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日题为《武汉“用工荒”提前来袭 加钱也不“万能”》、《赴川渝招工首吃闭门羹 绍兴无奈“舍近求远”》等报道不难看出，近几十年来的“用工荒”似乎提前到来了，且还有高薪也招不到工人的趋势。由此而带来的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或就是在职业稳定性、政治和社会地位上。
春运为什么一票难求？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年一度候鸟式的大迁徙又开始了。人，为什么会成为候鸟呢？众多是职业的不稳定使然。那么，当地是不是就没有可用的就业人口呢？并不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招用当地人呢？答案恐怕多是：难管理，无法欠薪，无法让其超时加班，或工伤事故无法躲、拖、赖，等等，诸如此类。题为《四川省工会两年跨省为农民工讨薪860万元》、《恩施农民工福建讨薪被打 省总工会已介入调查》等报道和不少地方的“维权联动机制”，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再加之某些地方有着欺生、欺外的恶习，或对某些企业的所谓“小恶”听之任之，致使一些人远离。同时，近些年来“三农”政策落到实处的优势显现，以及农民工返乡创业者的增加和某些地方也加大了本地人员的就业力度、薪酬、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劳保等福利的落实、提高，这都使得某些地方的所谓“用工荒”加剧了吧。那么，这种问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偏颇的、过度的什么雇佣双方“用脚投票”之类的用工理论、舆论氛围使然。也就是说，众多企业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用工制度，即“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所谓企业效益最大化所致。其实，只要回过头看看上世纪４０至６０年代西方众多国家企业的用工制度，我们的什么“用工荒”，不过是在重蹈他们的覆辙而已。
德国的很多工业产品是很有名的，为什么呢？不就是其众多企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人队伍吗？题为《经济强劲复苏 德国去年经济增长率达3.6%》、《德国经济实现统一后最快增速》的报道就是很好的佐证。战后的日本，如果其众多企业没有实行稳定的用工制度，其经济能够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吗？能够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吗？
我们常把现代企业制度、国际接轨挂在嘴边，可是否把有一个稳定的职工队伍这个很重要的内涵牢记在心、并付诸实施了呢？临上阵了，才想起磨“枪”，又怎么可能不“荒”呢？而企业转型也好，产业升级也罢，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职工队伍在做技术等方面的保障和支撑，真的是难以想象能搞好的。这或许也是一些地方说了很多年产业转型、升级而没有什么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一个毋庸回避的现实是，在“不干走人”这类的舆论氛围中，企业职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因此也就有了如题为《女工上门讨薪 遭暴力凌辱》、《东莞女工遭老板狼狗咬伤乳房 反被开除》、《曝三木老总奸多名下属 收藏千张裸照图》、《公司规定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千余名男工女工遭非法搜身 两年不敢带钥匙上班》、《家乐福劳务派遣隐蔽用工揭秘 怀孕女工惨遭辞退》这类的事情比比皆是，且不断的在全国范围内一再重复上演着，“被奴工”事件也被不少论者认为是“福利制度缺失”所造成，其本质不如说是政治等权力和社会地位使然的准确些吧。
就拿日前“给狗下跪”事件来说，假如当事者有点政治和社会地位，或有个“我爸是”之类的招牌，尊严还会无处寻觅吗？法律会束之高阁吗？就如同当《农民8月偷逃过路费368万判无期 全国首例》与深圳骗保障房者罚五千这两个首列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你会有怎样的感想呢？
再如，去年沸沸扬扬炒作了近一年的所谓“第三波富人移民潮”问题，除去子女教育和“傍官”这个移民的主因外，将其他的原因对照着“开胸验肺”、中国职业病呈现高发趋势、“黑煤窑”、“黑砖窑”和智障人“被奴工”事件，或如讨薪被打、祈求河神讨薪等等有关欠薪问题，以及污染、“带血的煤”... ...诸如此类的问题，又怎能以一句所谓的“仇富”而避之？美欧政府打击“黑手党”这类的富人是一点也不手软的，怎么到了中国打黑除恶就出来了那么多说法呢？讨薪者都被诸多的地方立法定性为“恶意”了，我们还要怎样的保护老板们呢？何况，欧美国家的大小老板们有几个敢欠薪、敢成为“一霸手”呢？
所以，隐藏在所谓“用工荒”背后的，不如说是普通职工的权利慌、权益荒这样的真问题吧？这类的真问题，岂是一个“钱”字能够解决的呢？此就如《官员称若提高个税起征点 中西部个税或将绝收》、《中国即将提高贫困标准 可能致贫困人口总数上亿》了，我们的一些主流人士还在那里痛心疾首的说涨薪、落实法律规定的劳保福利将使中国失去竞争力一样，可现实却是我们众多普通人的薪酬与印度普通人相比还差着一大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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