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重庆打黑行动开展的风风火火，成效被全国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时候，相当一批自诩为精英专家的律师、法学家、甚至被粉饰为大师的人物，却狂躁不已，大肆反对、辱骂，似乎整个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自由幸福都要被打黑毁灭掉一样。在他们看来，打黑就是打击人民、就是毁灭人权，就是威胁老百姓的安全。可惜的是，这种无耻的观点，连三岁的小孩都能认识其荒谬。一群井底之蛙在充满豪情的描述天空的大小，无论其怎样热烈、澎湃，却只引来大众的耻笑。
之所以相当多的律师和法学家飞蛾扑火般加入到唱红打黑的行列，起因却相当可笑，因为一个叫李庄的可恶律师，因伙同黑恶势力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毁灭罪证而被刑事追究了。这些人看到同行沦落，自然生起兔死狐悲之心。
一个普通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毁灭罪证被追究责任，自然不会引起这些律师法学家的注意，因为违法受追究是天经地义的。但李庄违法被追究为什么就让他们这么大的反应呢？！原因我们可以推理：其一，在他们看来，律师是可以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的，律师有这个特权，要不怎么捍卫罪大恶极之人的人权呢，要不律师怎么发家致富呢，所以应该捍卫李庄毁灭罪证的特权；其二，他们很心虚，可能自身也有和李庄同样的行径。
但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他们要反对打黑呢？司法机关追究其他犯罪的时候，追究普通穷百姓、穷孩子犯罪的时候，为什么没见他们出来呐喊呢。为什么每有大的黑恶势力被追究、大的贪官污吏被追究、大的富二代撞人捅人的时候，这些专家们就出来大声呐喊，摆出一副以天下人人权为己任的丑恶嘴脸，说出“70码”、“捅死人好像弹钢琴”这样贻笑千古的论调，好像这些人都是可怜人、都是不应被追究或至少应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可怜人，他们的犯罪都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原本都是极度善良、从幼儿园开始都无比优秀、好得不得了的一等公民。
说到底，还是利益在作怪。吃着美国基金的饭，当然做美狗，拿着日本人的工资，当然做汉奸。普通百姓哪里给得起他们名车、豪宅，哪里有钱资助他们搞所谓的科研，哪里可能付给他们高额的代理费、好处费？所以，当黑社会疯狂猖獗，为非作歹，当文强横行重庆，无数市民遭殃、百姓深受其害的时候，没见这些律师专家来奋笔疾书，因为，百姓利益与之无甚相干，而黑社会、为富不仁者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当民众欢欣的看到黑社会垮台的时候，这些法治家们当然如丧考妣了。
这些专家们还有一个共性，就是对政府和中国法制充满意见，生他养他的中国一切都不好，西方的一切都美妙至极、令人神往。不过，这倒并不奇怪，蛆虫爱粪狗爱屎，方肘子爱转基因，淫河美女爱乱伦，汉奸自有汉奸的信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些人批评中国法制抨击中国现状时不遗余力，可一转身，马上就向苍蝇扑屎一样，毅然投入到中国法制的不足当中，充分利用现有法制的漏洞和不足，充当权奴、钱奴，做权势钱势阶层的走狗，来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福利。骂法制他们骂的最凶，钻法制空子他们又最最在行，整个中国现状不足所导致的恶果，他们受益最大。这倒是中国很奇怪的现象。
这些人当中当然也不乏真正追求法治、不为名利所动的知名学者。他们内心充满了法治理想，恨不得为了中国法治而英勇献身。但让人可惜的是，他们所呼所喊、所书所写，几乎全是西方原文的翻版，除了哗众取宠之外，既没有结合外国实际的透彻理解，也没有对中国实际进行认真研究分析，更没有结合中国本土实情提出的可行性建议。外国的都好，应全盘引进，中国的都不好，应全部改版，这与其说是他们的观点，不如说是他们的信仰，因为无论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他们并不了解，更没尽全力去研究，因此不能说是观点，观点需要逻辑支撑，所以只能说是他们的信仰、狂热的信仰，信仰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逻辑，只要需迷恋、卑躬屈膝。所以，中国每有进步的时候，无论是嫦娥奔天、还是奥运世博，他们内心都比死了爹还难受，憋着一肚子窝囊气不敢出，巴不得天下大乱，巴不得中华沉沦，才能出一口气，以证实自己“崇高”理想的正确。中国每有不足的时候，他们就快乐似神仙，把八辈子以前的知识都用来批评国情，以小见大、无中生有、小题大做，似乎中华已无希望，换天就在今日。
与5毛一样，西狗、美狗和汉奸都是可悲之极可怜之极的人。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或所谓“精神追求”，全身心的投入到被奴役、被收买的麻醉状态，口口声声都是为了幸福、自由、人权，殚精竭虑都不退缩，却不肯用丝毫的精力和行动，去了解这960万平方公里中的老百姓究竟最需要什么、究竟最渴盼什么，什么才能让他们更加幸福、更加安稳、更少劳累、更少痛楚。这些人当中，无谁敢说，我是无我无私的奉献于人民，不计个人得失，不求个人利益，不畏于强权、不淫于富贵，只为大同，只为华夏振兴和万众福祉。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自己的头脑是否清醒，自己的身心是否纯净，自己的理想是否崇高，自己的言行是否洁白，自己的一切是否无愧于心？
漫漫历史长河，青史永存，因为宇宙自然的真理不变，千万年来，无论古今中外，真正无私崇高的人性始终闪耀光芒。它超越时间、超越国界、超越物种，更重要的是，超越自己的观念和身心。一个连自己都无法超越的人，永远无法超越历史、无法超越国界、更无法超越束缚和局限。不能超越自我，永远都是奴隶。
人很容易迷信、很容易臣服一种思想、一种潮流，无论是经济理念、还是西方的法治民主人权。却很少有人超越自我，始终如一的忠诚于国土与民族，忘我的为这篇热土鞠躬尽瘁、死不顾惜。但后者，正是民族的骄傲、人类的脊梁。自古以来的伟大人文者，绝不是畏惧强权、臣服政治的人，更不是崇洋媚外、迷信他国文化的人。相反，都是立足本民族实际与特质，探索适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的人。所以，我们无比惋惜、无比伤感的看到，激情咆哮、张牙舞爪、情绪难以抑制的人很多，但默默无闻、有独立思想、结合中国特殊传统而研究出的独立思想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们应该放眼大地，关于打黑，最应该去询问重庆的民众。在这里，对这些法学家，我只想说：民众的幸福比法治更重要，法治永远都是一种迈向幸福的手段，也必须以正义和自由为归宿。当所谓的法治用来捍卫专制、霸权、对黑社会的纵容的时候，当法治成为一种自我麻醉和对西方文化的迷信的时候，这种法治就毫无价值。
还有人说，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同等重要。而实际上，他们只是注重了所谓的“程序正义”，而对实质正义视而不见。他们看起来丧心病狂的痴迷程序正义，其实他们清醒得很，不过是用“程序正义”来限制实质正义，不过是协助贪赃之徒来毁灭实质正义、不过是动用花花肠子为公敌民贼开脱，不过是甘心的作实质邪恶的代言人和守护者，不过是在保护和捍卫实质非正义。
已过的事实，现有证据无法完全还原，却可以完全歪曲。这正是法治的根本局限、最大冲突和矛盾。时过境迁，往事不再现。程序再正义，显微镜再清晰，勘查鉴定再科学，就一定符合过去的事实吗？人类的科学再发达，就一定完全掌握和认识了自然？宋慈没有洗冤，那许多原有案情难道就一定没有证据、没有程序？那许多原有冤情岂不永沉海底？程序正义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永远不是最终的理想和信念，否则就是本末倒置、黑白不分。
自由正义至上，为理想、为目标，法治只是一条路。没有理想和目标，道路再宽阔再豪华，终归无用。（201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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