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区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只要中国还没有公开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那么在深圳特区成立30年之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模式，而后就应该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区模式，而是少数人剥削压迫多数人，深圳人掠夺内地人，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模式；是一个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严重，黄、赌、毒、黑泛滥，腐败公行的资本主义模式。
而“重庆模式”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重庆没有国家赋予的特殊优惠政策，是靠当地人民的内生动力，靠决策者的坚定信念和胆略，以改善民生为目的，唱红打黑，反腐肃奸，推动实现科学发展观，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模式。
“重庆模式”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重庆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难逃“深圳模式”所放大出来的民生灾难和先富者既得利益者的剥削压迫之苦。据媒体报道，仅从重庆打黑除恶风暴中处理的涉黑骨干就有370多人，破获的杀人命案就有500多个，公、检、法、司系统中被处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有近100人。由此可以看出，重庆的老百姓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了。在重庆公检法司系统，像文强、张弢一类的领导骨干成了专门欺压鱼肉百姓的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一群涉黑人员居然成了堂而皇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本应为人民当政、参政、议政的“人民公仆”成了祸害人民、欺压人民，毁坏人民政权的声誉的罪魁祸首。
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重庆人民尤其是工农劳动大众的遭遇苦不堪言，唤醒了重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并坚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他们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依靠党内正统的进步力量，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公开打出“唱读讲传”、打黑除恶、反腐肃奸的旗帜。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反动势力实行打黑除恶，反腐肃奸的人民民主专政。使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成惊弓之鸟，使汉奸卖国势力、腐败分子闻风丧胆，让人民群众扬眉吐气，看到希望。这是历史在重庆的选择，这是中国对重庆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必然选择
“重庆模式”的出现对当代中国的走向具有示范意义
“重庆模式”的出现和成型，一开始就受到重庆黑恶势力和全国的汉奸卖国势力的疯狂围剿。重庆市以唱红打黑，反腐肃奸吸引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目光。那里有两位标杆人物，一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另一位就是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在广大劳动人民齐声喝彩时，有一些人在背地里则咬牙切齿。在中国当下这个社会里，从知识界、思想界，尤其在那些由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把持和主导的媒体上对王立军和重庆警方的恶意围攻的喧嚣中，分明能读出他们对重庆市“唱红打黑，反腐肃奸”这件已经深得3000多万重庆老百姓赞扬，十三亿人民群众心向往之的政治事件的质疑和不满。实质上是想借打击王立军达到否定薄熙来在重庆深得民心的一系列举措的目的。由此可以看出，发生在重庆的轰动全国的黑律师造假门事件，一些媒体力挺李庄攻击重庆公检法，影射重庆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媒体上存在丑化重庆新政丑化薄熙来的声音，海外敌对势力编造的妖魔化薄熙来的谣言也一度在互联网上泛滥；众多媒体围绕“双起”的一场政治较量，其目的都是要围剿、孤立“重庆模式”，把“重庆模式”扼杀在摇篮里。
汉奸卖国势力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胡锦涛访美期间，他们把郎朗演奏的钢琴曲《我的祖国》定性为“反美歌曲”，并向美国主子告密。挑拨说“当奥巴马2009年去哥本哈根签署气候协定时，中国领导人在破坏协定之前卑鄙地羞辱他。更有意而为的是，中国官员在本月一直等到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时，才揭幕他们的隐形战机，再没有比这种羞辱更令人发指的了。当然，这些都比不上郎朗在白宫所做的羞辱。这次他们打到了我们的家里——严格说是奥巴马的家里，即美国权力宝座的象征。更令人吃惊的是，奥巴马居然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让人家打。他经常这样转身很快，像个陀螺。如果他认为这样的低三下四可以改善美中两国的关系，那么他错了。如果他认为世界其他国家没有注意到这种接二连三的羞辱，那么他也错了。他应该回击”。
这样人兽不分，黑白颠倒，民族自信心丧失，做人只认利益完全没有礼义廉耻的言行，竟然还理直气壮，气吞山河。说明一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大限已危急到何种地步。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如果没有“重庆模式”作为参照系，作为示范，人民群众就会看不到希望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必胜的信心。因此说，“重庆模式”是新中国的革命圣地延安，对现代中国的发展走向具有现实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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