公正、公平。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廉政检查制度，把官员的收入情况、固定资产情况登记造册，亮出领导干部的真实家底。让社会明白，促领导清白。只有从源头上卡住“红包”的喉咙，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红包”痼疾的现象。希望重庆在治理贪腐上，更上一层楼。
(2010-12-1319: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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