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们胜利了，在此次反征地斗争中，广大村民们异常团结地站在当地政府的对立面，并破天荒地赢得了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的胜利！
这个村子与某一大型国企相邻，于是这个村子紧靠国企的300亩土地也成了令市、乡、村三级政府官员和一些企业家垂涎的香饽饽。2010年年末，300亩土地的征用计划终于被提到了当地政府的议事日程，议定的征地价格为每亩60000元，赔青款为小麦每亩800元，苹果每亩15000元。村干部在没有召开村民大会的情况下，把赔青款一户一户送到每一户种地的农民家里。他们原以为农民是愚民一个，较好忽弄，殊不知农民们已今非昔比，他们自发组织起来，要求召开全体村民大会，与市、乡、村三级官员展开了斗争，最终赢得了胜利！
分析这次胜利的原因，主要应该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先得益于全国反政府征地的大环境
2010年各地政府的强征强拆在全国激起了民愤：有因此而自焚的，有被铲车碾压致死的，有被活埋的，有被致残致死的，有被迫住在“鸟巢”的，还有被迫用自制“土炮”、汽油弹进行防御的……总之，2010年是各地政府强征强拆最为暴力的一年，也是广大媒体和人民群众对政府强征强拆行为人人喊打的一年，同时各地强征强拆行为也终于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国家为之还特别制定或修订了有关法规政策。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当地政府想必是不敢过于强硬的。
二、其次是得益于网络媒体的广泛关注
媒体的关注是近几年来最令官方头疼的一件事，一有骚动，媒体就蜂拥，实在让官员们头疼不已，至今为止，已有不少官员牺牲在了网络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有一不小心说“错话”的官员，如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和为中华大辞海又填“屁民”一词的深圳海事局副局长林嘉祥等；有抽错烟戴错表的官员，如南京江宁房产局周久耕局长；有因儿子、妻子而一举成名的官员，如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副局长李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团长陈伟；还有就是群体事件，其实对官员们来说，单纯的群体事件并不可怕，它充其量只是埋在官员仕途上的一颗地雷，只要不踩就没事，相比之下，网络媒体更为可怕一些，因为它们才是真正拉响地雷的人。
三、最后主要得益于农民自己的觉醒
所谓觉醒其实是经历教训之后的觉醒！这个村以前还被征过两次地，这个村临近一个国有企业，上世纪80年代初有邻村因为征地而“富裕”， 而“农转非”， 而“进厂”（那时候国家还是比较注重征地后农民的生活和工作安置的），所以这个村子的农民也梦想着被征地，等了足足将近10年，终于轮到征地了，结果农民却没有分到一分钱，国有企业只给了村里20个“农转非”和“进厂”的指标（听说指标挺多的，都被上面的贪官给“机动”了，征地款也有，但都被县、乡、村三级干部给糟蹋了），村子里那么多的年轻人，该让谁进厂呢？村里干部就想到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竞价上岗，哪一家出的价钱高，哪一家就可以“农转非”和“进厂”，当时最高的竞价为7000——8000元，先后有20位村干部和富裕村民的孩子进了厂，然后全体村民每人分到100元左右的竞价款，这就是村民们在此次征地中唯一的收获。
第二次征地是在2003年，企业扩张又要征地，村里得到的补偿是每亩地25000元，而小道消息说企业付给的征地款其实是每亩地130000元，这就是说征地款都被上面给截留了！在这次征地中，村民们每人只分到3800元的征地款，村里竟然没有得到一个被安置进厂的指标。
经过了上两次征地教训，村民们终于觉醒了，他们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再也不能任人宰割而无动于衷了，他们不想再做良民了，于是村民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跟乡干部、村干部唱起了对台戏。这些村干部当初本来都是因为较大的家族势力而当选的，但是在此次征地过程中，家族势力也不再庇佑他们，小字报一夜之间就贴满了村落巷道，全村绝大多数农民同仇敌忾，站在了官员们对立面！村干部一户户进村民家里做工作，村民们有的稍作应付，有的干脆把他们推出门，甚至破口大骂。上级政府的高压、不满，农民群众的极度冷淡，把村干部放到一个两头不落好的尴尬境地。村民们前面贴小字报，他们后面跟着撕，村民们再贴，他们再撕，如此再三。后来，乡、村两级干部把主攻方向放到他们所认为的领头闹事人身上，把几个领头人叫去开会甚至许诺，在他们认为风平浪静之后，乡、村两级干部召开了全村村民大会，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即使那几个领头人不再领头闹事，农民们还是安抚不下来！或者可以这么说：在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后，农民们个个都成了领头人——会场里的“布衣”们开始真正发怒了，大会开蹦了，乡里干部想撤都来不及，被农民们挡住车、围了起来，要求他们公开许诺不再征地，乡里领导在顺从了农民们的意愿之后，才被放走，农民们最终赢得了维权胜利。
二0一一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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