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同时，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对央企（2家粮棉储备的央企除外）统一提高国有资本收益收缴比例，并扩大征缴企业范围。政策一出，围绕国企红利的话题再度升温。
为什么要向包括央企在内的国有企业征收资本“红利”？企业目前的缴税比例是高了还是低了？怎样让这份“红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根据2010年前的有关规定，部分央企须上缴利润5%—10%的‘红利’。上缴收益占国有企业利润比重过低，与其良好的盈利状况和占有巨大公共资源的背景不适应。”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
数据显示，以上年实现利润按比例征收央企红利为主而实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008年、2009年分别为547.8亿元、873.6亿元，2010年约为440亿元。而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只拿出5%左右上缴“红利”。
“按国际惯例，上市公司股东分红比例为税后可分配利润30%到40%之间，国有资本向国家上缴盈利普遍高于这个水平，英国盈利较好的企业上缴盈利相当于其税后利润的70%至80%。”贾康介绍，2007年恢复“红利”征缴以来，我国央企中上缴比例最高的资源性行业及垄断行业，也仅仅上缴税后利润的10%。
目前，金融类国有企业并没有纳入收益上缴的范围。“我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已大幅提升，继续实施免缴政策不仅导致国有资本上缴规模偏小，而且在市场主体间形成了不平等竞争。此外，随着我国新闻出版机构大量转制，将会形成一部分以文化传媒为主业的国有企业，也应将其纳入上缴范畴。”贾康说。
除了上缴比例过低，国企红利“体内循环”的现实也颇受争议。以国有资本红利为主要来源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主要定位于调整国有资本在不同行业与企业之间的配置状况，并不注重公共福利。数据显示，2008、2009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553亿元，主要用在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重组补助等方面。而2007、2008两年，国企红利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的，国企利润也该回报咱老百姓。都说我们有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全亚洲最大的石化企业，可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这么快，还不是因为国家给政策给钱，十几亿人给他们市场？！现在国企利润那么丰厚，每年却只给国家交一点点，交完了再拿回去发展自己，落不到百姓头上，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讲到国企红利问题，黑龙江的退休教师孙阿姨很不满意。
人们还看到：国企员工享有的高额工资、奖金和福利，不断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国企财大气粗的产能扩张、资本扩张，不断挤压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40多万亿元国有资产变成一部分人的利益分配，这是不合适的！”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
据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估算，此次上调比例后，将令国有资本预算增收380亿元至500亿元，几乎翻了一番。但这个征缴范围与幅度，与此前学者主张全面开征以及40%、60%的征缴比重，仍相距甚远。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一文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据亚行统计，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高达28%。
在国企红利如何全民共享的议论声中，有专家提出，国企利润并非进了民众钱包才是“惠及百姓”。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同样是全民财产的增值。可人们质疑：如果只是持续投入却始终得不到回报，这样的资产增值会不会是“镜花水月”？老百姓更希望通过“分红”，让自身生活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提出，央企给“股东”的红利应该纳入公共财政，让更多百姓受益。
据专家介绍，国外大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一般都将红利缴纳给国家财政部门，放在公共预算财政的“大盘子”里，而非缴入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小金库”。在美国，不少州将公有资产的收益直接向居民分红。自1982年起，阿拉斯加州政府连续20多年给在该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分红，每人每年几百到上千美元不等。
“要强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社会性支出。”文宗瑜说，应该将更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国企“红利”用于解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比如弥补社保基金的预算与支出缺口，以及公共预算支出缺口，既有利于强化相关部门的制衡监督，又有利于防范公共风险，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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