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不行，则遁入空门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夫子，乘桴浮于海是很困难的，没有很大的实力，凭一叶扁舟很快就会被风浪卷得“乘桴沉于海底”。孔子终于没能乘桴浮于海。老子则一个人悄悄乘青牛出关去了。真正能够乘桴浮于海的人，则不是因为“道不行”，而是200多年后实力强大的秦始皇为了找长生不老药，选出一批童男童女，由徐福带领，乘“大桴”浮于扶桑国－－东渡日本去了。据说日本现在还有徐福的后代。
现在，已到了全球化时代，交通条件也今非昔比，乘桴浮于海不是多么困难的事，中国每年出境旅游者达到成百上千万。但如果是因为“道不行”而大批浮于海，还是不容易做到。就这二三十年的情况看，无非是李X志、方励之、刘宾雁、王丹、吾尔开希、余杰、焦国标……这些人，可以数得过来的。不是中国不让他们浮于海，而是外国接收困难。记得当年美国一位总统与邓小平会见，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邓小平说，我们放开，你们要吗？给你们两千万行不行？对方再不提此事了。
更多的道不行者，之所以难以乘桴浮于海，不是交通问题，也不是中国不放，而是外国人觉得用处不大，不能创造生产力，还白养着，抢了外国人的饭碗。因为这些人基本不是理工科的，只会耍嘴皮子，眼高而手低，会挑毛病，干不了实事。当然，如果会干“虚事”也可以，但这些人提不出治国之策，兴国之略，只能搞乱国之道。这种人，外国有几个、几十个也就够了。太多了麻烦，还得帮他们调解内讧。在西方面临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养一大批这样的闲人，别说外国政府，外国的老百姓就不高兴。
既然做不到大批乘桴浮于海，而“道”又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就还得留在国内。于是他们像贾宝玉那样“遁入空门”。
独立学者秋风（又名姚中秋）最近写了篇长文《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叙述了近30年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演进过程，分析了自由主义及其势力近20年从热闹到式微、边缘化、衰颓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越来越“道不行”了。在文章的“自由主义的自主实践”部分，认为，在新世纪伊始到现在的10年，中国的自由主义遭遇了“严重挫折”， “就是因为自由主义缺乏民众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歷了一次宗教化转向，尤其是转向基督教”。这一点与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恰恰相反。胡适等人公开反对宗教，提出用科学替代宗教的设想。受此风气影响，在1920年代，不少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曾经深入参与、推动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非基督教运动” 。这场运动把启蒙主义反宗教的倾向与反帝的政治意识綑绑在一起，从而为未来中国在国家精神上走向彻底的无神论，打开了通路。
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反其道而行之。说：“最有意思的是，从2003年开始，大量具有自由主义自我期待的人士皈依基督教——当然是非官方的家庭教会。”他们为什么要“遁入空门”？认为，“他们看到，现代自由宪政制度形成于欧美，而欧美的主流宗教信仰是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基于这样的歷史考察，他们从知识上相信，现代自由宪政制度与基督教之间一定存在着直接关系。据此，他们得出一个关于转型的政策结论：中国要成为一个宪政国家，必须经歷一个基督教化过程。”我们不妨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可能认为，如果不皈依基督教，那么，自由主义就还是喝酒吃肉的“花和尚”，只有皈依了基督教，才能使自己“羽化而成仙”（道教语）或“立地成佛”（佛教语），从而使自己变成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自由主义者，实现从俗人到“圣徒”的转变。
当然，他们之所以皈依基督教，并且属于非官方的家庭教会，分析的原因不能说没有，但很可能是极其次要的。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或者忽视了，或者是故意不点出来。这个原因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过去主要有两个阵地，一个阵地就是乘桴浮于海－－外国，尤其是美国。他们组成了自由主义的“国际纵队”，平时在国外煽风点火，如果有了机会，就回来“摘桃子”，就像阿富汗的总统卡尔扎伊、利比亚过渡委的贾迈勒那样，这两人过去就曾被西方豢养，“大军一到”，就成了领导人。
另一个阵地就是这些人控制的媒体。至于是哪些媒体，还是引用秋风自己的话吧。秋风在文章中说：第一类是“新锐传统媒体” ，其代表是“南方报系” ，以及模仿它的若干地方都市报； 之前胡舒立主导时期的《财经》 杂志等财经和新闻时政类周刊也属于这一范畴。新锐传统媒体，其报导，首先是秉持“新闻专业主义” ，尤其是调查性报导总是触及公众最关注的问题，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被广泛传播；其次，新锐传统媒体发展了有别于杂文和官方评论的 “时评” 文体。第二类新兴媒体是网络媒体。至关重要的是，从业于这两类媒体的编辑、记者，大多数信奉自由主义理念，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自觉意识有高有低而已。
但是，前一个阵地在国外，而跑出去的那些人大都名声扫地，在国内根本激不起共鸣。在广大群众眼里，他们只不过是一伙汉奸、卖国贼而已，而且在国外也忘不了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个人品质都乏善可陈。后一个阵地属于舆论阵地，尽管舆论阵地很重要，他们控制的数量也不少，但由于中国官方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和苏联东欧的教训，始终对其抱着警惕性，只是允许他们擦边球，还通过他们体现了中国的言论自由。他们只能在小报上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像深宫怨妇那样说点怪话，发点牢骚，甚至造点谣言，毕竟成不了大的气候。
还有一个阵地，他们是千方百计想要争取的，即“结党营私”，将他们的思想付诸行动。但是，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了。南方曾组织过一个什么“深青社”组织，清一色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刚露头就被解散了。刘·晓波搞的什么“宪章”运动，结果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变换手段，打着宗教自由的旗号，要把基督教会作为他们的行动阵地了。他们当然不会加入官方的基督教会，而是搞非法的家庭聚会。这样，他们搞起串联、集会、讨论、密谋才会方便，才能有主导权。可以说，这些家庭聚会就是他们的“自由党”，就是他们一个个的支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对中国的历史是不屑一顾的，但是，这时候他们却借鉴了中国历史上造反的经验，就是以宗教作旗号或掩护，从事政治活动，从三国时的黄巾军，到后来的白莲教，特别是清末洪秀全的拜上帝会，都是如此。至于“一贯道”、“青红帮”和后来的“FL功”之类，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遁入空门”，决不是要像贾宝玉那样“悬崖撒手”（悬崖撒手主要指置身事外，不管世事），相反恰恰是为了不“撒手”，是为了他们的“行动”。这是应该万分警惕的，取缔非法教会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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