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小老乡扛着一袋大米,跟着包公头往省建某公司经理家送,硬是没送成。 不久后的某日,遇到一位同学也肩扛一袋大米,问起缘由他告诉说,要去西北找某人办件事,他说的这个人当时在那边当省委书记。我当时心里暗自嘀咕,找那么大的官办事,就拿这么点东西。
九十年代初期,一个亲戚对我谈起一件事,春节前夕,他和村财务室的工作人员必办的一件事,就是往一叠写有500~50000元不等的空信封里,按写的数字分装人民币,而后交到村支书的办公室,至于这钱送给谁,怎么个送法,只有村支书知道。
后来偶尔的机会与一位市委办公室的副主任聊谈,他的一番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道,眼下干县委书记,三年捞50万是轻松的事,有个头痛脑热,往市医院高干病房一躺,十几个委局的头头轮番探望,少则5000元,多则上万,一场小病下来能捞数万元,加上逢年过节所收礼金,三年离任时,带走50万元的县委书记算上最廉政的官员。
在那一时期,社会上不时传出A拾荒者从捡到的鱼肚里掏出了金条,B拾荒者从捡到的 点心盒中翻出整打的钞票。在那时,我亲眼目睹过中秋节过后,官员们家中扔出的整箱整箱腐烂的水果和整盒整盒的发了霉的月饼,以及春节过后的一些日子,被他们扔到污水渠中的,大块大块变质的牛肉。
在以后,送礼者拿东西上门就不受欢迎了。送少了,人家看不见,送多了,送大了,招人耳目。大概购物卷、消费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诞生。再后来,送的礼越来越大,送车、送房、赞助官员子女出国留学,等等,款项之大、名目之多,达到让你任意发挥想象的程度。 再后来,握有实权的官员们,不怎么拿正眼看送礼人了,好像才明白,送来的再多,也没从自己这里捞走得多,花巨额公款上了几天CEO培训班的官员们,仿佛一下变成精明的生意人,他们暗中成了诸多公司的股东。并不是他们才明白这一道理,而是社会发展到了敢如此做的程度。
眼下贪官丛生的局面绝非朝夕而就,通过送礼的演化,就能看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政治改革惨败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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