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中天找不着北说起
许 晓 黎
评价一个人，尤其是评价一个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名人，必须剖析其如何成名的，这是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更是其将不断延用的处事方式。
其实，我对百家讲坛的易中天颇有好感的，风趣略带世俗的调侃，用轻松、诙谐的语言方式戏说历史，让历史戏说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话题，既增长了知识，又打发了寂寥的时间，易中天为名而来，闻者为趣而往，各取所需，这种双赢也无可厚非。对于一个顶着象牙塔光环的大学教授成为娱乐大众的说书人，作为白丁的受众，还是多少有些感激的。然而，以说书人成名的易中天在媒体的追捧下，很快就找不着北了。
一、找不着北的说书人
我们细数百家讲坛的名人，无一不受到专业人士在专业上的责问，然而尽管诸多错误被指出，依然挡不住他们声名鹊起的脚步。为什么？
这就必须要说到百家讲坛的娱乐实质，为此，百家讲坛打着学术的幌子，请的全是专业性不强，但是具有极高愉悦大众能力的专业浅薄的娱乐之士。仔细想一下，如果请一个学术性很强的专家在那里旁征博引、细细到来，大家犹如听天书一样，百家讲坛就不会像今天一样妇孺皆知了。其实百家讲坛的落脚点就是娱乐学术，或者说戏说学术，愉悦大众才能吸引更多的眼球嘛！百家讲坛很害人，让那些急着想出名的人找不见了北，忘记了自我，忘记了对真理的敬畏。
记得易中天并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他在历史界不算什么，顶多算是个历史爱好者。但是他在娱乐界内，历史的造诣比绝大多数人强，算是相当的高了。因此，在不搞历史的娱乐界，他是最懂历史的；在不屑于娱乐的历史界他是最能娱乐的，于是在历史和娱乐的夹缝中，咔嚓一声，他成名了。
正如各位历史专家指出的一样，易中天拿野史当正史，用戏说当正说，错误百出，没有严谨的学术精神，显然不能算是学术交流；站在百家讲坛的讲台上，以大学教授的口吻娓娓道来，虽有点插科打诨，也不能算是纯娱乐。说是伪学术吗？人家就是奔着哗众来的，认为是恶搞吗？好像只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其实质就是介于历史知识和娱乐恶搞之间，假作真时真亦假，算是戏说了，他真正是一个极好的说书人。
然而，成名的易中天并不认同自己是一个带有娱乐草根色彩的说书人，他想起了自己还是个大学教授，于是，一个借娱乐之手出名的历史爱好者，开始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自居了。这样有一个很坏的效应：人民误以为戏说就是历史，历史可以无原则的戏说。如此，让那些依然在历史界默默耕耘、逐字逐句反复推研的历史大家们情何以堪！他们的价值又在哪里？
历史泰斗在哪里？看看一位名满中外的史学泰斗刘起釪，被困居南京养老院，手抓地上辣酱吃，为什么这些真正一心一意搞学术的，在晚年都无法过上正常普通老人的生活？而一个错误百出的历史爱好者，却能赚个名利双收？而且还大言不惭的说，为他的老师有他这样一个学生，而感到骄傲！
看到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一句话，狐假虎威，史学泰斗刘起釪这只历史界的虎大王被社会以不合时宜的囚笼困住了，每日只能以青草果腹。而一些学术狐狸凭借着媚人的本事招摇撞骗，堂而皇之的窃坐上了学术殿堂的宝座，只见嬉笑弄首间，一个媚眼让多少英雄豪杰灰飞烟灭！
狐狸们把持学术界了，所以百年清华有了真维斯楼，故宫有了私人会馆，其实都是为了钱！这恰恰说明，狐狸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一次的骗术得逞，不能代替一辈子成功，因为娱乐界不同于真正学术界的越老越有价值的特点，红极一时的明星，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过人老珠黄的大自然法则，所以这些窃据高位的娱乐性的专家们无一不爱钱，这是以后身败名裂的资本啊！
二、易中天能够学到什么？
茅于轼，一个口无遮拦的所谓经济专家，近来更是恶名满天下，易中天毅然与其站在了一起，目的就是为了一本书的首发式，而且还口称这是其极其崇拜的老师。
有人惊诧了，一个貌似名声清明的事业上升期的学者，为何在此时一定要将自己绑到一艘千夫所指、摇摇欲坠的破船上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娱乐学术的爱好者，他们是师出同门，相见恨晚啊！茅于轼已经历过了千锤百炼，荒唐语不惊天下死不休，练就了板砖拍不疼，口水淹不死、老脸戳不穿的金刚不坏之体，而易中天是刚刚起步，所学的东西还是很多，那么，茅于轼是怎么炼成的呢？
1、以点带面的反严谨的诡辩之术
从反对廉租房到提倡高学费，从放弃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主张到为高利贷疾呼，他得到的就是骂声一片。有人说，他说的确实有一些事实在里面。本想就某些事具体驳斥一下，但是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在此多言实在是无聊之举，那就做个实质分析：
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理念，因为发现某个事物的一方面，而放弃更多事实于不顾，把那一点无限扩大，以点带面的大书特书，这是抛弃本质抓表现的欺人之举，这更是一种江湖术士般的诡辩之术，而没有一个专家应该具有的严谨学术作风，更没有应该具有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专业水平。
一个经济学者为什么热衷于诡辩之术呢？很简单，窃取高位的爱好者们要的就是钱。
2、以讹传讹的恶俗狗仔行为
一般的饱学之士，热衷与自己的专业而无法自拔，几乎可谓两耳不闻窗外事。茅于轼正好相反，在经济学上无所建树，好不容易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他非常热衷于说一些吸引眼球，却不负责任的话，道听途说的编造一些他自己都不清楚的不实之词，恶毒攻击开国领袖。
其实这与其本质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不走正途的恶俗狗仔行为。众所周知，狗仔的恶名来自于娱乐圈，利用偷窥、捕风捉影等等下三滥的手段，不管事情的真伪，先吸引眼球再说，这是娱乐自己，也娱乐他人的自欺欺人的行为，目的就是钱。
一个经济学家热衷于江湖诡辩之术和恶俗狗仔行为，不能说不是一种社会悲哀。从一文不名人文博士导师到大红大紫的历史爱好者的易中天，从无所建树的物理学者到名满中国的文凭打假者方舟子，从贻笑大方的经济学者到臭名昭著的社会活动人士的茅于轼，我们不得不问，中国社会怎么了？为什么这些所谓的名家不能静心搞自己的专业，而非要不务正业的搞些擦边球去娱乐大众和作践自己？
恶俗的天下，导致了恶俗的文人，不务正业的社会，造就了更多“独辟蹊径”的娱乐性学者，谎言终究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只不过是越来越大的肥皂泡。狐狸和狗们头上的权威之冠，为何总是在不停的滑落，原因是金冠本身就不属于他们削瘦的脑袋！无论大殿何等辉煌，脖子的项圈何等熠熠发光，聚会的排场何等的盛大，名头何等的“吓人”，狐狸终究是狐狸，狗依然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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