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蒋高明研究员对生态有机农业的成功实践，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发展中国农业，确保粮食安全和种族安全的正确道路。当今世界普遍面临人口增长和粮食需求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两种道路。一种是像蒋高明这样，走生态有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一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只能走转基因的道路。目前，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都看出了转基因较生态有机道路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和不可持续性。他们已经意识到，发展农业的正确道路是生态有机，而不是转基因。转基因是以美国为首的生物技术公司试图控制世界各国粮食并从中谋取财富的一个无可持续的阴谋。
目前困扰粮食生产问题主要有化肥、农药和除草三个方面。转基因“科霸天”经常拿出来当做理由的主要是化肥和农药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的污染。问题在于，目前他们搞的转基因技术一不能减少化肥总量的使用，二不能放弃使用杀虫剂，更不能持续增产。区别只在于他们将能杀死害虫的有毒蛋白从过去喷洒在植物表面，变成了转入植物内里。看上去不用喷洒农药了，其实农药进入植物，洗都洗不掉。他们关于这种能杀虫的有毒蛋白喷在表面对人有害，转到内里便对人无害的说辞，逻辑上不通，事实上也完全不符，所以没有人敢相信。
蒋高明先生的生态有机实验，不用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技术，也照样解决了提高地力和杀虫问题，并且生态有机的提高地力是可持续发展的，杀虫的方式更是绝对安全的，两者都是可以实现养殖与农田增产双赢的。中国已经有了这样好的农业增产模式，国家理应大力扶持。不扶持这种环保、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而是投入巨资，搞风险重重的转基因产业化，这是明显错误的。把转基因产业化说成中国农业发展的唯一道路，更是犯了转基因绝对化的严重错误。正是这个错误，才导致了转基因“科霸天”在中国的出现。这是一股中国农业健康发展的逆流，是对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发展的反动，是早晚都必须纠正的。
我们不是没有犯过错误，不是没有经历危险。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金融和经济领域，都没少欺骗中国，我们也没少上美国的当。目前中国的转基因产业化，明显是美国极力插手、极力扶持、极力推动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最大危险。陷阱显然已经挖好了。通向陷阱的是一条朽木桥。我们已经有了一条生态有机的阳光道，为啥不选光明的阳光道，偏要选择通向陷阱的朽木桥？这幕后究竟隐藏着怎样令人惊心动魄的罪恶？究竟是因为金钱还是因为智商？或是金钱、智商二者兼而有之？中国人民正在冷静观察，正在拭目以待。
方正县的媚日汉奸碑已经倒掉，这是一个警示。它告诉人们，尽管“爱国贼”被堂而皇之地遭到主流媒体的讨伐，但当今中国，“爱国贼”却是大多数。卖国贼尽管很猖獗，但却只是极少数。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都是爱国的，这是谁也动摇不了和改变不了的。撼山易，撼共产党和中国军队、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操难。卖国不可以太过分，一旦过分必定引起轩然大波。一旦引起轩然大波，人民群起，遭到惩罚的只能是极少数卖国贼。在群起的人民面前，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去帮助卖国贼。貌视强大的卖国贼其实只有死路一条。今日媚日汉奸碑的倒掉，就是来日美国转基因阴谋的倾覆。这是必然的，毫无异议的。
要想失人心，主粮转基因。
要想得人心，严控转基因。
附：
“生态孤岛”上的有机试验
文/金微 （发自平邑）
（文章发于8月5日《国际先驱导报》，有删节）
提示：农药和化肥的农业生产方式切断了生态系统中的元素循环，而蒋高明的有机农场试验将农田生态系统重新回归并利用自然循环等方式农田提高产量。
山东平邑县东南 20公里，便是卞桥镇蒋家庄，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农村。放眼望去，一排排杨树，7月末碧绿的玉米田交错在花生地中。在田间地头，农民们正在喷农药、施化肥，沿着闷热的田间小路走，一股股农药的味刺鼻扑面而来。
正在玉米地打药的蒋家庄村民蒋胜利说，这是打第四遍药了，“种玉米时种子上有农药包衣、玉米刚出苗时要打地老虎，现在是第二次打二点委叶蛾了。” 蒋胜利解释说，二点委叶蛾是一种常见的玉米病虫害，今年在山东大面积发生。二点委叶蛾之后还要防治玉米螟，加上除草剂，他前后至少要打6次药，“一亩田打药至少需要花60元。”
不仅蒋胜利，当地农民们都在为打药忙，谁也不希望虫子往自家地里跑，打农药变成了一场竞赛。虽是夏天，但在地里却听不到任何虫鸣和蛙叫，看不见小鸟，安静的夏季田野，多像蕾切尔.卡森笔下的“寂静的春天”。
生态孤岛
弘毅农场就座落在这片方圆1000亩的农田里。从远处看，这和普通农田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一走进这个院落，马上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牛儿不时发出“哞哞”的叫声、虫子在田里低声地鸣唱、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在玉米地里时起时落，燕子成双成对在院子里掠地飞翔，人们都说，快要下大雨了。
在这个占地约20亩的综合性农场里，有牛舍、鸡圈、堆肥场，农场正中是一块试验田，面积约2亩，种着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玉米已有二尺高，从植株间隙里可以看见麦茬和稀疏的青草，在土壤表层散落着一些陈年的青贮饲料。
这里的土壤呈黄褐色，踩上去感觉松软。扒开土层，大约３０厘米以下石块就明显增多。蒋家庄村支书周京林说，此处原是村里的机动地，因地力差不种粮食，多年来一直用作打麦场，后来还曾做过建筑垃圾堆放场，现在地里的砖块、石块就是那时留下的。
在当地村民眼里，弘毅农场种田的方式，叫做“不过日子”，就是不好好种地：不施化肥，也不治虫子。
自从2007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租下这农场以来，这里就成为村民“窥视”和议论的目标。蒋高明是从蒋家庄走出的仅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村民不理解他为什么从城里突然回家种田，更不可理解他怎么能在这片瘠薄的土地上种粮“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 “我们担心他连种子都收不回来。那不是过日子的做法” 。
蒋高明很淡定地说：“除了不用化肥农药，我们也不用农膜，不用添加剂，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这种现代农业技术。” 蒋高明说，他的试验是为了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探索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生态农业模式。
在四周浓重的化肥农药包围圈中，弘毅农场更像是一片生态的孤岛。另外还有32亩告别了化肥、农药、农膜等现代农业投入的土地，分散在蒋家庄村里4个不同地方，同样像孤岛一样，被化肥农药的海洋环绕着。
蒋高明正在将这里打造成真正的生态农场。生态农场的核心一环，是牛舍里的100多头牛。有了牛，院里就有了高高的牛粪堆，这是有机农田的肥料。“没有有机肥，就没有有机农场。”蒋高明说，弘毅农场的农业生态循环，依赖于这些牛发挥的关键作用。
作为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过去一直从事生态研究工作，把牛引入他的工作和研究，几乎是出于某种偶然性。
为什么是牛？
2001年，蒋高明开始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研究和操作生态恢复试验项目。为了解决牛羊对草原生态的破坏，他的团队提出了各种办法，比如草场休耕、培育新草种，他甚至开始在草地种玉米，希望以此解决牲口饲料短缺的问题。但是，这些措施都不太成功。蒋高明说：“每年冬天，内蒙古下大雪，尤其是遇到雪灾的时候，牛羊就缺草。2000年暴雪成灾，当地政府从山东调运大量“面包草”帮牧民的牲畜度过寒冬。”“面包草”就是用桔杆经特殊加工而成的饲料。
“那时我想，草原上种玉米不好种，那为什么不能把牲畜转移到农区来呢？我国60亿亩草原只能产3亿吨草，而18亿亩耕地至少产7亿吨秸杆，鸡对草场的破坏不大，到草原养鸡是可以的。”蒋高明由此提出“禽北上，畜南下”设想，并将此计划付诸实践。
在蒋高明眼里，7亿吨秸秆应该是巨大的“粮食仓”、“肥料厂”和“能源库”，但可惜的是，这些秸杆大多都被农民就地烧掉了。
蒋高明对自己的想法兴奋不已，他做了一番估算：7亿吨秸秆可换回1亿吨牛肉。1斤肉的热量相当于5斤粮，扣除养殖过程中喂食的精料，大体上相当于增加3亿吨粮。如果按国务院要求，在2015年实现80%的秸秆综合利用，相当于增加了8000万吨牛肉，或相当于粮食增产40%。每生产1吨牛肉可产生16.7吨牛粪，我国18亿亩农田的秸秆可出产近17亿吨有机肥。“除了增产外，这样做还能杜绝秸秆焚烧，还能够养地并固碳，保护生态环境。”
2007年，蒋高明将试验地点选在蒋家庄，他相信，“在家乡才有群众基础。”他以260元每亩的高价，从村里承包了肥力最差的田块(农民承包仅交110元/亩)：薄薄的土层只有20多厘米，下面全是麻骨石。这片农田和村里其他田地一样已经连续使用了30年的化肥、农膜与农药，地力越来越差。
租下这片土地后，蒋高明首先建起了牛舍，他自筹资金养了一百多头牛，还养了鸡。过去研究植物，突然和鸡、牛等“畜禽”打起交道，蒋高明遇到了各种不顺：死牛死鸡让他有些手足无措。市场上充满陷阱，一个骗子向他推销假菌种，亏了几万元，这些损失加起来有20多万元。
为什么养牛而不养猪呢？蒋高明说，牛的饲料中70%是秸杆和草，比较便宜，而猪主要吃粮食，不仅如此，现在喂食了商品饲料的猪粪中，含有大量的激素和抗生素残留，不利于有机种植。
他在土地上施牛粪，被当地老百姓看作“落后”，习惯了用化肥的农民说，“没有化肥不会长出粮食”。事实也证明，农场前两年的收成不好，“2008年小麦和玉米两季加起来，才收1000来斤；2009年也是这个数。”
不用农药化肥
除了不施化肥以外，弘毅农场也杜绝了一切农药和杀虫剂。对害虫采用的是物理杀虫法。在弘毅生态农场不大的试验田里，挂着两盏能发出特殊光谱的脉冲诱虫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脉冲灯会准时亮起，蓝白色的灯光，吸引了飞蛾、金龟甲等害虫扑来，触到灯管周围的金属棒，被电击后落入灯下的集虫罩。
“我们控制虫害的成本远低于喷洒剧毒农药。诱虫灯不能消除全部昆虫，但每年坚持诱捕，会逐渐达到生态平衡，即这个害虫物种还存在，也不再对作物造成危害。”蒋高明说，平均每10亩田的只要放置1盏诱虫灯，就可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农场的研究助理曾彦说：“在最初用灯诱捕虫子的时候，有时一天晚上能捕捉到十斤虫子，但现在虫子数量少了，有时一天晚上只抓到二三两。”这些小虫便成了鸡的食物。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仅生产了柴鸡鸡蛋、鸡肉等纯天然绿色食品，严重危害花生的金龟甲幼虫也不再猖獗。生态农场的生态循环链条就这样逐渐形成：庄稼-害虫-诱虫灯-母鸡-柴鸡蛋。
“防治害虫除了诱捕以外，还有一条路是依靠益虫，大多数益虫都是白天活动的，诱虫灯对它们基本上没有影响。”蒋高明解释说。
因为没有了农药和除草剂，农场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恢复了：约200只麻雀和6只燕子在这里安了家，刺猬、野鸡、蛇都出现了；农场饲养的动物包括狗、猫、鸡、鸭、鹅、猪、鸽子。没有农药污染，还有大量天然和半天然食物可以吃，生态农场成了鸟的首选之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对应农场外面的寂静田野，这里已经是名符其实的鸟的乐园。
蒋高明说，这一列措施，将肥力严重下降和被化肥、农药、除草剂严重污染的农田实现了生态修复。“现在的化学农业生产方式，切断了生态系统中的有机元素循环，我们要做的是让它重新回归并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不再盲目杀死试验区内的一种生命，而是靠食物链和人工适当干预达到生态平衡。”
2009年冬，蒋高明对土地进行了深翻，随后农作物产量开始显著提高。去年秋，有机玉米亩产达５４７．９公斤，今年夏季收获的小麦，亩产达４８０．５公斤，经过3年时间，生态农场实现了“吨粮田”，而周边农民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达到的产量，也就是六七百斤。蒋高明说，这就是“生态学的强大威力。” 他说：“利用生态学原理控制病虫害，利用有机肥肥田，既增加了土壤动物与微生物的多样性，又可以满足作物对土壤水肥气热的要求，完全可以实现粮食数量、质量双安全。”
弘毅农场的 “农牧沼气复合型生态农业”的生产模式，既能生产出纯天然的健康食品，又能使土地一年年越种越肥沃，生态环境一年比一年好。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中心顾秀林教授在考察农场后认为，“只有农牧结合，才能走出生态之路，蒋高明的弘毅生态农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结合，不是落后的模式，是科学的模式。人们误以为有机农业低产，会导致饿死人，但是弘毅农场在六不用的下达到了高产。我认为种养业相结合这个逻辑是完全成立的。”
有机农场的前景与现实
事实上，蒋高明所试验的有机生态农场模式，正在今天的世界各地兴起。农药和化肥大量使用带来的不仅是高成本，还有农药高残留给食品安全带来的潜藏杀机。
我国耕地总量占世界的9％，但所耗用的化肥和农药的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全国每年的化肥使用量为4637万吨，农药用量达到200万吨。单位面积化学农药的平均用量比世界水平高2.5至5倍，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
蒋高明说：“在山东种植的六种农作物每年至少要打24遍农药，以玉米为例，每亩田农药的花费都在70元左右，但这依旧控制不了虫害。”这些农药对农民的身体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在蒋家庄就有一些癌症患者。蒋家庄村民庆秀华说：“人打药都受不了，但虫子却杀不死。” 她的直觉是虫子越来越厉害，而农药的毒性也在增加。庆秀华说：“每次打完药之后身上很痒，洗澡都不管用。”
蒋高明担心，如果中国的农业再不回归生态之路，日益贫瘠的土地将失去最后的肥力。农膜、化肥、农药、杀虫剂，最终会使土壤由“黑”变“白”。
有机农业的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肯定。今年3月，联合国总部发布的公告说：2050年，全球人口可能增至90亿；避免粮食供应危机和解决问题的最佳农业发展政策，就是采用生态循环的农业技术。该公告说，全球调查研究说明，若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采取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政策，那么，就有望在10年左右时间内使全球粮食产量翻番，同时也能实现保护农田等生态环保的目标。
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6月发布报告说，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能够遏制有害生物种群的发展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药的需求。这些方法有助于作物适应气候变化，不仅可以提高粮食产量，而且有助于将作物的需水量降低30%，能源开支减幅可达60%。
蒋高明所试验的生态循环农业，正是联合国组织的主张，他希望在家乡率先推广自己的有机种植技术，但目前，农民除了对养牛比较热衷外，对于种有机田还是有些犹豫不决。今年，村支书周京林拿出12亩田进行有机试验。尽管有蒋高明团队的指导，但是周京林还是有些担心。他最担忧的是除草，因为如果不打除草剂，他可能需要用手工除4遍草。
顾秀林认为，农民不愿意拿起锄头去除草，这是事实，但从另一方面看，有机农业免去了打杀虫剂的用工量，人工除草的劳动量虽然增加了一些，但去除了环境中的毒性因素，而且将减少农民因为打药受害所产生的医疗支出。“从长远看，人不再接触毒物，而且生态会平衡，鸟和益虫都会回来，促进生态的循环，恢复生物多样性。”
目前弘毅农场除了人工锄草；还利用鹅等动物来消灭部分杂草。这样做既松土，又保湿，还能保持肥力不再流失。
蒋高明的估算是：“50元就能解决一亩地除草的问题。”至于其他成本，根据他的试验纪录，有机种植的亩均成本为１０２２元，包括：用工３００元，有机肥２００元，肥料运费５２元，收获费用８０元，浇水９０元，租地费３００元。这一成本与使用化肥、农药等种植方式相比大体相当。三年来，蒋高明在这个农场投入资金100万左右，目前农场已经开始赢利，每年纯利润预计20万左右。
蒋家庄的周京林还有另一个担忧，现在农村基本没有了牲口、猪、鸡、鸭等家畜家禽，有机肥数量大大减少，而农民现在养牛也困难。“如果普遍不用化肥，有机肥来源将成为难题。其次，要达到有机标准，现有土地均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调理恢复，这期间农作物产量会有所下降，影响农户收入。”
有机肥的来源还是不难解决的，多养动物就解决了。当地村民最担心的是，有机产品“优质无优价”，“种地辛苦一年，不如打工一月”。
这不仅是农民的担忧。蒋高明面临同样的困境，本报记者在农场采访时，正好遇到一位牛贩子来买牛，他并不在乎蒋高明坚持用生态的办法喂牛，他想要的是喂食了瘦肉精的牛；“如果喂瘦肉精，价钱可以提高6角钱。”(不喂瘦肉精的牛售价8.2元/斤，如果喂了牛贩子提供的瘦肉精，则高达8.8元/斤，这样下来，每头牛少收入600元)。
无论如何，蒋高明还是相信，近年来，毒韭菜、毒豇豆、膨大西瓜等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市场对安全的农产品是有需求的，完全杜绝农药、化肥、添加剂等化学品的有机食品一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有机种植模式，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如果价格合理，农民尝到了甜头，在健康的环境下生产健康的有机粮食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而我国农村劳动力目前整体仍处于过剩状态，只要从事农业生产有效益，大多数农民并不愿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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