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乞，被贫困“出租”的人生
2011-02-24 10:06:22 来源: 新民周刊 (上海) 跟贴 243 条 手机看新闻
长久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头行乞儿童绝大多数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为博取同情，利益集团往往对这些孩子施加暴力甚至人为摧残，由于难以相信亲生父母会对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人们怀疑乞讨儿童中的一部分是被拐而来。但一直以来，鲜有发现具体案例来证实这样的传闻。
童丐的极端传说
即使国家相当强大，钙化点依然还在。
有时候，拿掉金旁就是“丐”。
丐是社会的私处，我们天天羞于示人，却又天天感觉存在；丐又是极端传说，丐到洪七公的境界，皇帝都不做，丐到残疾童丐的境地，则暗无天日，江河无语。
今年春节的大事，就是丐。童丐。
本该人人春暖人人醉的日子，却人人发指人人怒——无论微博还是平媒，无论电视还是论坛，无数双手挥斥方遒，无数双眼定格河南太康，定格江苏邳州。
彭高峰三年寻子得正果，邓记者现场直播举国欢，明明是雪泥鸿爪，明明是羚羊挂角，不可能的任务居然真人兑现，走失的孩子居然回归父母，想一想13亿人中找一人，骆驼穿针眼的概率还真上演了邳州版。
但相距千里的河南太康，《新民周刊》记者杨江的现场直播却令人断肠——有没有这样的女孩？老板将她带走，三年回家，却头发块块撕去，耳鼻残缺塌陷，舌尖剪成两半，十指活活钉穿，老板逼她行乞，不从罚吃大便？！有没有这样的男孩，3岁即被租走，为逼行乞，冻馁常罚，皮鞭暴抽，一巴掌打落四颗门牙，原本活泼的他见生就躲……
于是，无数双手，不持酒杯持鼠标，通宵达旦地传送、呼吁、质疑、诘问、解释、转帖、评论、激辩、谴责甚至咆哮、哀泣、哭诉、苦求、冷嘲、恶骂……
舆情沸腾着。且请看官进入沸腾的现场解救与极端传说！
(主笔 胡展奋)
被租用的童年
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
首席记者/杨 江
调查：源自一份重要举报
长久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街头行乞儿童绝大多数受利益集团的控制，为博取同情以及迫使儿童乞讨，利益集团往往对这些孩子施加暴力甚至人为摧残，由于难以相信亲生父母会对自己的骨肉下毒手，人们怀疑乞讨儿童中的一部分是被拐而来。但一直以来，鲜有发现具体案例来证实这样的传闻，相比之下，善良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猜测。
《新民周刊》经多年的调查，得出结论——乞讨儿童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被拐儿童主要是从城市或农村流向农村，“乞儿”与“拐儿”有交集，但乞儿中被拐的只是极少数。
2月10日，海南省三亚市有了一个新的进展，8名在三亚市第一市场行乞的河南籍儿童被警方发现后带至三亚市救助管理处，经调查，这8名乞讨儿童均来自河南省周口市，其中7名来自该市太康县张集镇，当时的调查结论是不存在被拐与被胁迫行乞问题，孩子们均因贫困由父母或亲戚带至三亚卖艺行乞。
随后，太康市张集镇派出工作组赴三亚接回这批乞讨儿童。2月14日，带着海南省相关部门以及市民的关爱，孩子们踏上了返乡的路途。就在同一时间，《新民周刊》记者也开始奔赴太康，因为《新民周刊》接到了重要举报：这些孩子均是被亲生父母以《聘请演员合同书》的形式“租”给杂耍老板，以杂耍为名行乞讨之实，作为回报，这些孩子的父母每月可以得到数百元至1000多元不等的回报，但孩子们在外行乞的遭遇却充满暴力与胁迫，所谓“假亲情、假苦戏确是真黑幕”。
太康县是河南省民间艺术(杂技)之乡，《新民周刊》接到的举报是这8名孩子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情况在太康县个别地区较为普遍。
《新民周刊》的调查就此开始。
乞儿任芳芳：被割鼻、剪耳、剪舌
张集镇位于太康县东南部，在地理位置上，这里与曾因“带香”而闻名的安徽省阜阳市宫集镇也可谓隔皖豫省界相望，两地之间虽还隔着多个乡镇，但也不算很遥远。2月14日，记者抵达张集镇孟堂村，因为在三亚发现的8名乞儿中有多名自称来自这里。但孟堂村当时的氛围却显得相当诡异，村民们聚集在村中对记者的到来窃窃私语，面对记者的提问却噤若寒蝉，多加追问，村民们大多称自己是外村的，“不了解这里的情况”，而后匆忙避离。
孟堂村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墙，8名被解救的乞儿还在返乡途中，记者无法获悉一丝有效信息，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孟堂村原村支书翟祥明找到了记者。他毫不避讳，公开揭露村中一名叫翟雪峰的“杂耍老板”“罪行累累”。
在他的指点下，记者来到距孟堂村不远的任庄，村口，一群妇女、儿童正坐在草堆旁晒太阳。听说记者来调查“杂耍乞儿”问题，一个戴着红色毛线帽子、满脸裂口、一身污垢的小女孩跑到了记者跟前，一把扯去帽子：看把我给打的。
这名叫任芳芳的8岁女孩低下头，拨开头发，场面顿时僵化，所有人目瞪口呆，因为她的头上两块杯口大小的伤疤就像“鬼剃头”一样毫发不生，那裸露的头皮与凹陷的头骨令人毛骨悚然。
任芳芳仰起头，她的鼻子吓坏了一名同行的女记者，因为鼻中隔已经不知所踪，只剩一个深邃的空洞，鼻子因而塌陷。“还有我的耳朵，叫俺‘爸’给剪了。”芳芳侧对记者，她的双耳外廓各有一处明显的凹缺。她又伸出舌头，两侧又是两处凹缺，“也是俺‘爸’剪的。俺身上还有伤呢，俺‘爸’用火烫的”。
面对记者的疑惑，村民们说这个“爸”就是孟堂村的杂耍老板翟雪峰，并非任芳芳的亲爹。
芳芳的母亲就站在孩子旁边，但她有些语无伦次，村民们说这个女人患有癫痫与精神疾病，“孩子的奶奶在家里，对情况比较清楚。”
随后，记者被芳芳带回家中，这是一个在当地较为普遍的破落农宅，院子里停着农用拖拉机，但屋内除了一台新冰箱外，再无像样家什。任芳芳的父亲叫任尚田，有薄田三亩，种着小麦，但他并未像村民们那样忙着抗旱。
奶奶叫回来任尚田，这名48岁的农民证实女儿所说情况属实。任尚田育有两子两女，任芳芳是长女。“说起来，翟雪峰还是俺亲戚。”任尚田说。所谓的亲戚关系是，任尚田的妹妹嫁到了翟雪峰所在的孟堂村，妹妹的儿子又认了翟雪峰的母亲作干妈，因此论辈分，任尚田还是与他年纪相仿的翟雪峰的舅舅。
2008年春节刚过，翟雪峰找到了任尚田，提出带走时年4岁的任芳芳，教这个“妹妹”杂技，外出卖艺赚钱。
任尚田家境贫寒，不过不至于穷到养不活这个孩子，但他被翟雪峰说服了，一来这样操作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孩子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他是俺亲戚，不会害孩子的。”
翟雪峰当即给了任尚田5000元，因为是亲戚，也就没有签什么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合同3年满期，芳芳卖艺期间，翟雪峰每年给任尚田一笔钱。芳芳就这样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一走就是3年没回家，任尚田也从未担心女儿会受虐待，因为每次通话，翟雪峰和孩子都说过得不赖。
芳芳被带走的第二年，翟雪峰汇给了任尚田1万元，不过这些钱很快都被他用光了。2010年，芳芳突然在一个深夜被翟雪峰送回了任家。任尚田回忆当时漆黑，也就没注意孩子有啥异常，第二天，孩子到姥姥家玩，才被大人们发现了浑身的伤痕。任尚田火了，责问翟雪峰，得到的答复是，卖艺期间发生了一次车祸，芳芳的伤因此落下。
这个解释，任尚田没有怀疑，他的重点是要翟雪峰赔偿，并曾告至张集镇派出所，但派出所当时的回答是，伤痕时间久远，取证困难，无法说清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搭着亲，最终双方以翟雪峰赔偿2.2万元私下调解，不过，任尚田因为嫌少，始终憋着一口气。
这2.2万元很快也被任尚田用光，面对记者的追问，他无法说清怎么用光的。芳芳说，今年春节，爸爸连一件新衣也没有给她买。任尚田一直没有追问芳芳身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一直到几个月前，孟堂村的翟祥明来提醒他，他才意识到问题。
翟祥明的儿子翟满响，又名翟阳光，现龄17岁，2009年开始帮翟雪峰管理芳芳以及其他几个孩子，每月因此可获工资900元，2009年12月因打死翟雪峰手下另一名名叫“翟娃蛋”的孩子被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判三缓四，但翟满响却说是翟雪峰打死的娃蛋，许诺10万元让他顶罪的，翟雪峰不认同，并拒绝10万元补偿，因此两家反目，翟祥明将实情捅了出去。
“翟祥明告诉我，孩子在外地其实就是帮着翟雪峰乞讨赚钱，翟雪峰的管理手段就是殴打、虐待。”在任尚田的追问下，芳芳终于说出了实情，她说，翟雪峰让她叫自己爸爸，她不听话，不好好杂耍乞讨，翟雪峰就用剪刀剪她的舌头、鼻子、耳朵，用火烫她的腿，还用铁钉钉她的十指。
“我要钱回来晚了，他让我吃屎，我就只好用棍子挑起屎吃了。”芳芳低垂着头告诉本刊记者。“他打我时，我哭了，但哭就被打，就不敢哭了。”芳芳说，她还亲眼看到娃蛋被活活摔死，但她记不清是谁摔的了。
在这个孩子的描述中，翟雪峰很可怕，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完成不了乞讨任务就拿皮鞭打人。
芳芳回到家中后已经就读，由于年纪小，她对3年的乞讨遭遇已记不太清，对头部伤痕的造成原因也是反反复复，一会说打的，一会说车祸导致。
但是任尚田不信车祸一说，因为翟雪峰对他的解释漏洞百出，而且如果是车祸造成这么大的疤，孩子当时肯定摔死了。
“我很愧疚，对孩子有罪，不该把他租出去。”任尚田说完又开始抱怨翟雪峰赔的太少。
乞儿翟娃蛋：被活活打死，6万元调解
从任芳芳家出来，翟祥明已经将儿子翟满响带到了记者跟前，在远离孟堂村的一处麦地边上，父子俩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调查。
翟祥明与翟雪峰两家其实都是孟堂村的大户，两家关系原本不赖。翟雪峰兄弟三人，位居老二，由于家境贫寒，老大翟明中早年就带着翟雪峰玩杂耍讨钱，翟雪峰正是因此学会了这门生意，而后老三翟富军也入了行。
2001年，翟祥明曾跟随翟明中带着几个租来的孩子到东北三省乞讨，翟祥明负责开车，每个月翟明中给他500元。当时，孩子们脖子上挂个牌子，称家里穷没钱上学，然后在东北挨个村要粮食。一个村三四个人，分几组要钱，孩子们都互称兄弟姐妹，翟明中拿着孩子们要来的粮食卖钱，多的时候一天据说能有1000元。晚上，一群人就挤在一辆农用小卡车上，被子一铺就睡觉，翟祥明说，他觉得这不是良心活，是骗人的，因此3个月后不干了。
按照翟满响的说法，2009年，他无心念书，翟雪峰的大二子翟武坤主动游说让他跟着一起到外地玩杂耍赚钱。翟满响于是瞒着父亲跟翟雪峰一家跑到外地，翟满响没有学过杂耍，但翟雪峰仍给他每月900元的工资。
翟雪峰开着一辆农用小卡车，后厢支起一个大帐篷，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翟雪峰夫妇与儿子翟武坤住，下层乞儿住。乞儿一共三组，翟满响的任务就是车子每到一个城市后，他就领着其中一组孩子沿街乞讨，督促并监督乞儿卖力干活。
任芳芳、翟娃蛋就在翟满响这一组，还有另一个女孩，翟满响记不起来名字了。“我见到芳芳时，她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7岁的翟娃蛋也必须管翟雪峰叫“爸”，这是翟雪峰的吩咐，以应对外人盘问。这个孩子本名冯国利，家住太康相邻的商丘柘城县，生父冯天宝、生母王美荣，育有7个子女，也是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说起来与翟雪峰也有“亲戚”关系——翟雪峰主动登门提出帮冯天宝夫妇减轻家庭负担，将最小的冯国利收为干儿子，取名翟娃蛋。
“我常看到翟雪峰殴打芳芳、娃蛋这些孩子。”翟满响揭露，翟雪峰最喜欢拿农用车上的三角带关起帐篷抽打，有时候打得浑身是汗，拿毛巾擦干继续打。
他证实，孩子们挨打时不敢哭，因为那样会遭来更严厉的惩罚。孩子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天刚亮就要出去乞讨，3个组的孩子每天至少能讨回1000元，但即便如此，孩子们早饭不给吃，午饭也靠好心人施舍，晚上回到车里如果晚了或者当天要的钱少了也不给吃。满响说，孩子们一年难得洗一次澡，生病了，翟雪峰从不送医院看病，病得再厉害也必须上街乞讨。
翟雪峰一家负责监视，满响以及另几个一般大的孩子负责管理芳芳、娃蛋这些更小的乞儿。“翟雪峰吩咐我，孩子不听话就得打，我如果不照办，我也会被他骂，被他打。”翟满响说他无奈之下只得对孩子们武力征服。
按照2010年6月24日广西桂平市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叙述，2009年12月25日晚10点，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在桂平市城区电影院附近表演杂耍，翟娃蛋在向观众讨要赏钱时与观众发生口角，翟满响叫翟娃蛋不要骂人，翟娃蛋不听，被翟满响拉到桂平市邮政局附近一处正在装修的房子里，朝娃蛋的胸部捶打了十多下，娃蛋因此受伤，后送至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为死于肺损伤与心脏损伤导致的呼吸、循环衰竭。
但翟满响却对本刊记者表示，娃蛋是被翟雪峰打死的，“我是受骗，替他顶罪”。翟满响说，翟娃蛋死前三四天曾经遭受翟雪峰的毒打，打得连他都看不下去了。后来翟满响带着翟娃蛋出去乞讨时，发现娃蛋路都走不稳，老往一边斜，晚上回到住处，他告诉翟雪峰，建议给娃蛋做个脑部检查，但翟雪峰认为娃蛋是在装病，还告诉他如果娃蛋不听话就要打。
此后几天，娃蛋的情况变得愈加糟糕，走路都摔跤，12月24日晚，翟雪峰又逼着娃蛋去乞讨，娃蛋说自己难受，头晕脖子硬，但翟雪峰骂他装病，还用狠狠踢了娃蛋几脚，娃蛋怕继续挨打，挣扎着爬起来说出去讨钱。
翟雪峰就让满响领着娃蛋还有另一个孩子出去了，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娃蛋突然吵着说心口难受，因为翟雪峰曾交代娃蛋是装病的，不要信，翟满响就打了翟娃蛋几下，娃蛋忙说自己已经不难受了。
他们继续朝人多的地方走，没有十几步，娃蛋就倒在了地上，口吐白沫，满响赶紧让另一个孩子去买卫生纸，结果卫生纸擦掉三卷，娃蛋口中泡沫仍旧不止。
翟满响哭了，赶紧抱着娃蛋去了附近的桂平市人民医院，医院在抢救娃蛋时，翟满响被翟雪峰叫回车边，并让长子翟武坤去医院打探情况，凌晨，娃蛋死亡。翟雪峰让翟武坤将娃蛋的尸体抢了出来，不顾医生的追赶一路狂奔至停车处。
翟雪峰将娃蛋的尸体扔进车内并将翟满响锁了进去后，开车逃到几十公里外的一个香蕉林，并将娃蛋的尸体藏进林子里，后又扔到车厢顶棚上。
“翟雪峰逼我顶罪，说我是未成年人，会轻判，只要我顶罪，他会一周内把我从看守所捞出来，并给我爸10万元。”翟满响说，他不懂法，也因为害怕翟雪峰，因此答应了。
接下来，翟雪峰开始跟车厢内的其他孩子对口供，教这些孩子作证是翟满响打死了娃蛋。
“不知道是翟雪峰家谁打了110，警察一会就到了。”翟满响说，直到法庭宣判时，他问父亲翟祥明有没有收到10万元，才知道上了翟雪峰的当。
翟祥明告诉记者，他对此很气愤，直到出事，他才知道原来儿子是跟着翟雪峰后面做“打手”。“他骗我儿子顶罪，毁了我儿子一生。”翟祥明因此与翟雪峰反目成仇。
令人唏嘘的是，娃蛋凄惨死后，生父母冯天宝、王美荣与翟雪峰以及翟祥明、翟满响三方私下在2010年1月3日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这份协议写明，由翟雪峰、翟祥明各自补偿冯天宝夫妇3万元，即时付清，冯天宝夫妇不再追究责任，并出具谅解书，三方还在协议中特意注明了“具法律效力”。
拿到钱后，冯天宝夫妇给桂平市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言词恳切”的谅解书，称已与翟满响的父母达成补偿协议不再追究责任，“翟满响在教育我儿子翟娃蛋时，失手把他打伤，后经桂平市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我与翟满响的父亲是亲戚关系，我决定不再追究翟满响的法律责任，请求法院对翟满响轻判。”
如此，翟满响最终被判三缓四。
内文导读：解救灵魂比解救身体艰难
乞儿朱秋月：失踪6年，家破人亡
张集镇王庄寨村38岁的村民王海英也泪眼汪汪地找到记者控诉翟雪峰的“罪行”，她的二女儿朱秋月6年前被翟雪峰带到外地乞讨时失踪，至今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朱秋月生于1998年，家境贫寒，因为村中一名叫朱法领的杂耍老师在家中办了一个杂耍学校，朱秋月每天去看，觉得很好玩，因此向父母提出要学杂技。王海英起初不同意，但孩子实在喜欢便同意了，所谓的杂技学校，其实就是教一些很简单的软功，比如弯腰叼花，学员也不需要交学费，最多给老师一些麦子，但学成后，由老师介绍给杂耍老板，第一个月工资归老师。
学艺时间视孩子聪慧程度而定，一般三四个月，朱秋月学成后，被朱法领介绍给一名杂耍老板，但后来不知何故又被送回家。
2005年春节过后，翟雪峰联系朱法领要几个孩子出去玩杂耍，朱法领便介绍了6岁的朱秋月还有15岁的张凯，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随后来到朱秋月家，王海英夫妇此时已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朱秋月的爷爷奶奶，魏翠英竭尽美言，劝服了心存顾忌的老人，以每月500元的工资签订了一份演员聘请合同，将朱秋月带走。
张凯的工资是400元一个月，两个孩子被翟雪峰带到了河南省叶县乞讨，在农村主要要粮食，在城市则由张凯领着朱秋月挨家挨户讨钱。3月20日，张凯带着朱秋月出去乞讨，当晚未归，第三天张凯回到住处称朱秋月走丢了。
王海英获悉后，心急如焚赶到叶县，久寻未果，无奈返回太康，她哭诉：“孩子丢了，翟雪峰压根不着急，不心疼，他每天忙着赚钱，给我们冷眼，跟我们吵架。我不回来能咋办？”
朱秋月失踪后仅一个月，翟雪峰就与朱秋月的家人在张集镇派出所，由双方村支书协调，达成了一个赔偿协议书，翟雪峰补偿朱家13000元，同时必须积极寻找打听朱秋月的下落，而朱家“不得无故找翟雪峰寻衅滋事，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直到永远”。
时任孟堂村村支书的翟祥明，当时与翟雪峰关系尚未交恶，他作为调解方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
有了这份协议，翟雪峰可以安心继续寻找、雇佣乞儿以杂耍名义乞讨，但朱秋月的家人却陷入了万劫不复。
朱秋月的奶奶当初同意老伴与魏翠英签订聘请演员合同时没想到孩子实际上是被人家带走做乞丐，因此在秋月失踪后心怀愧疚，最终在锁鼻上以跪姿自杀身亡，她的死又直接导致朱秋月的爷爷精神异常，整天追着王海英破口大骂。
村民的舆论也给王海英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人家都骂我是不是穷疯了，把孩子租给人家”。
“我有罪啊，是我们把孩子害了。”王海英甚至怀疑秋月很可能是被翟雪峰害了，并非失踪，她向张集镇派出所报案，“可是，派出所对我不理不睬，说找不到翟雪峰”。王海英无奈之下又隔三岔五找朱法领要孩子，“我们夫妻只要为了孩子吵架，我就去找朱法领算账，但是他居然还报警。”因为她不断闹事，朱法领的学校最终关门。
王海英夫妇几年间为了寻找朱秋月债台高筑，去年麦子卖了4000元，还没捂热就被要债的拿走了。面对记者的到来，这个女人集聚多年的怨愤一下子迸发了，她大声号哭，“翟雪峰这个杀千刀的，害我这些年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我过的什么日子啊，人家的孩子过年有压岁钱，我的孩子只要有一分钱，我都要抢过来找秋月。要不是为了见秋月一面，我早就把自己吊死了。”
2009年3月16日，王海英夫妇向太康县人民法院申请宣告朱秋月死亡，一年后得到法院认定。王海英夫妇随即起诉翟雪峰，2010年11月15日，太康县人民法院认定翟雪峰利用儿童乞讨事实，判定翟雪峰在13000元补偿协议外，赔偿王海英夫妇93139元。但翟雪峰不服，提出上诉。
“只要把翟雪峰绳之以法，让我死也愿意。”王海英泣不成声，情急下意欲给记者下跪。
乞儿李秀秀：被扔外省，自生自灭
马场镇高店村的李秀秀也有着一段令她至今胆战心惊的杂耍乞讨经历。4年前，13岁的李秀秀经不住“杂技老师“谷中学的多次游说，拜师学艺，3个月后，虽然啥也没学成，谷中学还是给她找了一位杂耍老板出去赚钱。这个老板就是翟雪峰，当时约定李秀秀的月工资是900元，这对李家确实有着不小的诱惑力，因为即便在太康县城，全职工月工资也不过数百元。
但李秀秀被翟雪峰带到湖南后就发现，所谓杂耍其实就是乞讨，翟雪峰每天要求她必须讨回300元，但她这么大一个女孩子不好死皮赖脸纠缠人家要钱，因此总是完成不了任务。这天，她与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顶嘴，被翟雪峰骂了一个下午，还打了几个耳光，晚上10点，她乞讨回到居住点，翟雪峰已经开着车子走了，打通电话，翟雪峰让她自生自灭。
无奈之下，李秀秀走到一家包子店，恳求老板收留，老板看她可怜便收留她，只管吃住，不给工资。3个月后，李秀秀问老板要来2元钱，给远在河南的父母打了求助电话，这才得以解救。
李秀秀的父母愤怒之下多次报警，但警方却表示翟雪峰在外地，找不到，甚至建议他们自己去把翟雪峰抓回来。
李秀秀有了这段遭遇，性格大变，沉默寡言，如今提起此事便大发脾气，见东西就摔。
乞儿宋豪：被关冰箱差点冻死
调查进行到2月15日中午，记者就已经找到了5个被暴力强迫行乞造成伤害乃至死亡的案例，全都指向孟堂村的翟雪峰。但孟堂村仍然是前一天那般密不透风，就连翟雪峰家以及现任村支书徐汝峰家住何处，都没有村民愿意透露。最终一个村民见四下无人，偷偷指点记者翟雪峰家在孟堂村最西南角。
这是一个内砌两栋气派二层洋房的大宅院，高过3米的围墙，正西、正北两个大门紧锁。翟祥明说，翟雪峰家族势力强大，无人敢惹，“他有3个姐姐，3个兄弟，共有八个又高又壮的儿子，最小的儿子17岁，每次打架一起上，拿刀掂枪的”，“他们家族有很多钱，最少400万元，可谓村中首富，翟雪峰妈常在村里炫耀。”
翟祥明透露翟雪峰就在村中，甚至翟雪峰亲友就在围观人群中默默注视记者的行踪。
他在哪儿？
孟堂村附近的宋庄，突然有村民找到记者，说他们村也有多名受害的“杂耍乞儿”，只不过施虐者是另一个杂耍老板——翟雪峰的弟弟翟富军。
宋庄村民宋吉旺告诉记者，他的儿子宋顺利和女儿宋霞早在5年前就被孟堂村的“杂技团”老板带到三亚和山东乞讨，也遭到了毒打，“孩子回到家，都不敢说”。“我们村至少有4个孩子被带走乞讨过，还有一个女孩叫丹丹。”
8岁男童宋豪对于陌生人的到来很抗拒，他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最终还是被母亲冯亚丽拖到了记者跟前。宋豪3岁时，翟富军找到了他的父亲宋成领，翟富军提出带宋豪出去玩杂耍，一来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二来每个月还可以为家里赚不少钱。
冯亚丽说记不清翟富军当时给儿子开的工资是多少钱一个月，因为签合同时她不在家，等她到家，孩子已经被翟富军领走了。这话很多村民不信，村民们相信的是宋家虽然不富有，但也不至于养不活这孩子非要送出去乞讨。
宋豪的奶奶说好像当时谈好每个月给1100元，冯亚丽让她不要乱说，实际上她知道孩子是去玩杂讨钱，这在张集镇不是一个秘密。但她跟任芳芳、朱秋月、李秀秀等人的父母一样，把这理解成了赚钱而非乞讨，也没有想过孩子在外面会不会遭受暴力。“如果实现知道孩子会遭那么大罪，哪个父母愿意？！”冯亚丽反问记者。
宋豪临走时，翟富军给了宋成领一笔钱，冯亚丽说她同样不知情。合同约定3年，其间冯亚丽也多次与翟富军及宋豪通电话，每次宋豪都说自己过得很好。
2009年，因为听说孩子在外地其实是乞讨，还遭受毒打，宋豪的家人开始问翟富军家要人，但始终未果，最终宋豪的奶奶去翟富军家大闹一场，宋豪才被送了回来。此时的宋豪已经换了一个人，连爸妈也不认识，头上到处是疙瘩与小眼儿，上嘴唇的4颗门牙也没了，手指还裹着纱布。
家人进一步追问得知，翟富军规定孩子每天必须讨到300元，否则就挨打，为了100元赏钱，翟富军还曾逼着3岁的宋豪当街喝了一瓶啤酒，因为不听话，宋豪甚至被关进冰箱，冻得一身霜、不省人事，最终还是用火堆烤，才回过神。
每一次家人通话，翟富军都守在边上，宋豪即便说自己过得很好，也要被翟富军打，对此冯亚丽很不解。
宋成领盛怒之下与翟富军打了一架，无奈寡不敌众。最终村委会调解，村支书提出宋成领提前把孩子要回来，违约在先，退还翟富军4000元。冯亚丽为此喊冤：“这是什么世道？！”
因为被打怕了，宋豪现在远远看到翟家人就拼命往家逃。不过，奶奶更担心的是，因为有了这段非人经历，宋豪性格变得非常沉默，提起此事就躲在妈妈背后落泪。
一方面孩子出现自闭症状，另一方面又染上小偷小摸等不良习气。
“谁来救救我这可怜的孙子？”老人一筹莫展。
扭曲的童心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首席记者/杨 江
孟堂村的亲情双簧戏
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方位——太康孟堂村，所有的指控指向一个家族——翟雪峰三兄弟。不过孟堂村原支书翟祥明却透露，孟堂村共有500多人，十几年来，一直有人以招收“杂技演员”名义，收揽幼童外出乞讨，此前曾有11个翟雪峰这样的杂耍老板，后来一些人逐渐退出，但时至今日也绝不止翟雪峰一个，比如在海南省三亚市发现的那批太康乞儿，就是孟堂村另两个杂耍老板徐辉与翟文志带出去的。对于这些人是否也像翟雪峰这样暴力强迫乞儿行乞，翟祥明推断：“不会像他这样过分。”
2月15日下午，就在记者四处寻找翟雪峰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孟堂村，孟堂村此前在海南省三亚市解救回来的4名乞儿经过长途跋涉到家了，另3名外村的乞儿则由另一辆车送回。
老汉徐克俭与老太李军兰扑向了车门，两人各自将两名乞儿揽入怀中，徐克俭揽的是“徐乙风”、“徐乙超”，李军兰揽的是“翟武帝”与“翟唱唱”，此前来自太康县张集镇赴海南工作组的调查结论是，经过多次调查，这4个孩子分别是徐辉与翟文志的亲生子女。
“可想死奶奶了！”面对记者的镜头，李军兰抹着眼泪，而徐克俭则兴高采烈：“跟爷爷回家咯！”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孩子们的表情却相当平静，8岁的“翟唱唱”与15岁的“翟武帝”被奶奶李军兰领回村东的家中后，甚至有些陌生，对墙上的奖状也一时说不出姓名。“翟唱唱”一脸冷漠，不吭声，“翟武帝”却很老练，一会说自己长大想当记者，一会说想当兵。他说没有任何人组织他与妹妹去三亚乞讨，他去三亚只是因为那边比较暖和，而妹妹是因为跟他感情好，非要跟着去。
李军兰一边指着破旧的房屋一边说儿子翟文志家里穷，否则也不会让亲生的孩子出去要钱，但一名中年妇女却不断给她使眼色让她不要说话。
另一边，8岁的“徐乙风”、6岁的“徐乙超”被徐克俭领回家后，也对家中摆设表现陌生，徐克俭给了徐乙超一个玩具车，而后让一个年轻人把孩子带离记者。徐克俭说，俩孩子的父亲徐辉是他的大儿子，因为家里穷才把孩子们带到南方卖艺讨钱，“孩子们过得很好，绝对没有受到虐待。”
此时的孟堂村很是怪异，村民们窃窃私语，甚至看着徐克俭疼爱孩子的样子偷笑。“我敢用人格担保，这4个孩子都是冒充的。”翟祥明说，徐辉、翟文志雇佣了几个孩子冒充自己的子女在外行乞，“真正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压根就没出去乞讨过，昨天我还看到他们在村里。”
但除了翟祥明，孟堂村再无第二个人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4个孩子也坚持自己原先对外公布的身份，真伪一时难辨。
2月15日晚上，记者离开孟堂村后，4个孩子突然从孟堂村消失了。第二天，记者继续追查孟堂村4名乞儿身份真伪，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此时也赶到孟堂村，他发现4个孩子都已不见踪迹，立即叫来村支书徐汝峰。徐汝峰承认前一天送来的4个孩子都不是真人，刘志忠问为何隐瞒实情，徐汝峰回答因为媒体记者当时太多，不敢说。
对于这个乌龙，刘志忠很尴尬，但他辩解是因为此前在三亚时只核实了几个孩子的姓名，没有拿到照片比对，所以被骗。
“为何要骗记者说俩孩子是自己的孙子孙女？”面对记者的追问，昨天还信誓旦旦的徐克俭落荒而逃。“是他们自己叫我爷爷的，关我什么事！”徐克俭一边小跑一边叨叨，这场景引得村民们一阵大笑。
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在哪里？冒充他们的4个孩子真实身份又是什么？解救回来的另外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是不是也是冒充的？
有了此前的被动，太康县这回积极了许多，2月16日晚10点，太康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主动公布，经核实，这4个孩子确实是被冒名顶替了，均为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所为，目的是为了在乞讨过程中应付盘查。经核实，曹宇、张卫兵、于凯是真实的身份，包括这3名儿童在内的所有7名被解救儿童均由父母自愿口头或书面协议将子女租给杂耍老板，没有拐骗或拐卖的行为。
记者随后对这7名儿童进行了进一步调查，核实为何家长愿意签订这样的“卖身契”，以及是否如太康县公安局所说不存在胁迫、殴打乞儿的行为。
灵魂的解救远比身体解救艰难
在张集镇赵古同村，记者找到了假冒的“翟武帝”，他的真实身份是15岁的赵坤燕。再次见到记者，赵坤燕笑了，面无尴尬，对于被他骗过的警察、记者，赵坤燕觉得很搞笑，“太好笑了，我说什么他们都相信，如果不是被发现了我就继续骗下去，骗到哪里是哪里”。
赵坤燕的家境尚好，家里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楼，父亲赵永敬说，他认识常到赵古同村招收儿童的翟文志，2010年春节后，翟文志给了他3000元，将赵坤燕带去南方玩杂耍，到年中又给了他2000元。赵坤燕跟翟文志南下乞讨，去过广州、湛江、三亚等城市，在小旅社住下后，他就领着假的“翟唱唱”到街头卖艺乞讨，遇到盘查就自称兄妹。实际上，赵坤燕担当的就是跟在翟雪峰后面对乞儿监工的翟满响的角色，但他不承认自己打过“翟唱唱”。
冒充“翟唱唱”的是8岁的淮阳县刘振屯乡白庄行政村张庄村的刘甜甜。刘甜甜家境确实困难，住在窝棚内。母亲四川人，患有精神疾病，流浪到淮阳被刘甜甜的父亲刘中振领回家，生了3个孩子后又走丢了。刘中振智商较低，2年前，他在乞讨时认识了孟堂村的翟文志，翟文志提出帮他养一个孩子，扔下200元就把5岁的刘甜甜带走了。
刘甜甜板着脸，一如昨日的沉默不语。接着，记者在张集镇冯庄村找到了冒充“徐乙风”的7岁女童冯梦晨，她迎接记者的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后跑远。
冯梦晨的母亲张霞解释，丈夫腰椎间盘突出多年，无法干活，为看病至今欠债2万多元，“穷得没办法”，3年前，冯梦晨被杂技老师介绍给徐辉，每月工钱1300元，夫妻俩就同意了。此后3年，冯梦晨就回来过两次，张霞每两三个月去银行取一次钱，每次都有三四千元。但她显然并关心女儿在外的处境，甚至坚信女儿在外没有受过虐待。
假“徐乙超”的真名是曹双全，8岁，张集镇曹楼村人，他的父亲曹可平今年57岁，母亲王两38岁，由于家境贫寒，曹可平45岁那年才娶回患精神疾病的王两。徐辉与曹可平喝了几次酒，让曹双全认他作干爹，跟着玩杂耍，每月还能赚1500元。曹双全欣然答应。
那么真的徐乙风、徐乙超、翟武帝、翟唱唱又在哪里？徐辉、翟文志的家境即便从气派的住宅外观也可看出。
除翟武帝外，其余3个孩子都在家念书，其中翟唱唱因为家境富裕还在太康县城上学。翟唱唱充满纯真，她还不是很明白父亲翟文志带着她的替身们乞讨是好是坏，她说，她见过冒充她的刘甜甜，她希望刘甜甜也能像她一样坐在课堂里。
新民周刊对其余从三亚接回来的3个孩子——曹宇、张卫兵、于凯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他们的身份属实，不过并非此前所公布的与乞讨组织这徐辉有亲戚关系。
贫穷同样是这3个孩子家庭的共同特征，9岁的曹宇家在曹楼村，可谓家徒四壁，父母在外打工，几年未归，曹宇4岁时就被杂耍老板带出去了，几年下来已经赚了两三万元。10岁的张卫兵姊妹4个，父亲患有糖尿病，继母患精神病，小小年纪就已经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对于孩子的归来，爷爷显得有些五味杂陈。
反应最为强烈的当数于凯的父亲，这个贫穷的农民看到儿子被带回河南，不问孩子在外的遭遇，却心疼少了一笔收入，大声号哭：你回来了，我可怎么办啊？
徐辉雇佣梁庄行政村李瓦房村21岁的李卫芳在三亚帮助管理曹宇、张卫兵、于凯、冯梦晨、曹双全这5个孩子。她每月工资由前几年的1500元涨到了1700元，家中也用她的钱盖了新楼。李卫芳矢口否认对孩子们暴力胁迫，7个孩子也无一愿意跟记者深入交流，有孩子甚至提出要求，给钱就回答问题，但真给了钱，却又是谎话连篇。
孩子们的脸上看不到回乡的喜悦，一些家长甚至为家中少了一份不菲的收入对解救行动语带埋怨。
多年的乞讨生涯已经在这些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知情者透露，暴力是杂耍老板们管理这些孩子的惯用手段，但孩子们被打怕了很难短时间内说出真相。
浑身伤痕的任芳芳是所有乞儿中少有的性格开朗的一个，在相处近一周后，她终于告诉记者，她恨翟雪峰，恨爸爸任尚田。
乞儿们的心理因行乞而改变，内心世界因此而封闭，可谓冷眼看世界，即便亲人之间也显得较为淡漠。
身体的解救容易，但灵魂的拯救绝非易事。
有了贫困做帮凶，摆在当地政府面前的这场拔河变得更为艰难。
乞儿受伤背后
“你说对孩子们很好，为何你带了5个孩子，5个都出事了，不是死就是伤？”记者问。
“运气不好呗！”翟雪峰说。
首席记者/杨 江
杂耍老板的辩解
“杂耍老板”徐辉、翟文志目前仍不知其踪，因此，孟堂村这场风暴的中心仍然在翟雪峰，因为任芳芳触目惊心的伤痕以及翟娃蛋的惨死、秋月母亲的眼泪实在无法让人淡定。翟雪峰很慌，2月15日晚上他开始行动了。他和家人在任尚田的妹妹带领下来到了任尚田家，妹妹指责哥哥告翟雪峰的状，翟雪峰则给任尚田下跪求情，翟雪峰的母亲也是声泪俱下，最终，任尚田的母亲有了动摇，但任尚田坚持自己会摸着良心说话。
2月16日傍晚，翟雪峰家的大门终于被记者敲开。翟雪峰不在家，大二子翟武坤说此前所有指控都是原村支书翟祥明教唆、陷害他爸的，原因有二：一，翟祥明的儿子翟满响因打死翟娃蛋被判刑，翟祥明要求翟雪峰补偿10万元；二，翟祥明“欺男霸女”又超生，在换届选举时落选，因此对翟雪峰一家怀恨在心。
翟雪峰的这套宅子是去年修建的，装修豪华，屋内电器一应俱全。院内停着一辆农用小卡车，翟武坤说，出去卖艺正是开的这辆车，不过自从翟娃蛋被打死后就再也没出去过。他认为任芳芳、朱秋月家此次是在“趁火打劫”，“农村这么小的娃，不听话，俺爸打是肯定打的，但是没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晚上，翟雪峰在儿子的说服下终于赶回家中接受采访，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记者同志，你先别问，听我说。我叫翟雪峰，今年41岁……”他从翟娃蛋一事开始讲起，半个小时主要表达的是他是做善事，帮翟娃蛋的父母减轻压力才认娃蛋做干儿子的。
“过继给我做儿子了，你说我哪舍得打？我从来没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是翟满响打死的，他当着我的面不敢，背着我打孩子。”翟雪峰解释，他让翟武坤把娃蛋的尸体从医院抢出来并开车逃到数十公里外等了七八个小时不是为了串供，而是为了等翟祥明来处理，“毕竟是他儿子打死了人”。
记者反问为何不是等翟娃蛋的亲生父母来，翟雪峰说，“都过继给我了，我就是他爹。”对“顶罪”一说，翟雪峰矢口否认，他也不承认没帮翟娃蛋看过病，“满响告诉过我娃蛋走路不稳，我带他做了好几次检查，花了好几百元，医生说没问题。”但他拿不出医疗证明。
翟雪峰说，任芳芳也是他出于好心才从任家带走的，因为任家实在困难。至于孩子浑身的伤痕，他解释在湖南翻车，他、妻子、长子都摔得很严重，长子翟武坤甚至骨折，芳芳当时伤得不重，“头上没有血，只有鼻子下面稍微有一点，腰椎被撞得鼓起来。”
他说因为芳芳伤不重，当时就没去医院检查，车子一直开，也就三四天的时间到了陕西，此时“芳芳的头上鼓起一个大包。孩子说不疼，但我可着急了，带到一个诊所，医生说不行，化脓了，要去大医院，就这样我就把她带到了陕西荣誉军人康复医院，医生做了两次手术，切开头皮引流，那之后，芳芳的头皮就这样了”。
翟雪峰的妻子魏翠英还拿来了一份病历卡，这份病历只能证明他们曾带一个名叫“翟冰洁”的孩子看过头伤，但无法证明伤是怎么造成的。对此，翟雪峰表示，翟冰洁是他给芳芳取的名字，他有3个亲生儿子，当初收养了芳芳与娃蛋后，为“合法”卖艺，他还让原村支书翟祥明开了一个“育有四子一女”的证明。
“芳芳头成这样，我咋不心疼！我自己的闺女呀，我为给她治病花了好几万元。”不过翟雪峰又称这些单据以及当初曾写有“车祸”注明的病历卡都被扔了。
芳芳鼻中隔的缺失，翟雪峰解释，是车祸发生后，芳芳自己抠烂的，他阻止，但孩子不听，抠了两三次后就这样了。在他的描述中，芳芳身上的烫伤是他从任家领走之前就存在的，耳朵是天生缺失，舌头两侧的缺失是，舌头天生与下颚相连，手术剪开所致。
“都是亲人，我怎么会拿钉子钉她的手？更不可能让孩子吃屎了。”翟雪峰信誓旦旦地表示，他对她很好，芳芳跟我也很亲，不信你把她叫来，她现在还管我叫爸呢。”翟雪峰说他一年没见芳芳，很是想念，但实际上两家距离不过十多分钟的车程，芳芳受伤回家后，翟雪峰一直没有去看过。
记者问他为何车祸发生后长达两年多没有告知任芳芳的父母，翟雪峰说，“她过继给我了，就是我的孩子。”“那为什么后来又把孩子送还任家？”记者问。“毕竟是人家的孩子嘛！”翟雪峰回答。
对于记者的追问“车祸发生后，翟武坤骨折的情况下，你不留在湖南给大家看病，却马不停蹄开车去陕西，沿途也不卖艺乞讨”以及“芳芳头部后来出现化脓感染只需引流治疗，为何会切除头皮？”翟雪峰难以解释。
对于乞儿李秀秀被弃外省，翟雪峰辩称是她自己走丢的，而朱秋月的失踪，翟雪峰一方面说同情她的父母，一方面又宣称自己没有责任。“当初，我、杂耍老师还有孩子的家长都签了合同，上面写清楚了，不管出现什么意外，哪怕死亡，都以1万元解决。”
翟雪峰觉得朱秋月、任芳芳等乞儿的家长现在是趁火打劫，想讹他的钱，“早就签了赔偿协议了。”他指责翟祥明教唆乞儿家长诬陷他，并举报翟祥明“也不是个好鸟”，宋庄8岁的男童宋豪就是翟祥明作为中间人介绍给翟富军的。
“他曾多次利用村支书的身份帮别人介绍孩子，得到3000元。我2009年春节让他帮我找个大一点的孩子管管小的，他主动提出让儿子翟满响跟着我。”翟雪峰自称四五年前开始做杂耍老板，带的孩子都是亲戚家的，不过具体带过几个，他说法不定，基本上记者提到一个他承认一个，再问就说没有别的了。
“你说对孩子们很好，为何你带了5个孩子，5个都出事了，不是死就是伤？”记者问。
“运气不好呗！”翟雪峰说，“在外卖艺讨钱苦死了，我没赚几个钱，你别看这房子好，都是我借钱盖的。”
翟雪峰的老婆在一边抹泪，“不买家具，儿媳就要离婚，只好借钱买。”
抱着孩子蹲在地上的儿媳瞅着她偷笑。
黑色利益链
张集镇是河南省远近闻名的杂技之乡，十多年前，该镇的温良村就被河南省杂技艺术家协会命名为杂技村。为探询今日张集镇这种变味的杂技卖艺衍变，记者找到了温良村老杂耍艺人张廷干，他回忆，所谓杂技最早其实就是为了谋生卖艺乞讨。后来看到有经济效益，学杂技的人越来越多，因此温良最多时曾有4所杂技学校。
杂技之乡的杂技以软功为主，因此学员主要是学龄前儿童，学费不用交，学成外出卖艺第一个月的工资给老师。在最兴盛时，温良村没有孩子愿意上学，都跑到杂技学校去了。当地普遍的做法都是先让孩子学杂技，外出赚几年钱再回来上学。
老百姓间流传着“要想富，走杂技路”的口号，确实，借助杂耍，今日的温良也是远近文明的富裕村，全村70%以上的住宅都是气派的楼房。温良村富裕后，村民们不再愿意让孩子干这个苦差事，因此村中的杂耍学校由缩减为1所，而且学员招不满，张廷干说，温良目前有20个演出团常年在外，每个团20人左右，主要在歌舞厅等地方演出，儿童也很少。
但温良村的这个模式被周边村拷贝后，却逐渐变味。张集镇农村普遍存在“越穷越超生，越超生越穷”的现象，杂耍老师们游说这些困难、多子女的家庭将孩子送到自己办的杂耍学校，不收费，然后教一些很简单的软功、骑独轮等杂技。
接下来，杂耍老师扮演中介角色，联系杂耍老板与孩子家长签订聘请演员合同，这个环节就像一个大型的孩子“转卖市场”。老师给孩子找好东家，东家根据孩子的伶俐和聪明程度，明码标价，支付给培训老师孩子一个月的工资。谷中学、朱法领以及其他几名杂技老师目前均不在村中，有村民反映“有些老师自己也做老板，带着几个孩子出门挣钱去了。”
这种模式进一步演变就与杂技没什么关联了，比如翟雪峰这样的老板，会到周边农村贫困尤其是有残疾、精神疾病患者、多子女的家庭，认一个孩子作义子(女)，再签订一个聘请演员合同或者口头约定劳动报酬，至于孩子是否会杂技并不重要。老板们青睐于找3岁以上、6岁以下的学龄前儿童，因为农村没有学前教育，青壮年父母又外出打工，孩子只能留给老人照顾。
翟家三兄弟、徐辉、翟文志这些人能够乘虚而入，家长们也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因为他们虽然经济上确实普遍困难，但也并非到了不让孩子乞讨就得饿死的地步。没有想害亲生子女的父母，不过，在一些家长们眼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的杂耍其实就是乞讨，也没有意识到可能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他们只是理解为孩子是在外赚钱，甚至为此沾沾自喜。
在这条黑色利益链上，所有的大人都在争夺自己的利益，完全将孩子当作了工具。杂耍老板之间还时常流传交易乞儿，有时会为了某个乞儿展开争夺。太康县马厂镇王老家村村民王长青是翟雪峰大哥翟明中的远亲，也曾是一名杂耍老板。翟明中为了从他手下挖走俩乞儿，与来自李红楼村的“马仔”李红岺一路从河南跟踪王长青到了武汉，最终将两个孩子拐走。
王长青与翟明中因此反目成仇，后来两个孩子中12岁的王文超回家了，他哭诉每天要乞讨，遭受毒打，身上还被刺了4个字：精忠报国。王长青觉得对不住孩子的父母再加上因为纠纷憋了口气，向记者揭露翟雪峰兄弟3人，他说，其实在张集镇做杂耍乞讨生意的老板很多，但翟雪峰兄弟3人是行业中的败类，手段残忍，无人能及。
他说：“他们(翟雪峰夫妇)两个在车上喊，完蛋了完蛋了，那小女孩被我们害死了，如果她死了不得我们包钱嘛。那小孩就瞪着眼撑着脚，捏着拳头，不行了。我上去掐人中，掐了一段时间才醒过来。”
王事后得知，那女孩正是跟随翟雪峰夫妇卖艺乞讨的任芳芳。
职能部门不作为
无论是张集镇还是太康县政府，对于这种利用儿童以杂耍之名行乞讨之实的现象都是早就知情的。朱秋月失踪后，家人在太康县公安局报案，后闹至法庭，太康县人民法院也认定了翟雪峰等人的这种严重侵害儿童权益的非法行为事实。
张集镇派出所所长李伟承认警方曾接到杂耍团虐待儿童的报案，比如任芳芳父亲与朱秋月的母亲，都是要求处理翟雪峰。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便翟雪峰身上背负了翟娃蛋命案，太康县、张集镇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职能部门长期的行政不作为，导致家长求诉无门，问题也愈演愈烈。
面对记者的追问，张集镇派出所所长李伟推托那是因为翟雪峰常年不在家，一些案情难以收集，再如任芳芳，身上的伤痕已经不再具备取证价值，所以干脆就没派人到任家查看。
“作为政府，还有很多需要管理和加强的地方。”张集镇党委书记刘志忠表示，一定汲取经验教训，切实维护孩子们的权利。不过当被问到下一步如何整治当地存在的带小孩行乞的情况，刘志忠转过头去，一言不发。
2月17日，翟雪峰再次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后，太康县公安局将翟雪峰带走调查。该局刑侦大队队长王之栋说，如发现有涉嫌犯罪的行为，将坚决予以打击。
这一次，太康官方能给力吗？
我们的孩子丢了
3年多来，孙海洋寻子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找孩子和上访成了他生活的两条主线。但凡有线索，他都会核实。他怀疑孙卓被卖到了潮汕，怀疑人贩子是四川人，他最远的一次找孩子找到了宁夏……
记者/应 琛
“想不要自己的眼睛，因为它们再也看不见你可爱的模样；想不要自己的耳朵，因为它们再也听不到你叫‘妈妈’；想不要自己的双手，因为它们再也不能触碰到你的肌肤；想不要自己的身体，因为它再也不能与你拥抱；想不要自己的思想，因为它再也不能与你心有灵犀。现在，我还留着它们，因为我还不想放弃，我要依靠它们找到你，我的宝贝！”
这是一个丢失女儿的母亲在其博客中写下的诗句，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女儿的思念以及一份坚定的信念，曾在网络上引起了许多被拐儿童父母的共鸣。
有人说，拐卖儿童是“超越谋杀的罪恶”。如果将这7个字输入网络搜索引擎，便会在上万个相关网页上看到一声又一声泣血呼唤。这些呼唤来自众多失踪儿童的父母，自从孩子被拐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陷入炼狱，每一刻都在痛苦中煎熬。
还记得2009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人贩子弄瞎了孩子的双眼，瞎孩子在街头唱着赞美诗乞讨，他清瘦忧伤的脸庞，他伤痕犹在的眼眶，他颤抖着摸着逃出魔爪的贾马尔的双手，笑着说将来要在他的葬礼上歌唱……
悲伤揪疼了观众的心，这样的罪恶如果不仅是电影中才发生的故事，而是我们身边也曾发生的残酷可怕的现实，失踪的孩子会去哪里？答案或许是，运气“比较好”的，落入购买他人骨肉的愚昧家庭；命运悲惨的，成为犯罪团伙操纵牟利的工具——曾经失踪半年的昆明女孩，竟像小猫小狗一样被卖进马戏团，还有的孩子沦为街头的报童、乞丐，或者乞讨者手中的活工具。
这悲惨的一幕幕，又怎能不让失去孩子的父母承受割肉剜心之痛？好在丢了孩子的他们并未放弃希望。漫漫寻子路上血泪斑斑，但父母们相互鼓励，他们还建起了QQ群、寻子店、寻子联盟，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线索。
生亦何欢，死又何惧，父母们还留着自己的眼睛和双手，只为了走遍天涯海角，带自己的宝贝回家。
“我一定要找到他”
2011年2月15日，对孙海洋来说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当天，他的“生死兄弟”彭高峰带着刚找回来的儿子彭文乐，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中回到了湖北老家。在潜江园林科技工业园内，数百名亲戚朋友聚集在彭家庆祝“乐乐回家”。
窗外，烟火四射，人们欢声笑语；屋内，孙海洋却独自站在窗边，神情失落。欢庆的人群中，没有人意识到这里还站着一位被拐儿童的父亲，儿子孙卓至今下落不明。
连孙海洋也没有料到来到潜江自己会是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心情，他一边为好兄弟找到儿子而高兴，一边却不断地悲叹：“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找回来。”孙海洋说，当时他真想喝瓶农药死了算了。
2007年10月9日，孙海洋家的噩梦就从那天开始。那天吃过晚饭，不到4岁的孙卓说要到外面去玩。孙海洋没同意，但他还是出去了。大概过了50分钟后，孙海洋被妻子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她告诉我说，孩子丢了，被人贩子带走了”。
几乎与所有丢孩子的家长一样，惊恐的孙海洋第一时间拨打了110。110民警把孙带到派出所，说让他去报案。孙海洋到现在都有些困惑：“110民警为什么当时不赶紧去追？”
到了沙河派出所后，对方说，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再说上面有孩子丢失不到24小时不立案的规定。孙海洋对此很是纳闷，但公安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孩子有可能是走失的，如果2小时后自己回来了，岂不是会浪费大量警力和财力。
无奈之下，孙海洋先是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又连夜印制了一批寻人启事在街上张贴。这一夜，孙海洋疯了一样在深圳白石洲的大街小巷里飞奔。
10月10日一大早，孙海洋和家人又来到了派出所，对方说没到24小时，不能立案。于是孙海洋去电台广播，在报纸上贴广告。
24小时后，案子立了，但没警察来现场。
那几天，除了继续张贴寻人启事，孙海洋每天都会在家门口附近十字路口的大石头上坐一会儿，琢磨人贩子会把孩子带去哪个方向。坐到第六天，他想到会不会有监控录像。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附近的一个超市的监控录像中，孙海洋看到了这样一段影像：一个身着白衬衣的中年男子，把一辆玩具车摆在花坛上，穿黄色校服的小男孩没有理睬。男人很老到地将玩具车往前挪了挪，摆在离孩子不到一米远的地方，男孩迟疑了一下。来回了七八次后，男人带着孩子消失了。时间定格在8点22分。此时，男孩手里多了一个新鲜芒果。
于是他赶紧请人调了出来，拿去派出所。家人跟着一起过去，又是一通下跪。终于，案子得到了沙河派出所领导的重视，要求“立刻办理”。但没多久，警方又以“案子很棘手”、“太忙”为由，搁置了下来。孙很难理解，监控录像都有了，怎么就破不了呢？
孙海洋只得自己再找线索，寻人启事就写了十几个版本，寻子店也在2007年11月开张，悬赏金额从5万加到了20万。为了掌握更多的信息，他还买来了电脑，研究上网发帖。
到目前为止，孙海洋接到过上千个电话说有孩子的线索，但“多半都是骗人的”。电话中，有模仿孙卓声音的，让大些的孩子掐着鼻子，歇斯底里地叫着：“爸爸，快来救我，他们打我！”也有模仿人贩子的，压低了嗓子说：“你把我的照片到处贴，我现在都不敢出门了。干脆拿30万来，人你带走。”
让孙海洋记忆最深的是有个骗子抓住了他急需警察帮忙的心态，假扮深圳公安说帮他找孩子。那次他信以为真，带着一叠寻人启事就赶去与对方见面，并将孩子的事情全盘托出。临走前，孙更是主动送上1000元钱作为谢礼。
孙海洋告诉《新民周刊》，他15岁出来打工，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虽然后来在湖南经营包子铺，生活还算过得不错。但有了孙卓之后，孙海洋决定要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他辗转于武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最终选定在深圳开包子铺。把家安在白石洲，也是看准了隔壁的沙河中心幼儿园，想着孙卓上幼儿园方便。
谁都没有想到，在举家搬到白石洲的第六天，孙卓就被人抱走了。孙海洋想让孩子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梦想也就此破碎。丢了孩子，整个家都垮了。孩子母亲一提儿子就掉眼泪，人瘦了十几斤，现在还一直靠中药调理身体。70多岁的爷爷奶奶连夜从老家赶到深圳，到派出所给警察下跪。奶奶还时不时瞒着家人，独自跑到潮汕一带的幼儿园挨家找孩子。
孙海洋说，孙卓不怕人，碰上老外都敢上前说话。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是这位父亲极力培养的。“我当年到了七八岁了还不会出去买东西，见到生人不敢说话，跟傻瓜一样，我不想让孩子走我的老路。”如今，孙海洋认为这或许恰恰害了孩子。
最让孙海洋难以接受的，是隔壁沙河中心幼儿园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这个声音让他难以承受，但他不敢搬家，他怕万一有一天孩子回来了，找不到家。
3年多来，孙海洋寻子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找孩子和上访成了他生活的两条主线。但凡有线索，他都会核实。他怀疑孙卓被卖到了潮汕，怀疑人贩子是四川人，他最远的一次找孩子找到了宁夏……艰辛辗转中，彭高峰是他身边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曾一起去广东、广西、河南各地，也曾一起站27个小时的火车到北京上访。
孙海洋回忆，2008年3月25日晚乐乐失踪后，彭高峰哭着给他打电话，两人由此结识，彭高峰随后也将自己的店铺改成“寻子店”。“我们一起啃馒头，一起睡马路，一起痛，一起哭。”漫漫寻子路上，双方给了彼此莫大的精神支撑。
今年是孙海洋丢了孩子后第一次回监利老家过年，原因是他最怕逢年过节，别人庆祝合家团圆的鞭炮声，对他来说却是无尽的折磨。
为寻找儿子，这个靠做包子辛苦赚钱的小生意人，前后耗费了20多万元。在监利辛苦建起的4层楼房也陆续卖掉了3层。在仅剩的四楼家中，孙卓1岁多时的一辆玩具摩托车已经蒙上厚厚的灰尘；孙卓曾经读过的幼儿读本，扉页也已发黄，静静躺在书桌上。
整理着孩子昔日的衣物，这位硬汉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虽然只有37岁，但孙海洋的脸上已刻下深深的皱纹。他说，他经常失眠，觉得每个晚上都很漫长，常常深夜外出，在小街小巷中漫无目的地乱走。每天早晨开门，他也总要东张西望一番，幻想人贩子良心发现，将儿子送回来。
“我的电脑24小时开机，想他时就不停地看他的照片。”去年12月7日，孙海洋也注册了自己的微博并发出了数十条求助信息。亲眼见证了乐乐的回归，与好兄弟彭高峰一样，孙海洋也坚信网络的力量，坚信儿子孙卓活着。他说：“接下来，找孩子还会是我生活的重点。我会通过微博继续求助。我一定要找到他，也一定会找到他！我要像彭高峰一样，写下自己的奇迹！”
“不愿她被卖去乞讨”
家住嘉定区金汤路，在上海工作的安徽人侯殿明这几天过得也是既喜又忧。
喜的是，看到寻子群里的彭高峰通过微博找回了孩子，侯殿明这一年多来疲惫的心再次燃起了找回女儿侯婉萍的希望。而就在今年的2月7日又传来了女儿的线索。有网友拍摄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照片中，有一名四川省江油市太白公园乞讨儿童的照片，被发现与侯婉萍极其相似。夫妻俩看到照片后也都觉得像。
忧的却是，侯殿明并不希望照片中乞讨的女孩就是自己的女儿，他情愿孩子被拐后是被卖给了条件好并真正需要孩子的家庭，女儿能健康快乐地成长，也不愿见到孩子在大街上受一点点的苦。
一切都要追溯到2009年11月17日的下午。跟往常一样，妻子李丽去接刚上小学的儿子放学，女儿侯婉萍则独自在家午睡。到了4点20分左右，李丽带着儿子回到家中，却发现大门半开着，起初以为是侯殿明提早回家了。但在屋内找了半天，却发现女儿不见了。
惊慌失措的李丽立刻打电话叫回丈夫。他们先是给亲戚朋友打了电话，随后又拨打了110报警，但警察过了很久才上门不说，在做了简单的记录后就走了。侯殿明被告知孩子丢失未满24小时，不能立案。
于是，侯殿明和闻讯赶来的几个朋友只能分头在大街上寻找。当天他们先后去了小区周围的超市、大卖场，上海的各大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一直寻找到第二天凌晨2点，也没有女儿的消息。
到了第二天早上，外地的亲戚陆续赶来，侯殿明便印制了十几万份寻人启事，两人一组在上海各个街头张贴，希望有知情人能够提供线索。到了第三天，警方终于成立了专案小组上门调查，但在给出“房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后又没了下文。就在同一天，有个卖菜的打来电话说在曹安路万镇路路口见过一个貌似侯婉萍的女孩被一个操着河南口音的妇女抱走了。
侯殿明顿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般，带着卖菜的冲到了派出所要求做模拟画像。接着他又要求调取当天路口的监控录像，但却失望而归。侯殿明说：“他们告诉我，当时正在更新系统，所以路口的监控器并没有拍摄录像。”
后来在卖菜的口中，侯殿明得知抱走孩子的妇女可能是河南信阳息县人。“确实我们这里居住的河南人比较多，而且都是信阳那一带的。”侯殿明便将信将疑地独自一人先后去了息县两次，想从当地的车老大口中问到有用的消息，但都没有线索。
侯殿明并不死心。2009年底，回到老家准备过年的侯殿明又与20多个亲戚决定第三次前往息县，原因是过年时当地外出的人都会回来。这次他们带了几万份寻人启事，将当地全部23个乡镇、1673多个自然村的大街小巷都贴了一遍。
“我还在当地电视台的三个频道做了15天的寻人启事，就是屏幕下方滚动的那种。当时花了8000多元钱。”侯殿明告诉记者，在去年的3月和5月，他又到过息县两次，都是去认孩子，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侯殿明说，女儿非常懂事乖巧，见到人都叫，嘴巴也特别甜，周围邻居都很喜欢她。让侯殿明始终想不通的是，当天大门怎么就开了呢？他说：“我们家的门连大人开都需要很大的力气。况且出事前，她从来没有自己打开过大门，我们也没有掉过钥匙。”
孩子丢失后，李丽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侯殿明曾停工4个月一门心思找孩子。“他哥哥有时也会趴在柜子上看妹妹的照片，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李丽说，他们兄妹的感情一直很好，“他还告诉我梦见过妹妹好多次，经常缠着我问我妹妹什么时候回来。”
从寻人启事张贴的那天开始，侯殿明夫妇就连续不断地接到骗子的电话。而就在去年7月，因为有人发来的一张非常逼真的PS照片，侯殿明和派出所民警还一度被骗到了广州和东莞。为寻找女儿，侯殿明夫妇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前后累计有十多万元。
侯殿明坦言，没有目标与方向，唯一的目击者给的消息也不一定可靠，“找孩子真的很累，我一度真的想要放弃。”但后来宝贝回家的志愿者联系到了他。他这才知道原来每年有那么多家庭走失孩子，有那么多跟他一样在苦苦寻找孩子的家长，他们都不曾放弃。他立刻加入了家长群，相互鼓励。
通过长时间与其他被拐儿童家长的接触，侯殿明发现广东、河南、陕西等地丢孩子最多。因为那些地方打工者多，基本没空管孩子。“上海从1990年到现在才丢了45个，别的地方一年可能就丢了上千个。”
如今，侯殿明也已经注册好了微博并天天挂在网上，他相信微博的力量能帮他找到女儿。采访结束前，侯殿明告诉记者：“被拐走的孩子里，其实乞讨的孩子只占一小部分，乞讨的话可能只是一直没出手的下下策。据我所知，在福建经过几次转手男孩能卖到七八万，女孩子也在四五万。我们情愿她被好人家买去了，也不愿相信她是被卖去乞讨了。但如果真找到了那孩子，我还是会亲自去确认的。”
据悉，目前江油市公安局已根据微博上的照片开展巡逻，全力追查女童的下落并核实她的身份。
“孩子，我相信你会回来”
与孙海洋、侯殿明不同的是，湖北荆门的何绍群没有走南闯北地寻找自己被人拐走的儿子，而是选择静静地等待。
2011年2月16日，记者在当地的一家医院内见到了不惑之年的何绍群。她是这家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而采访当天恰好是她儿子上官政翰被人拐走的第七年又三天。
何绍群结婚较晚，一直到30多岁才与丈夫生下了儿子上官政翰。一家人喜出望外，将他视作掌上明珠。而孩子确实也长得格外俊俏，特别是那双会说话似的大眼睛，特别讨人喜欢。由于何绍群和丈夫工作较忙，孩子从小由外婆照顾。
但2004年2月13日的上午，不幸却降临到了这个幸福的家庭。刚满1周岁的上官政翰被一名30岁左右、身高约一米七的男子从他外婆的手中骗走。事后，外婆虽然在派出所做了嫌犯的模拟画像，但除此之外，由于惊慌过度，并不能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
得知唯一的儿子被拐走的消息，何绍群更是像天塌下来一般。她确实埋怨过母亲，但后来想想一个农村老太太，丢了外孙打击已经够大了，也就原谅了母亲。但老人因为过分自责执意从女儿家搬走回到了乡下老家。
和其他被拐儿童父母一样，他们报警，他们张贴寻人启事，他们也因为一条线索而赶赴异地，他们甚至还聘请了私家侦探。但一切都是徒劳。那些日子何绍群精神恍惚，无心工作，连晋升的机会都被她放弃了。在同事眼里，她就像是一具没有了灵魂的空壳。
找孩子几乎花光了他们的积蓄。为了不让自己触景伤情，半年后，何绍群和丈夫搬到了新的住处，她说：“早知道我们就该早点搬走，原来住的地方。流动人口多，人又特别杂。”
何绍群坦言，儿子被拐走时才1岁多，身上又没有明显的特征，找起来实在无从下手。找了一两年后，就基本放弃了。但世上怎么会有不思念自己骨肉的母亲，何绍群并没有打算再生，她始终相信孩子有一天会回来。
时间一晃到了2008年。在寻子界颇有名气的郭刚堂来到荆门找孩子。在她的介绍下，何绍群结识了同在荆门走丢孩子的另一个家长，也在“宝贝回家”网站注册登记，又重新迈起了找孩子的脚步。
可就在那时，何绍群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犹豫过要不要这个孩子。直到她的好姐妹跟她保证“如果你怕第一个孩子回来后，养不起两个孩子，这第二个孩子我帮你养”时，何绍群才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女儿的降生又给这个家庭带了一丝欢乐。何绍群夫妇给女儿起名为念戈(念哥的谐音)，对儿子的思念可见一斑。何绍群接回外婆，再次把女儿交给她照顾。这一次，外婆再也没有放开外孙女的手。
“念戈一直知道她有个哥哥，等她再长大一点，我肯定会把哥哥的事情都告诉她。”何绍群露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他一定过得很好，他也一定记得我这个妈妈。我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回来。”
而就在何绍群等待的这段时间，在武汉经营服装小作坊的付邦良年仅4岁的的孩子付彬峰却在2010年12月4日丢失了。
付邦良回忆，孩子丢失前后不过5分钟。当天中午吃饭的时间，奶奶回屋里做饭，孩子一个人在厂门口的空地上玩耍。付邦良骑着摩托车出去办事，走之前还在小巷中见到了孩子的身影，也在街口与回来的孩子姑姑打了个照面。但当孩子姑姑到了工厂的门口，便发现孩子不见了。他们全家人以及五六个工人立刻就在附近和武汉的火车站、汽车站寻找，但都未果。
付邦良又报了警并急忙印了几百份寻人启事请朋友帮忙到处发放。从之后知情人的口中得知，孩子当天极有可能是被3个陌生男子抱走的。“周围拾荒的人看到前一天就有3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这里，还跟他打听这边的路线。”付邦良事后分析道，“我孩子认生，一般人想让他乖乖地被抱走基本是不可能的。我怀疑是用了迷药。”
除此之外，到目前为止，付邦良还未收到任何有用的线索。随后，记者也来到了孩子被人抱走的现场，那里环境确实复杂，随处可见孩子独自在街上玩耍。而付邦良的小工厂又在巷子的深处，周围又是一摊废墟。孩子当天玩耍的巷子更是鲜有人经过。
付邦良告诉记者，孩子丢了后，他奶奶早晚都会坐在床头发疯似地大喊孙子的名字；孩子他妈虽然强忍着眼泪，但之后就大病了一场；至于他自己，每晚都失眠，但他知道他不能垮，孩子还等着他去找回来。
“我不愿去想也不敢想象，孩子是被卖去乞讨的。就算他被别的家庭买走，我也就担心他会受苦，因为他的脾气实在太倔了。”付邦良说元宵节后，他还要上派出所去一次，再跟“宝贝回家”联系一下，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有信心把孩子找回来，孩子也一定会回家。”
宝贝，你回家了吗？
网站的志愿者有4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瑞士、荷兰、日本等国家。截至2010年12月中旬，在这个网站登记的寻子、寻家者有5000多个案例。通过该网站，有173个家庭找到了他们失踪的子女。
记者/应 琛
从“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到“微博打拐”，打开志愿者们为失踪孩子们建立的网页，一张张天真稚嫩的笑脸，刺痛了每个浏览者的双眼。
2009年4月29日，公安部曾发出A级通缉令，公开通缉10名重大拐卖儿童犯罪的在逃人员；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在之后建成，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也被纳入其中。网友更是纷纷呼吁对人贩应用重刑，除了严惩人贩，更要加大惩处“买方”，设立“买卖人口罪”。
但这些远远还不够。对于被拐儿童的家长来说，绝望是怎样一种精神折磨？拐卖儿童，毁灭的不仅是一个孩子的未来，更是一整个家庭的未来。要知道，像“三毛流浪记”这样的悲惨故事，永远不应该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国度存在。
民间力量在行动
彭高峰和孙海洋是通过一个叫“宝贝回家”的网站结识的。现在，丢了孩子的家长们更愿意通过网络寻求帮助，“宝贝回家”寻亲网也是他们常上的。家长们还建起了QQ群，相互鼓励、找线索。此外，在深圳、东莞、郑州等地，民间的寻子联盟也相继成立。
据了解，宝贝回家网站，是通化人张宝艳和丈夫于2007年4月自费创建的，国内第一个帮助走失、被拐、被遗弃儿童寻找亲人，同时帮助因各种原因流浪、乞讨、卖艺儿童回归正常生活的公益网站。
现在网站的志愿者有4万多人，遍布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瑞士、荷兰、日本等国家。截至2010年12月中旬，在这个网站登记的寻子、寻家者有5000多个案例。通过该网站，有173个家庭找到了他们失踪的子女。
2007年，“宝贝回家”创造过在网站登记后3小时就找到孩子的纪录，2009年，这个纪录缩短为1小时，张宝艳说，2010年的最新纪录是20分钟。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宝贝回家’了。谁丢了孩子，马上有人告诉他：快去联系‘宝贝回家’！孩子丢失后登记的时间越快，我们就越容易找到。”张宝艳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张宝艳还介绍，在“宝贝回家”寻子网，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按寻人、寻家救助的不同需求开展工作。家长登记资料后，马上指定一个志愿者跟进，辅导家长发帖，所有细节问题都要问，比如采血没有？有没有做DNA？周边有没有丢失的孩子？他们有没有共同点？并让家长到周边救助站、福利院找，去找警方资料，去流浪乞讨的照片里找。每发现一丝线索，网站马上成立专门的讨论组，并有负责跟进的志愿者。
尽管从建国以后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现象进行了几次专项打击，但拐卖儿童现象却是越来越严重，具体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从个人分散作案，到集团化拐卖儿童；从一个人拐了孩子后直接找买家到现在拐运销一条龙，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批发被拐儿童的人贩子；从境内作案发展到跨国作案；从单纯的拐孩子传宗接代到强迫孩子做非法营利活动，拐卖手法也从单纯的“偷“发展到明抢明夺，甚至为了拐卖儿童出现杀害儿童亲人的恶性案件。
在张宝艳看来，被拐儿童的年龄普遍偏小，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是防拐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实际上，从我们目前解救的孩子的情况来看，被熟人、亲属、朋友、老乡拐走的孩子也有很大一部分，所以一定要告诫家长提防人贩子。家长在平时生活中，不要把牌友，生意伙伴这一类的人带到家里。孩子比较单纯，就可能认为他们是亲人。但有的时候因为生意失和了，这些人就有可能向孩子下手了。”张宝艳提醒，“另外，家里的保姆和雇工一定要核实他们的身份，这些人抱走孩子的也很多。保护孩子必须特别用心，不能怀有‘人贩子不可能对自己孩子下手’这样的侥幸心里。”
而在孩子成功解救之后，家长也应对孩子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援助。正如彭高峰说过，对于像乐乐这种正在记事的小孩，“解救相当于第二次拐卖”。
华东师范大学临床与心理咨询研究所所长、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任徐光兴对此颇为认同。他在采访中表示，对于年龄在3个月以上的孩子来讲，被拐与解救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创伤，而第一次的创伤是永恒性的，第二次的则可以通过治疗逐渐康复的。
“首先可以采取家庭疗法，父母要对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加倍的关心和爱护。其次也可以采用游戏疗法，增加与孩子间的人际互动。最后，建议家长每三个月或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体检，防止孩子出现身心疾病。”徐光兴提醒家长，被拐走过的孩子如果受到过虐待，更容易产生心理扭曲，也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他们应该更加呵护与关心。
期待国家力量的加入
从1月25日，微博解救乞讨儿童，到2月8日，彭文乐成功回到亲生父亲身边，再到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这次的行动得到解救。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始。
孙海洋说，每找到一个孩子，他就觉得还有希望。但民间力量终究薄弱，它只是寻子家长们情急之下的无奈选择。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和规划，甚至可能酿出更多悲剧。
2008年1月1日，《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08~2012年)》正式实施。该计划提出，建立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公安部为牵头单位。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反拐工作的指导文件，此行动计划涉及28个部委，涵盖预防、打击、受害人救助、遣返及康复、国际合作等领域。
但在家长们看来，公安机关的力度还是太小。有些案子报了几个月，一直没立案。“再等等”、“给催催”这样的字眼，让父母们难以接受。《南都周刊》2006年9月的一份统计显示，在历年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失踪儿童中，经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被找回。
同时，对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的“宽容”，也从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人口买卖行径。现行法律中，只要拐卖儿童的买主不妨碍司法机关执法，或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就可免于刑事责任。
广东潮汕地区就是个庞大的买方市场，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孙海洋告诉记者，他就曾到过一个广西人的家里看到，一家4个小孩，3个是买来的。在当地，只需两三千块钱就可以上一个户口。而很多孩子亦被转手多次。
据知情人士透露，一个马仔花两万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来孩子，几次转手后，很可能卖到七八万。暴利让一些做小本生意的人趋之若鹜，“女孩则便宜得多，基本上几千块钱就会出手。有些人贩子把女孩当男孩抱走后，发现抱错了，可能半路就会把孩子扔掉。”
在他们眼里，孩子就是“货”，有人负责“进货”，有人专管“验货”。
其实，理想化的失踪儿童救助体系，应该是公安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的救助体系。失踪儿童的根源在于社会，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并且以此力量为主。丢了孩子去报警，但收效甚微。所以要辩证地看，一是要找公安机关，二要靠社会救援，三要调动人民群众自救。
打拐尴尬风议录
所谓“乱天下者，必先乱是非”。意见平台，固然可以杂说纷纭。但人类总得追求光明，社会总得追求进步，歪说总得稀释，真理一定越辩越明，良知一定越挫越亮。
主笔/胡展奋
这个年没有过好。传统的标准，这个年，很多人没过好。
差不多是全民打拐，年场因此陡然转到虚拟，转到微博。从微博、到几乎所有的论坛，无数双手，不持酒杯持鼠标，通宵达旦地传送、呼吁、质疑、诘问、解释、转帖、评论、激辩、谴责甚至咆哮、哀泣、哭诉、苦求、冷嘲、恶骂……一场场道德大讨论和法律大讨论最终居然汇成了一次拷掠社会良知，探讨道德法制的盛宴。
天地无限。
于建嵘微博振臂，热血族万众呼应。大年初一，本该旧桃新符、锦衣美食地“新”一下，“腐”一下的，但微博上一张张触目滴血的“随手拍”却忽然让人想起原来朱门酒肉，路有童丐，寻子泣血，人贩嚣张，原来世界“老二”，后院里仍有如许羞于见人的东西。于是太多的人，左持杯，右持键地加入了。
它的名字，叫解救。
7年前的报道浮出水面
事实上，于建嵘教授的“随手拍”让乞儿回家的呼吁发起于春节前，初二前后激起汹涌，一批著名时评家诸如笑蜀、五岳散人、魏英杰的介入，引发更多影响力人物的介入，韩寒、韩红、杨锦麟、冯小刚、梁文道、韩乔生、余华、赵丽华、刘建宏……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也悉数署名加入，一时凯歌盈耳，旌旗飞扬，形成高潮的乃是2月8日(初六)，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公安的带领下取得解救彭高峰之子彭文乐的突破，互联网声讨虐待童丐的打拐浪潮达到沸点。
但质疑的声音一直很强大，有声音甚至强大到厉声责问：我们的经济地位已是“世界第二，”怎么可能存在群体的残疾童丐现象呢？！
光照片纷纷扬扬，没有具体的调查报道材料支撑，怎么就能断定孩子们是“被拐”、“被强迫”呢？兴许是孩子的嬉戏，兴许是偶然的流落江湖，兴许是父母的自愿……有太多的偶然和兴许，凭什么就此风雨大作呢？
时为2月4日(年初二)前后，邓飞的“解救”尚未突破，“兴许”互联网的亟需，众多网友“七手八脚”地搜到了本刊7年前的调查报道《皖西丐乡大起底》，久旱甘霖，它立刻被放大，并被迅速地、大范围地转发。于是调查报道《皖西丐乡大起底》再次浮出水面。
初二开始，笔者的微博上突然有超量的关注涌入，很快，其网总监来电核实并力邀参战，于是益发热闹起来，各路媒体都拟发兵阜阳，行前纷纷来电询问采访路径和攻略。
于是春节期间，三路记者形成攻势，一路以东方早报记者陈良飞领衔循迹直插阜阳；一路邓飞带队飞赴江苏邳州，直播现场解救；一路包括本刊记者杨江在内组成联军疾奔河南太康，由于行动迅速而果断，三路人马都斩获多多，顿时春节歇菜，年味寡淡 ，网络沸腾，记者狂欢，寻丐救丐，蔚为壮观。
本刊意外地充任了一次地区级的“意见领袖”。时势造物，不由分说。
回顾7年前，那确实是一次比较成功的独家报道，但当时除了央视和凤凰卫视注意外，并没掀起更大的波澜。
事由其实和2003年8月份孙志刚事件导致的《收容法》的废止有关。
乞讨现象是历史的存在，但收容法废止后，城市乞丐突然增多，尤其是残疾童丐令人触目惊心，有的浑身疤痕，有的腿“生”在肩上……我们的调查发现，残疾童丐的乞讨有成人操纵，甚至被强迫。
比如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和浙江路交界处，每天早上7点半到8点就有一辆出租停靠，有成人护送六七岁的童丐一名下车，芦柴棍似的小细腿拐个弯，直接挂在脖子上，形象特别糁人，他管那些大人叫“爹”、“娘”，但那些成人是他的亲生父母吗？我和杨江连续观察多天，发现无论40度的高温还是大雨如注，他的父母绝不心疼他，任太阳炙烤大雨狂浇，其“父母”总是躲在遮蔽处远远地监视，天天如此，这就很奇怪，虎毒尚且不食子，如果是亲生的，即令是残疾儿，父母也不至于如此无动于衷，这符合人性吗。
一天的乞讨颇丰，太阳一下山，“父母”就带他回家，跟踪发现，有时候他们住大统路的棚户，有时住“太阳山路”的棚户。跟踪还发现，这些所谓的父母对童丐的态度非常粗暴，不是辱骂就是毒打。外人干预，大人就放言：我打我的孩子，干你啥事？！
再深入棚户，发现那是一个乞讨群落，各地口音都有，河南、安徽居多，但对陌生人高度警惕，残疾童丐尤甚，见生人就躲，但也有露馅的，日常絮语中，他们最常提及的一个地方就是“太和”。
我在安徽生活10年，自然知道安徽有“太和县”，但是太和县地方那么大，该怎么掌握童丐的渊薮呢？太和人肯定知道。与其邻近的“古井贡集团”的老总，是我朋友，“古井贡”里有没有太和人呢？肯定有。人往高处走。
于是我和资深摄影潘文龙直奔亳州。“古井贡”的老总通过人事部门，把太和籍的干部调过来询问，有说知道，有说不知道的。说知道的叫老韩，曾在当地当过干部的他知道，宫集镇下面的几个村成群结队地出去乞讨。残疾童丐当地叫“瘫子”，童丐密集的村落叫“瘫子村”，名声在外的叫“宫小村”，操控瘫子的人黑话叫“带香的”。老总说，行！我放你假陪同记者调查。
所以老韩才是这次调查成功的关键。
时间是2003年的11月初。但我们在宫小村没有直接见到“瘫子”。
“都带瘫子外出了，这就是‘带香’的特点”，担任过当地行政村主任的老韩介绍起农活来如数家珍，“带香的”并不抛荒田地，一般“寒露”后(10月1日前)就停止行乞回村了，雇人把玉米、大豆收了，种下小麦后就又“带瘫子”出去了，“香主”都这样不料理麦子的，每亩代耕费25元；每亩收割费35元，“香主”重效率，所有田地都叫人代耕代收，反倒从来不误农时，一般10月下旬出去后，在城里混到春节回来过年，然后再出去，每年6月回来还是雇人把麦子收了，种下玉米、大豆、红薯(称为麦茬红薯)……如此循环，是香主的一年作息图。当时的线人宫保林介绍，再早半个月，就可以看到“瘫子”像猴一样圈养着，不让出门，也不让外人近身……
香主也有“退休”的。村里退休的香主介绍道，“瘫子”都是外面找来的，最初是在阜阳地面上找，年龄控制在8岁以上，15岁以下，太小了难养，容易生病，成本太高；太大了也不行，难调教，后来扩大到外省的范围找，越穷的地方越能找到，一般对瘫子的父母介绍，是招工的，做手工活，糊纸盒什么的，孩子管吃管住，每个月给工资。有各种各样的父母，有的巴不得快点将孩子出手，在家是个大累赘；有的舍不得，带香的就把他们和孩子一起带回家，住几天，让他们相信，同意了就签“租子协议”，先交对方押金，价格不等，手残的，价格低些，每年2000元。脚残的，多些，一年3000元，一般越残价格越高，长得越畸形，越欢迎，因为“要饭”的越糁人，越有人肯给钱。
至于“虐待”，业内人士承认有，最常见的就是不让休息，延长他们的要饭时间，有的“香主”逼他们一天要10多个小时。还有就是刮风下雨也“上班”，让他们冒着雨在公共汽车站，特别是上下班的时候，缠着心急火燎的男男女女……还有就是钱讨少了，打骂，冻馁，不稀罕。不过，“瘫子”也不是好惹的，第一，会罢工，不干了；“香主”要再打，他就报警，举报虐待残疾儿童，拐卖残疾儿童。第二，“瘫子”虽然大都不识字，但是都认识自己父母名字，他要求每个月先寄钱给他父母，然后给他看过汇款单，才干活。第三，他们也会“跳槽”，逼急了，他就换个香主保护。最后，他还会“兼职”，同时为两个“香主”打工，到时候通知他父母分头香主要“工资”……
7年前的报道(见新民周刊2003年第46期封面报道《丐乡大起底》)当时引起了央视和凤凰卫视的重视，报道刊出后不久，笔者曾应邀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主讲专题《职业乞丐调查》，阜阳市政府闻讯后，曾出动警力和村镇干部对宫集镇宫小村及周边重点村庄、重点人群进行了摸排、调查，公安机关执行了打击方案，“残疾童丐”行乞现象确曾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尴尬的民间打拐
好比沉下去的帖子重见天日，7年前的报道因为微博打拐的需要而重新“红”实属罕见，原因大抵是“随手拍”的流浪儿童照片在互联网风雨大作后，无数网友需要进一步的事实诠释，打拐的发起方也需要具体的、进一步的事实支撑：这些孩子(特别是行乞的)来自何方？是谁把他们拐到街上？他们的父母什么态度？他们是“被拐”还是自愿出租？乞讨是饥饿所迫还是敛财手段？
……
事实上，残疾童丐现象只是“打拐”风云的一个附属部分，换句话说，网络打拐范围应该大于我们的报道对象。凤凰周刊记者邓飞报道的“彭高峰寻子”，就和“残疾童丐行乞”无关，被拐的儿童并不都是“被迫行乞”的，而是可能“被续香火的”，“养父养母”抱养的手段虽然“极不道德”或者严重违法，但对孩子本身并不一定构成肉体伤害；这样的“养父养母”虽然参与“拐孩”，但是否必须绳之以法？
虽然三路记者斩获多多，但中国的事，哪怕是常识，一旦晾上公众讨论的平台就无比复杂起来了，于建嵘倡议的“随手拍”以及“禁童乞讨”引发巨大的争议甚或奇谈怪论是必然的，于是网络意见分裂多维，而且至今仍然热议不休。
一曰童丐幸福论。
有所谓的主流媒体去阜阳一逛就借着“知情者”口吻断言：宫小村的童丐其实很“幸福”，村民都“疼着他们”，而且从来未听说虐待童丐之事。
基本就是“宫小版”党疼国爱的“做鬼也幸福”。网友直斥“无耻”！
事实上，河南太康被揭露的大量的虐童事实迅速把“童丐幸福论”击成齑粉。做鬼派顿时无语。
二曰肖像侵害，“随手拍”——“随手毁”，你毁了孩子的肖像权。孩子长大后怎么面对当年的曝光。
对此，以女作家赵丽华为代表的“禁童行乞”派愤怒痛斥：一个被剁掉双腿、拧断双臂、伏地乞讨的乞儿(宫小村跟这叫瘫子，也叫香)，有一个人要拍照救他，给他的未来以一线希望。另一个人大声喊：“不能拍，孩子有肖像权！”乞儿会对这个喊肖像权的人说什么呢？是：谢谢您！还是：滚你丫的，装逼犯！
被拐儿童的生存权都受威胁，肖像权这时大于生存权吗，对一个寻子心切的父亲来说，是认同公开他孩子的肖像从而获得寻子的可能呢，还是隐匿其肖像让其孩子永远沉沦人海？答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问题是，乞讨的孩子并非都是被拐的，街头巷尾有为父母者亲携子女行乞的，也有为父母者自愿送子女随人行乞的，可能都不愿意年幼的子女曝光，也就是既要行乞，又要保持“面子”，但“随手拍”无法分清童丐的自愿性(监护人自愿)和非自愿性(被拐强迫)，它一网打尽，悉数上网，岂不“玉石俱焚”？
对此，南方周末报人傅剑锋沉痛地感言：在(新民周刊记者)杨江的调查案例里，(我们)看到不只是儿童权利保障的阙如，更是金钱崇拜与利益崇拜下的普遍堕落……
三曰侵犯隐私，随手拍，随手公开了孩子的隐私权，有的随手拍，既公开肖像，又公开个人资料，纯属侵权。
但“禁童行乞”一派的回答也有力：“隐”和“私”是隐私的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二者缺一不可。不隐的私不是隐私，非私之隐也不是隐私。性器官一般是隐私，但如果有人裸奔，路人都能看到他的性器官，你能说目击者都侵害了他的隐私权吗？拯救童丐是公益，凡没有利用肖像和“隐私”牟利的拯救，都应视作正当。
反对“禁童乞”的一方还认为，并非所有童丐乞讨都是受虐或被迫，有自愿行乞而旨在脱贫者，有免于饿毙而行乞者，在国家儿童福利未臻完善前，一概禁童行乞必无效，一如禁用童工，早就立法禁止多年，但屡禁不绝。深层次的原因不解决，不去根治，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故禁乞前，应先立法保障童乞的福利保障，以及部门追责制，否则刚性地禁童乞讨，则许多家庭贫困无援，低保不过一年三百，残疾儿童更为釜底游鱼，其奈人道何？!
网络江湖，波诡云谲，最近又有更糟的事发生，近来，数篇“寻子”信息，在网间急速发酵，“4岁男孩刘晨光西安雁塔被拐”、“4岁女童郭佳美辽宁盘锦走丢”、“6岁女孩周萌萌四川彭州被拐”……然而，这些“被拐”信息很快被确认失实。“有些网友不负责任地喊‘狼来了’，肆无忌惮地挥霍好心网友的热情。今后，谁还相信我们的寻子信息？”荆州监利籍寻子店店主孙海洋对此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忧虑。
所谓“乱天下者，必先乱是非”。意见平台，固然可以杂说纷纭。但人类总得追求光明，社会总得追求进步，歪说总得稀释，真理一定越辩越明，良知一定越挫越亮。
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
但索尔仁尼琴也说过：“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我们应该乐观地拭目以待。
从打拐到禁乞
现有的法都没有执行好，你能保证新立的法就一定奏效？不要什么事情一出来就要求立法，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执法的问题变成立法问题。立法太多，把法律越架越高，反而更加难以执行。因为我们每立一次法，就离我们的初衷又远了一步。
记者/陈 冰
从打拐到全面禁乞，席卷网络的“随手拍照解决乞讨儿童”活动由此出现分化，专家、学者、知名媒体人之间争议重重、歧见迭出，喝彩的有之，质疑的有之，挺于派与倒于派展开蔚为壮观的网上辩论。人们开始反思，这场风起云涌的民间打拐活动，究竟该走向何方。
提案
被转发上千次微博照片的被拐儿童彭文乐，最终依靠网民力量重回父母怀抱。这场得益于微博的打拐行动，被很多人视为“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的“经典”。
然而，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彭文乐不是童丐，他在校读书，且成绩优秀。而发起此项活动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及其志愿者也承认，尽管各地警方盘查了许多乞儿，但至今尚不能确定：有任何一个被拐孩子是通过“随手拍照”获得解救的。
很显然，打拐与禁止儿童乞讨并不是一回事。但彭文乐事件的出现，让这两者被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微博解救被拐儿童从局部扩大了整个行乞儿童群体。群情激奋的网络热潮让人们期待网络打拐能有更大战果。于建嵘教授顺势提出了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的两会提案，直接将打拐变成了禁乞。“杜绝一切儿童乞讨，让所有乞讨儿童都回到学校，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于教授公开表示。
这份议案草案将目前乞讨儿童的来源分为三种——被拐卖来的；操控人员雇佣来的、租来的和亲友带儿童乞讨的。
于建嵘等人认为，现行刑法中规定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法律责任过轻，在草案中建议“买卖同罪”，加大收买被拐卖儿童者的法律责任，斩断买方市场。草案建议删除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6款“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建议出台司法解释对原来已经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的，在法律指定期限内(比如1年)向公安机关自首，按原法律规定“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或“完全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期满后仍不自首的，一律按新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进行乞讨营利的，于建嵘等人建议专门立法进行打击，加重有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犯罪的量刑。草案中建议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增加一款：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并利用被拐卖的儿童进行乞讨等营利活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暴力、胁迫等严重情节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删除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要求的“有暴力、胁迫手段”这一前提条件，只要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就构成犯罪。
激烈争议
由于并非所有儿童都是被“胁迫、诱骗、利用”进行乞讨的，这场全民“解救”行动也因此被部分人士指过度粗暴，忽视儿童生存权、发展权等诸多基本权利，“全面禁止儿童乞讨”提案更是引起连番争议，挺于派与倒于派的激辩一浪高过一浪。
挺于派倾向给政府更大的授权，通过严刑峻法立竿见影地禁绝一切儿童乞讨。而倒于派则认为儿童乞讨属于底层普遍的非法生存状态，只能逐步消除，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国家儿童福利体系。
南方周末评论员笑蜀表示，作为最早响应打拐的人，现在打拐突然变成全面禁童乞，难以理解。“看来我误读了打拐。打拐已发展为打乞，本指望城管干打拐的活，结果所谓打拐干了城管的活，即国家儿童福利体系影子都没见就全面扫荡街头乞儿。随手拍解救乞儿可休矣，城管足够强大，无须我们帮闲；乞儿足够可怜，无须我们雪上加霜。先问国家要贫儿奶粉钱吧。”
最早发文质疑全面禁乞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在他看来，只要一个人享有人身自由和(或)言论自由，就可以用言语和(或)行动做出乞讨行为。只要这种乞讨行为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只要乞讨者不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禁止乞讨的正当性就不存在。
“毫无疑问，儿童不同于成年人，法律应对其进行一些特殊的保护。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但对儿童的特殊保护是否意味着要禁止其乞讨呢？也就是说，对儿童的特殊保护是否意味着要限制其通过行使自己的人身自由和(或)言论自由行乞？禁止儿童乞讨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对儿童的保护？”
支持王建勋副教授观点的现实案例不可谓不多。媒体时常报道孩子因为受到虐待而外出流浪乞讨的案例。一个15岁的孩子因为虐待外出12次流浪乞讨，如果没有相应的保障体系，禁止儿童乞讨，无异于堵住了其生存的最后一条途径。
王建勋的同事兼好友、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仝宗锦则反驳道，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禁止儿童乞讨。不能因为特殊情况下的乞讨来推导出一般意义上儿童乞讨行为的合法性。如果一切均以人权说事，那儿童是不是应该有“儿童工作权”、“儿童性权利”甚至“儿童性自由”呢？对于这些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国家应当担负更多责任。
另外，世界上不少国家均有禁止儿童行乞的司法规定和司法实践。
据香港《简易程序治罪条例》，任何人在公众地方行乞均属违法，最高可被罚款500元及监禁1年。持双程证人士如在街上行乞会留下刑事记录，两年内禁止再让其来港。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将父母带子女行乞明确纳入限制范围。
2010年7月，26岁的内地居民宋某带着曾被严重烧伤毁容的6岁儿子，持7日旅游证件赴港，接连5日多次在湾仔柯布连道天桥底行乞。在连日劝离未果后，香港警方日将两母子带回警署查问，并以涉嫌非法行乞拘控涉案母亲。
可以说，以上两种观点基本代表了挺于派和倒于派在是否应当立法完全禁止儿童乞讨上的思考立场。更进一步，双方对是否应当禁止成年人携带儿童一起乞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
王建勋指出禁止成年人携带儿童一起乞讨的立法思路同样行不通。一是因为外人无法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如，他们之间究竟是拐卖关系还是非拐卖关系，是亲属关系还是非亲属关系等；二是如果成年人和儿童单独乞讨都不受禁止，为何一起乞讨就成了禁止的对象？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法理上，都说不过去。再试想另一种情形：一家三口外出旅行，不幸遭遇窃贼，父母和儿童一起乞讨回家路费。此种行为应被禁止？
可见，希望通过禁止乞讨或者禁止儿童乞讨来实现打拐的目的，既不适当，也不可行，因为这种禁止性的立法无法考虑每一种情形，无法考虑那些具有正当性的例外。对于乞讨行为，倘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禁止，则这样的法律不仅无法保护人们的权利，反而成为限制甚至戕害人们权利和自由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合法且有效的打拐不是颁布禁乞令，而是考虑其他的措施和渠道。
仝宗锦则指出，“禁止父母带领儿童乞讨”当然不意味着禁止成人乞讨，更不意味着限制儿童获得救助的自由，而只是意味着，基于儿童基本人权的绝对保护原则，在综合国力蒸蒸日上，各种形象工程此起彼伏之际，他们不应继续流落街头行乞度日，而应和正常孩子一样过上温暖有依的生活。应该承认，乞讨是个人生存的最后手段，当下个别城市由于维护市容等理由干涉穷人的乞讨行为既不合法，更不人道。在救助乞讨儿童的过程中，应该防止将禁止成人带领儿童行乞演变为全面禁止行乞的运动。
这样的思路和观点，在于建嵘等人的提案中也有所体现：“禁止父母带领儿童乞讨” 的同时必须伴随着相应儿童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能先禁止后抚养，而应在创造抚养条件的前提下禁止。当下中国关于孤儿的福利制度是较为完善的。根据民政部的数据，2008年全国不完全统计孤儿为57.3万名，2009年民政部建议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1000元，社会散居孤儿为600元。因此有必要首先对父母带领儿童行乞的情况(包括行乞儿童数量，地区分布等)进行具体调查，然后再提出相应的可行性方案循序渐进展开。同时，“禁止父母带领儿童乞讨”意味着对生活无着父母监护权的剥夺，相关的司法措施也应该以维护儿童利益为核心通盘加以衡量。
“你禁或不禁，它都在那儿。不好不坏。”沪上知名刑事辩护律师张培鸿说，童乞现象，相关法律已经禁止。这种现象早已存在，没有因为大家的关注大量上升或者急剧下降。因此讨论的重点并非是否要继续立法，而是如何落实法律的问题。“现有的法都没有执行好，你能保证新立的法就一定奏效？不要什么事情一出来就要求立法，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执法的问题变成立法问题。立法太多，把法律越架越高，反而更加难以执行。因为我们每立一次法，就离我们的初衷又远了一步。”
现行规定
我国对未成年人乞讨的相关规定有不少。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或者组织未成年人进行有害其身心健康的表演等活动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1条规定：“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刑法修正案(六)》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义务教育法》第11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同时，义务教育法的其他条款规定了父母、学校、政府等有关主体为履行这一义务教育所应承担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适龄儿童而言，父母送其上学是应尽义务，是强制性要求，而有关机构和政府也有责任提供条件和采取措施保证适龄儿童的入学。适龄儿童的上学活动天然排斥了其他严重不利于学习和健康发育的种种行为(这当然应包括乞讨这种严重伤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
对于那些父母将孩子像货品一样出售，进行乞讨营生的卑劣行径，我国法律也有相关规定。《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第18条第3款)。同时刑法也有相关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其实，不管是挺于派，支持全面禁乞，打击为先，抑或是倒于派，反对全面禁乞，建议优先建立国家儿童福利体系，不约而同地都将底层儿童的生活困境置于了舆论焦点。丐童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缺失的一个病灶。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有不少涉及到儿童福利制度，但是都不足以支持完备的制度体系。而现有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工作，规模有限，运作不透明，官方民间的重视度都不高，乏善可陈。这样的情况下，童工、童乞、失学、家庭虐待等情况的普遍存在是可想而知的。
无论公众有多么大的热情和参与，我们都应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靠粗暴、简单、单方面的禁止性法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成为侵害公民合法权利、侵犯儿童利益的法律资源。只有建设一套真正的儿童福利制度才是解决之道。
也正因为此，于建嵘等人在提案中写入了如下内容：
建立监护人监督制度。对于有抚养能力的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本人多次带领儿童进行乞讨，或将儿童交由他人带领乞讨的，可暂时中止其监护人资格，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剥夺其监护人资格，交由民政部门设立的福利机构抚养。
确立国家监护制度。对拒不履行监护义务的监护人，在中止或剥夺其监护权之后，改由国家承担监护责任，由国家拨付专项资金，使其得到持续保障。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国家承担监护责任。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儿童的权益。国家设立专项基金，对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进行持续的支助。
完善民间的专项基金管理制度，允许民间基金公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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