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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先生对孔子了解得也不多!

大于 · 2011-02-17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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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先生对孔子了解得也不多!

在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先生对人民网“凿窟人”网友的的“关于孔子及孔子思想学说的说明与天安门‘孔像’的意见”的提案的“回复”中,朱先生说:“过去讲半部《论语》治天下,虽然很多人民群众可能并不了解孔子的故事、儒家的文化------”。听起来,朱先生好像与孔丘先生共过事,对孔丘很了解一样。但就从朱先生说的这个“过去讲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来看,朱永新先生对孔子了解得也不多。

关于“半部论语治天下”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光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大于认为这个事情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不就是有人对赵普做宰相不服气,对太宗说赵普没有什么学问,仅仅只读了《论语》而已。于是太宗问赵普是不是这个情况。赵普赌气地回答:“是的,我过去是靠前半部论语帮太祖打下天下,现在靠后半部论语来帮助你来治理天下。”

后来这么个简单的事搞得非常复杂,无外乎都是对这段文字的个人理解。关于这个事,邹纪孟先生在《书屋》2008年第7期上有篇《半部论语治天下:元代失意儒生的自我广告》(附后)的文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得出的意见是:赵普生前,以及整个北宋,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此说真正流传开来是在元朝。但恰恰是在元朝,对儒术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何谈治天下。这句台词既是向往也是自我广告。

朱永新先生把历史上的一句广告词当了真,乃至拿来做作为孔丘像配得起放在天安门广场的待遇之依据来回复一个严肃的提案,不仅说明他对孔子了解得也不多,而且反映出他平常对治学与工作的态度也是不够严肃的。



附:半部论语治天下:元代失意儒生的自我广告  (:邹纪孟)



“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近年来甚嚣尘上,《论语》作为治国平天下的经典地位,再一次被大肆宣扬,有人甚至说,《论语》将是二十一世纪的福音书。《论语》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巨大的功效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正本清源,看一看这句话出自何处,看一看赵普为什么要学《论语》?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是如何治天下的,再看一看他所参与建立和治理的大宋王朝,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

关于此事的相关记载,主要有:

(一)南宋罗大经(1196—1242)《鹤林玉露》卷七记载:

杜少陵诗云:“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贾。”盖以《论语》为儿童之书也。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盖亦少陵之说也。太宗尝以此论问普,普略不应,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普之相业,固未能无愧于《论语》,而其言则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时读《论语》知爱,自后求一书似此者,卒无有。”

《鹤林玉露》是一部笔记体的文集,全书共十六卷。半数以上评述前代及宋代诗文,记述宋代文人轶事,有文学史料价值,其中对宋朝政治人物的记述,可与正史相参照。1.赵普的回答,涉及“半部《论语》”的问题,这大概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的初始版本;2.罗大经认为赵普的“相业”有愧于《论语》,但對赵普的这句话以及《论语》的价值则十分肯定。

(二)元·脱脱《宋史·赵普传》: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这里也有几点应当注意:1.脱脱首次从正面肯定了《论语》对赵普政治事业的积极作用。正是元朝,才将《论语》》等所谓四书作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标准,这也许就是脱脱加上这几句话的历史背景。但,“晚年”以下一段话,不知何所取材。2.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是在他死后人们才发现读的是《论语》,因此,在他生前,自然不会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三)元·高文秀《遇上皇》:

每决大事,启文观书,乃《论语》也,此时称小官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这段情节,揉合了《鹤林玉露》与《宋史·赵普传》,但有所改造;杂剧曲文,本来不足以作为讨论历史问题的依据,但“半部《论语》治天下”这句话,大约到此时方才定型,杂剧是一种大众化的文艺形式,也许正是借助它,这句话才广泛流传开来。

我不厌其烦地罗列出这么多资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

第一,赵普生前,以及整个北宋,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

第二,此说真正流传开来是在元朝。但恰恰是在元朝,对儒术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所谓“九儒十丐”,那些满腹经纶的儒生,其地位与乞丐不相上下,连自己的生计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何谈治天下。为此,元杂居中的那句台词,既是地位低下的儒生们对前朝文人地位的向往,对自己学问的一种自负,也是向当朝执政者的一种自我推荐。

第三,由于这句话极大地夸张了《论语》的功能,得到了那些能将《论语》倒背如流的儒生们的普遍欢迎,所以才广泛地流传开来。




那么,《论语》对赵普治天下的功业,究竟有什么影响呢?

纵观赵普一生的功业,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二是提出了抑制武臣的建议。

赵普在宋朝被视为“开国元勋”,而宋朝的所谓“开国”,说起来简直就像一场儿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的了。赵匡胤的得势,大宋王朝的建立,就是这样开始的。

其时,赵普以掌书记身份随军出征。所谓掌书记,无非是个幕僚,负责军中一些文书起草事宜,地位既不高,实权更是谈不上。可发动政变的将领和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却一同来向赵普请教,赵普当仁不让,与将领谈条件,他时而唱白脸,时而唱红脸,最后拍板:

普察其势不可遏,与匡义同声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听命。普复谓曰:“外寇压境,将莫谁何,盍先攘却,归始议此。”诸将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门,若埙寇退师还,则事变未可知也。但当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贼不难。太尉苟不受策,六军决亦难使向前矣。”普顾匡义曰:“事既无可奈何,正需早为约束。”因语诸将曰:“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唯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皆许诺,乃共部分。(《续资治通鉴长编》)

一件谋取皇权的大事,就这样由赵普几句话就决定下来。于是,出兵御敌的事抛到一边,数十万大军又原路折回。当赵匡胤从小皇帝柴宗训手中接过“禅让”的帝位后,契丹的大军也不南下了,北汉的士兵也不应合了,边境也不告警了,“镇州言契丹与北汉兵皆遁去”,由着赵匡胤从从容容地去打理他的这个新王朝的事宜。

看来,所谓契丹南侵,所谓军中鼓噪,一切都是精心预谋,没准加在赵匡胤身上的那件黄袍,也是事前准备好了的。赵普所谓“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指的主要也就是这件事情。赵普也因此被视为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功参缔造,业茂经纶”,“建邦元辅,命世伟才”。太祖、太宗两代皇帝任命赵普为宰相时的这些褒赞之词,都表明了这场军事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及指挥者就是赵普。

但这一切,不但与《论语》没什么关系,简直就是对《论语》的反叛和反讽。犯上作乱,是孔子最为深恶痛绝的。《论语》开宗明义便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赵普是否孝悌,我们不得而知,赵匡胤却是可以称得上孝悌的,但赵普却将他拉上了犯上作乱的贼船,赵普就是这样活学活用《论语》的吗?

创业难,守业更难。宋朝创业倒是不算太难但是,如何守住这份家业,对大宋开国君臣来说是个考验。自从朱温篡唐(907)以来,九州大地政权林立,五十余年,竟有五代十国之多,那些称王称帝的主儿,哪个不是从刀丛箭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混世魔王?他们无知无畏,桀骜不驯,野心极大,权欲极强,什么父死子继、立嫡立长的那一套传位制度,他们一概不管,只是想乘着乱世浑水摸鱼,为自己闯出一片江山。“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乎?”后晋叛臣安重荣的这句话,道出了这帮草头王的普遍心态。近五十年来,像这种黄袍加身的事情,如果算上赵匡胤的这一次,已经是第五次了,谁知道还会不会出现第六次呢?这是赵匡胤最为忧心的问题。

就在赵匡胤称帝的第二年,与赵普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一日,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上悟,于是召守信等饮……(《续资治通鉴长编》)

于是便有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请授以他职”等建议,可以有文武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文的,便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武的呢?可就难说了,完全可能是另一次的“兔死狗烹”。朱熹将此事完全记到赵普的功劳簿上:“赵韩王(即赵普)佐太祖区处天下,收许多藩镇之权,立国家二百年之安,岂不是仁者之功”,却是看走了眼。从历史的记载,以及赵普此后在处理秦王廷美事件中的表现上看,我们可以断定,“杯酒释兵权”这种方式,并不就是赵普的主意,完全是赵匡胤的独断。而从赵普的话中,我们似乎感到了隐隐的杀意。

对于这件事,王夫之有另一种认识:“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奄处其上,而固无以服其心也……普固有不与并立之势,而日思亏替之以自安。所深结主知以使倚为社稷臣者,岂计安天下以安赵氏哉?唯折抑武臣,使不得立不世之功以分主眷而已”,“反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原来,这不过是官场夺权争宠的老把戏而已。王夫之的结论是:“不仁者,不可与托国”,王夫之对赵普的认识,比朱熹深刻多了。





哲学家黑格尔说:“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虽然黑格尔的话中透露出一种令人十分不快的西方人的傲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论语》就是一部道德教科书,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些道德教训,其基本作用,也无非就是一种道德培训。

那么,被认为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道德又是如何呢?

细读赵普传记,我们发现,赵普这个人颇贪财。开宝四年的一天晚上,赵匡胤突然来到赵普家,发现廊下排列着十个大瓶,便问里面装的是什么物件,赵普说,是吴越王钱俶送来的海产品。赵匡胤说:“味道一定不错。”打开一看,哪里是什么海产品,竟是满满当当的瓜子金。赵普尴尬之极,忙申辩说:“他们来的信还没打开,如果知道是这个,一定会奏明圣上,退还给他们。”赵匡胤笑了笑说:“收下罢,没关系,他们还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这些书生决定的呢!”

赵匡胤好微服出行,曾多次来赵普家,有时还约了其弟赵匡义同来,以致赵普有时下班后都不敢换下朝服。每次赵匡胤来,赵普的夫人都要以她的拿手好菜烤羊肉招待,赵匡胤兄弟总是称她为嫂子,君臣之间不拘形迹。但赵匡胤这时的不期而至有点蹊跷。此前发生过几件事情,一定使赵匡胤对赵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例如有个叫赵玭的人,在同赵普吵架时,当众揭发他违反官方规定,派人私自从秦、陇地区收购高大木材,在京师贩卖,赵匡胤得知后十分愤怒,当即就要治他的罪,由于太子太师王溥的求情,才免于惩处。

从此,赵匡胤对赵普的反感日渐加深,用史书上的话说,就是“帝不喜”,“始有疑普意矣”。不久,翰林学士卢多逊告发,赵普曾以一块空地与皇家菜园的菜地交换,以扩大自家的房屋用地,营建旅店,与民夺利。这大概是压倒赵普的最后一根稻草,“普恩益替”,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从此完全丧失,开宝六年(973),终于罢黜了赵普的相位,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

孔子讲:“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谁能想到,贵为开国元勋、当朝宰相的赵普,居然还会贪图这种种不义之财,甚至是蝇头小利呢!

赵普的“惴惴畏人之有功,而折抑解散之,以偷安富贵”(王夫之《宋论》),不止表现在对武臣,对文臣同样如此。赵普虽然提出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可由于他自己“寡学术”,在那些满腹经纶的儒臣面前,总难免有点底气不足。由于赵匡胤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对儒臣十分重视,这使小肚鸡肠的赵普很不自在,对那些由于学问比自己大而备受重用与宠信的大臣,便不免怀有嫉恨之心。

窦仪,在五代那个乱世,是个难得的饱学之士,史书称其“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历仕晋、汉、周、宋,主持或参与制定了宋朝开国后的一些重大制度,如刑制、科举考试制、礼制等,先后出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学士,深得赵匡胤的信任与器重。公元963年,赵匡胤决定改用一个新的年号,并明确指示宰相,这个新的年号一定要是以前历朝历代都没人用过的。宰相进上了“乾德”二字,其时的宰相正是赵普。几年以后,当发现西蜀的王衍曾经用过这个年号时,赵匡胤由此得出结论:“宰相须用读书人”,这无疑就是说,赵普不称职。

赵匡胤其实早已有了要以窦仪取代赵普的想法:

帝……每嘉其有执守,屡对大臣言,欲用为相。及赵普专政,帝患之,欲闻其过,召仪,语及普多不法,且誉仪早负才望。仪盛言普开国元勋,公忠亮直,帝不悦。仪归,语诸弟曰:“我必不能做宰相,然亦不诣朱崖(按,朱崖,当时流放罪犯之地),吾门可保矣。”普素忌仪刚直,引薛居正、吕余庆参知政事,陶谷、赵逢、高锡等又相党附,共排仪,帝意中辍。(《续资治通鉴》)

窦仪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居然拒绝,对由此而引起的皇帝佬的不快居然感到庆幸,可见赵普势焰之逼人,以及陷害他人手段之凶狠!这年十一月,窦仪病逝,对此,赵匡胤感到十分痛惜,说:“何夺我窦仪之速也!”而对窦仪来说,则未尝不是件幸事,否则,是否可以避免灭门之祸,或者流放之苦(即“诣朱崖”),还很难说呢!

《论语·阳货》记载了孔子与子张关于“仁”的一次谈话:“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号称以《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又是如何呢?除了“敏”以外,其他四项,他一项也没做到。“赵普之为政也,廷臣多疾之”(《续资治通鉴》),“多疾之”,表明不满赵普、反对赵普的人不在少数,而这些人最后几乎都败在赵普手下。王夫之称赵普为“不仁者”,似乎并没有冤枉他。





赵普的“不仁”尤其表现在秦王廷美一案上。

赵匡胤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他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临终前,将赵普召过来记录遗命。《宋史纪事本末》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太后)生五子,曰匡济、匡胤、光义、光美、匡赞。匡济、匡赞早卒……二年,太后疾,帝侍药饵,不离左右。疾革,召赵普入受遗命,且问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余庆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耳。若周有长君,汝安得至此!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夫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顾谓普曰:“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普即榻前为誓书,于纸尾署曰:“臣普记”,藏之金匱,命谨密宫人掌之。

这便是宋朝历史上有名的“金匱之盟”,其中的光美,就是廷美,因避宋太宗的讳而改“光”为“廷”,德昭是赵匡胤的长子。

杜太后对赵普十分信任,即使在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她还是称呼趙普为“书记”,常对他说:“赵书记多尽心,我的孩子还不太懂事。”杜太后临终时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无疑是将遗嘱执行的监督重任交给了赵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赵普是如何执行这个嘱托的呢?他在被罢黜宰相后,曾给赵匡胤写了封信,申诉自己的委屈:“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与闻顾命,知臣者君,愿赐昭鉴!”这里所说的皇弟,就是赵光义。

极有可能,赵普真的“轻议”过,只是不是在“外人”面前,而是向赵匡胤,“夫所谓‘轻议’者,议于太祖之前也”(王夫之《宋论》)。“轻议”什么呢?只会是这位皇弟是否可以继承大位。

对于这种“轻议”,赵匡胤自然赞同,他是位精明的政治家,传位于弟,与传位于子这其间的利害关系及后果,他比谁都清楚。“传弟者,非太祖之本志,受太后之命而不敢违尔”(王夫之《宋论》),他是个孝子,母命难违。他处在两难之中。如果不是三年以后的那场“斧声烛影”使他暴毙,赵普的谋略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呢!

后来看到了“金匱之盟”的赵光义却面临着一个难题:要不要遵奉这分盟誓,他征求赵普的意见,赵普的回答十分明确:“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简单的一句话,是赵普向新主子的效忠词。

“金匱之盟”榜上有名的另一位人物、赵匡胤的儿子德昭,早在两年前便被赵光义迫害自杀身亡,连他的弟弟德芳也于前不久不明不白地死去,要彻底推翻“金匱之盟”,唯一的障碍,便是秦王廷美。廷美的噩运开始了。

赵普是在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出任宰相的。到了第二年三月,又有人告发,廷美将要谋害皇帝。如何谋害?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廷美死后,还是赵光义自己亲自出面说出案情,说廷美本来就不是自己的亲弟弟,他的母亲是自己的乳母,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廷俊,自己由于廷美的缘故,将廷俊留在自己身边,可廷俊却将宫中的机密通报给廷美。前不久,我打算到新修的西池游玩,廷美同他身边的人密谋杀害我,未能成功;又谎称有病,想等我前去探病时,再下毒手。

《续资治通鉴·考异》评论此事时说:“廷美之阴谋,事无佐证,特以地处危疑,为众人所瞩目,太宗已怀猜忌,普复从而媒孽之,故祸不旋踵耳。”这就明确告诉读者,赵普就是这场天大冤案的主谋。

廷美被罢黜了开封尹,从开封赶到洛阳。赵普的权势再一次牢固地确立,他暗示卢多逊应当识相,赶快辞职走人。偏偏卢多逊贪恋权位,犹豫不决。敬酒不吃吃罚酒,赵普便立即痛下毒手,罪名很现成:勾结廷美,谋害皇上。据说卢多逊曾对廷美说:“盼着皇上早点死,我好服侍大王!”有了这种滔天大的罪名,还有卢多逊的好果子吃吗?于是,以“包藏奸宄,窥伺君亲,指斥乘舆,交结藩邸,大逆不道”的罪名,剥夺全部官职,全家无论男女老幼,全部流放崖州(即今海南岛),永不赦免,卢多逊最后终于死在贬地。

赵普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便能置人于死地。当年,卢多逊攻击赵普时,他的父亲,一个在官场摸爬滚打一生的老人,曾忧心忡忡地说:“赵普,元勋也,而小子毁之,祸必及我,我得早死,不见其败,幸矣。”他真是不幸而言中!

对于廷美,赵普还不放过,以廷美住洛阳,对朝廷是一种威胁为由,唆使一个叫李符的人上书,说廷美不思悔改,心怀怨恨,请求将其流放至边远地方,以防生变。于是,廷美的爵位由秦王被贬为涪陵县公,迁往房州(今湖北房县一带)安置。

赵普将李符当枪使,过后,又担心李符会泄露出他这个幕后指使人,找了个茬,将李符贬到偏远的宁国军去了。这真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两年以后,廷美“忧悸成疾”,以三十八岁的盛壮之年死去。

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杜太后的精明实在是过了头,正是她的“金匱之盟”导致了一场“萧墙之祸”,使儿子赵匡胤、赵廷美,孙子赵德昭、德芳不得其死,使赵光义背上了不孝不悌的罪名。而导演这场“萧墙之祸”的正是赵普。老太太看人走了眼,九泉有知,她悔也不悔呢?

王夫之评论此事时说:“导人以戕杀其天伦者为何等事,而敢于人主之前无惮于心,无疑于口,非至不仁者,谁敢为之,而谁忍为之乎?”(《宋论》)

难道这就是《论语》教导给他的“致太平”的本领吗?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论语》不学也罢!

摘自:《书屋》2008年第7期 :邹纪孟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邹纪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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