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占中国人 的百分之几？

　　问：啊哈，瓜田先生，您这题目可够吓人的。看样子，骗子少不了。那么，您认为骗子能占到中国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几呢？
　　答：是啊，我主要是为了吓人。大家都吓一跳，随后想一想怎么办。其实很难统计这个百分比，因为缺乏可操作性。比方说，全国人口普查，我能不能搭个便车，在“入户调查提纲”上补充一条：你们家有没有骗子？有几个？
　　问：哈哈，那非打起来不可。
　　答：还有更难的，那就是骗子的定义和标准不好定。
　　问：这个不难吧？到处招摇撞骗，牟取非法利益的人就是骗子呗。
　　答：你说的也不算错，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我举一个例子。一个政府的官员，在进入公务员序列时，靠的是一个假学历。随后一路顺风，升到了厅级。这个人算不算骗子？
　　问：这不能算。他只是偶有一次欺骗行为，这行为也没有得到具体利益，对别人也没有明显的损害。
　　答：错。欺骗行为的严重性不能光看次数，严重的，比方说一次诈骗二百万，还不是骗子？再说，他靠着假学历，一路升官，几乎天天都在享受着假学历欺骗的好处。对别人也不是没有损害，跟他一起报考公务员的，被他挤掉了，这是不是损害？
　　问：这么说，这个官员也是个骗子？
　　答：当然是骗子，还是个大骗子。
　　问：若是这样说，官场的骗子可就太多了。我还是坚持认为，做假烟、假酒、假药、假奶粉、假食品的，总之所有制假售假的家伙，才是骗子，这都是些没有争议的骗子。
　　答：这些骗子是死老虎，货真价实，逮着法办就是了。我们的视线要看到更多的骗子。事实上，骗子已经像瘟疫一样，弥漫于整个社会。
　　问：这么严重？
　　答：很严重。我们先从现象入手吧。我手头留有一张制假的名片。上面开列了四类业务，包括制作各种假文凭、技术等级证书、企业法人执照、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结婚证、驾驶证等几十种证件，还销售各种发票。
　　问：这种小广告全国到处都有。
　　答：你估计，全国干这个行当的人有多少？
　　问：在后台制作假章、假证的和在前台散发小广告的，北京少说也有几千人。推算起来，全国至少也有几十万人。
　　答：刻章、办证的骗子队伍之所以能这样不断壮大，是因为他们的市场太大，需求量甚巨。我假设全国只有十万人在实实在在地制作假证。他们每个人每天只制作一个假证、刻一个假章，卖出一张假发票，他们就推出了三倍也就是三十万个行骗的人。一天三十万人，一个月搞出来九百万人！一年呢？
　　问：照您的算法，光是制作假章、假证和使用这些假货的人，一年就要覆盖上亿人了。您知道，行骗的事情不能均摊。有的人从来不干，有的人经常干。
　　答：我们假设不是一亿人每个人干一次，而是其中的五分之一的人，每个人干了五次。这样，参与者还有二千万人。
　　问：这个数字我还是难以接受，这就占全国人口的1.6%了。
　　答：你从印象出发，粗粗地估计一下：从你周围听到、看到的情况推断，就说假发票吧，卖假发票的人和使用假发票的人，能有多少？
　　问：那就多了去了。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你到处都能碰到推销假发票的人。使用假发票的也很多。经常听说一些政府机关或者什么公司都需要各种发票来发奖金，以便避税。有买假发票的，也有从亲友处搜集发票换取奖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财会制度有问题，逼人犯错误。反正从来没有人把到处凑发票报销当成行骗。这样做的人，5%也打不住。
　　答：社会上常见的其他骗局还有吧？
　　问：那花样就多了。网上诈骗、电话诈骗、手机短信诈骗、“大师行医”诈骗、街头赌博戏法诈骗，不胜枚举！《中国青年报》去年9月7日搞了一个民调，结果显示99.5%的人曾遇到作假。85.1%遭遇过短信诈骗，83.7%遭遇过假货，77%遭遇过盗版书，遭遇虚假报道的70.4%，盗版CD70.3%，街头骗术70.2%，假发票52%，学历作假42%，学术作假41.8%。
　　答：我的手机上，推销假发票和其他诈骗的短信，每天都有十条上下。北京的银行里有扩音器，每天都有警察提醒客户不要轻易付款、转账的声音。电视里每天也都能看到破获诈骗案件的新闻和对观众不要受骗的提醒。我手边每天有十几份报刊，几乎每天的报纸也都有作假、诈骗的消息。
　　问：干部队伍能不能稍微好一点？
　　答：干部队伍是作假的大本营。下级单位汇报的政绩有没有水分，小学生也知道。地方上的GDP等政绩数字，上面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各个市的数字加起来比全省的要大，各省的数字加在一起比中央的数字也要大。有关方面要动用专家通过对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量的推算，才能搞出一个大致符合实际的数字来。官场作假有悠久的历史。大跃进时，有人为了制造“亩产万斤田”，把好多地里的麦子都挖出来，栽到一亩地里。连著名科学家也跑出来论证亩产万斤的合理性。文革期间，领导下乡视察，村干部要从全村借来缝纫机、自行车，精心布置被视察的农户，有时候连家庭成员都是特意找来的能说会道的干部扮演的。直到前几年，还有为了应付上级的视察，把荒山秃岭用绿油漆涂起来的。还有的领导，派许多乡镇干部披上白布，到山上去充当羊群。近几年，“70码”、“躲猫猫”、“冲凉死”、“俯卧撑”之类的丑闻，更是尽人皆知了。
　　问：一些干部也可怜，有时候搞搞骗局也是出于无奈，上面逼出来的。
　　答：不管是主动行骗还是被逼作假，恶果没有什么区别。你认为这种干部能占全体干部的百分之几？
　　问：如果把汇报假情况假政绩、花钱买学位办假文凭、拿假发票报销、明里廉政暗里腐败种种表现都算上，比例就大了，恐怕10%也打不住。
　　答：再说知识界。知识界本来应该都是民族的精英，道德的守望者。但大学校长和教授们抄袭论文的丑闻层出不穷。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从网上抄袭论文或者找枪手代写论文，也已经成了规模不小的产业。伪造学历、买外国文凭的事情更是屡屡发生。作家中的抄袭丑闻也时有发生。可怕的是，有的抄袭者不但不臭，反而很香。抄袭者的书很好卖，还能进富豪榜。企业界的明星式人物，尽管出了野鸡大学学历的丑闻，但还是若无其事，照样人五人六地在江湖上混。养生界更是搞笑，从刘太医到张悟本，再到道士李一，最近又出来一个什么大道堂，走马灯一般，前仆后继，只听倒了牌子，但并没有严厉查处。我想试着做一个游戏：你能不能举出一个领域，打个包票，从来没有作假行骗的事情发生？
　　问：哪里没有作假行骗的事情？不是有这样极端的概括嘛：“一切都可能是假的，只有生身母亲是真的。”现在出现了“代孕母亲”的行当，母亲也可能是假的了。我想请教瓜田先生，为什么中国的诈骗勾当这样猖狂？
　　答：历史学者吴思先生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在中国如此长寿，主要是因为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这个体制要低成本地、有效地行使统治，就必须制造它是多么合乎民心的谎言。他们生产谎言，我们假装相信。只要这个体制不是老百姓选择的，谎言就必须永远地经营下去。一搞“公开化”和“透明化”，立马就完蛋了。从道德上看，中国历史上有“以吏为师”的传统。现在的“吏”究竟有多少人“有资格为师”或者“敢于为师”，都是很值得怀疑的。文化人的道德滑坡也十分严重，你还想让老百姓坚守道德底线，这未免也太高看老百姓了。既然人们对大部分行骗的人都不好意思叫“骗子”，所有的骗子都没有道德心理上的压力了。于是我们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全国到处都是欺骗、诈骗行为，国家受损失，群众遭祸殃，但我们很少见到骗子。从报刊上我见到一个极鲜明的对比。同样是假学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一个叫琼斯的招生办主任，在制造假学历的二十八年之后被揭露，从此她就臭了，没脸见人。西方对这种缺乏诚信的人，是“集体制裁”的，没人再雇佣他（她）。而在我们这里，买假文凭的唐骏等人，毫发未损，据说最近又高调复出。跟他同病相怜的，还有一个姓禹的，竟然会在电视上说出“欺骗一个人是骗子，欺骗了所有的人就是英雄”这样令人目瞪口呆的“警句”来！现实情况是，丧失廉耻已经不是个别人的道德缺憾，整个社会都快要“集体无耻化”了。这样一个污浊的环境，不正是骗子们的大乐园吗？
　　问：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
　　答：用老话说，就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中国人造假自古就很有一套。记不记得陈胜吴广起义？他们把“陈胜王”写在布上，塞到鱼肚子里。还弄几个人夜里装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水浒传》里面，排座次很伤脑筋。吴用找几个人，埋下一个石碣。石碣一挖出来，啥困难都没有了。中国农民糊弄皇上和鬼子，是有极为丰富的欺骗经验的。对付极左的政治统治，骗术也立下过功劳。所以，人们对敷衍、哄弄上级视察之类的小骗局，都很理解，都是一笑了之，并不责备。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中国人很谨慎地使用“诈骗”、“欺诈”“骗人”这样的字眼。一般用的是“说假话”、“作假”等词语，连“撒谎”都用得很少。其实，说假话，除了一部分是为了敷衍，主要部分还不就是为了骗人吗？但“骗人”这个概念就有了主观故意，很难听，最好不说。有了这样的文化背景，诚信不香、行骗不臭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照您这么一说，欺诈成风的局面也就没救了？
　　答：改变起来确实不容乐观。文化背景是数千年形成的东西，这就是土壤。短时间内谁有本事能把土壤给改良了？体制也存在诸多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不说假话就办不成事，甚至难以生存。因为说真话被抓起来的案子，时有耳闻。还有国民素质不高，不少上当受骗的案例，都是因为受害人想占点便宜。舆论上对作假、行骗的道德谴责也要加大力度，制度上要增加作假、行骗的成本，法律上也要及时给作假、诈骗的人严厉的惩罚。该抓的大骗子，要抓起来。不能抓的小骗子，也要有对策。要把外国的信誉记录办法引人中国，凡是把自己的信誉搞砸了的，必须自食其果，寸步难行，贷款啊，求职啊，都没人理。总之，不管骗子大小，都是骗子。让每一个作假行骗的人都明白，就算没有触犯法律，他仍然是个骗子。现在有一个能让我们增加点信心的东西，那就是网络。屡屡作案的大小骗子的黑名单，可以挂在网上，便于监督，便于提防。如果有人真想反腐败或者反弄虚作假，就把干部的基本状况包括财产状况都交给网民，把对干部的要求也交给网民，这样纪检部门的工作就轻松了。
　　问：国人的信任危机实实在在是到了可怕的地步。恕我冒昧，我想问问瓜田先生，您自己呢，说不说假话？骗不骗人？
　　答：哈，终于搞到我头上来了。我的原则是，在大事情上，尽可能说真话，说不了真话，就沉默。在小事情上，也未能免俗，说点“善意型”和“礼仪型”的假话。对三岁的外孙，我会告诉他，圣诞老人是坐着雪橇自天而降。见到老年人我会说“您气色不错”，见了姑娘会说“您长得很美”，对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服务员我一概呼之为“姑娘”、“闺女”，她们全都乐呵呵地为我服务，对我的老眼昏花很是宽容。我绝不会像鲁迅文章中那个人那样，到人家家里给小孩子过生日，急着指出“这孩子要死的”。这太煞风景，也没有必要。你看我这种情况，目前还戴不上“小骗子”的帽子吧？

　　（瓜田：杂文作家，《求是》杂志原文教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