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香港的政治危机？
许宝强
说香港陷入政治危机，有两重意思。其一是路人皆见的管治危机，表现于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抵制和反抗，也同时反映于民意对立法会议员和政党的不信任；与此密切相关的第二重意思，是民众对公共政治的冷漠和退却，不再关心政治体制的改造（例如民主化），甚至失去认真地参政或议政的意欲。这两重意义的政治危机，彰显出香港近年的社会变化：一方面是由官商都乐此不疲的公关式玩假文化所强化的犬儒认命心态的泛滥，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所催生的极端民粹政治。
衍生政治危机的土壤，主因自然源于不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当权者面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无能甚至纵容，但也同时与缺乏能有效地针对实质政治问题的话语有关。因此，要理解这些社会变化和政治危机对香港当下以至未来走向的启示，首要的工作，必须包括重新建立相关的政治论述，重新思考一些关键的政治概念，例如“阶级”和“斗争”。
又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这词，在过去或直至现在的香港，存在一种不证自明的共识，就是把它与非理性、极端激进、残暴混乱等负面形容词挂钩，这也许与港人对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或想象有关。因此，要在香港公开地讨论“阶级”，往往只能把之后的“斗争”换上“分析”，最好在之前还加上“中产”。于是，过去十多二十年，有关“阶级”的主导论述，是“中产阶级分析”。
不过，随着2008年“金融海啸”彻底暴露了富者（特别是金融机构）享尽了政府干预的好处，但贫者却被要求“唔该埋单”（请付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逐渐转化成全球性的政治危机（Douzinas and ?i?ek）。由希腊、法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民众此起彼落的抗争，到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冒升，到中东的“XX花革命”，国际社会正出现了新一轮的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
回到香港，社会的贫富阶层走向两极、政府政党传媒日趋民粹，逐渐动摇了“中产阶级”企图扮演社会中心的根基；政府、政党的制度性暴力或街头抗争，也令不少处身“中产阶级”位置的社群所崇尚的“理性”、“和平”变得虚幻。“地产霸权”、“仇富”等（尽管不太精确的）口号的涌现，反映了民众针对官商阶级的情绪。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下，今年的“七一”游行队伍中，又再出现了久违的“阶级斗争”旗帜，挥舞者是一群年轻人。
“阶级斗争”旗帜于公共领域的再现，在相对保守和追求安定的香港，惹来了各方抨击自是意料中事。有趣的是，有关的批评大多只是引用文革的“集体记忆（或想象）”，扣连恐惧的政治，毋须说理，只一再重复“忘记了文革血的历史吗？”这嘲讽式老调，尝试把“阶级斗争”的提法消音。这除了无助我们理解“阶级斗争”的口号为何会再次在本地公共论述中出场，也同时说明了禁制“阶级斗争”话语，仍然在香港占据着统治性的共识。
不过，尽管“阶级斗争”不易言说，但仍然不能完全掩盖有产者对无产者过去共享的资源的掠夺正不断升级。因此，要理解香港社会近年的转变，尤其是政治危机和相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恐怕必须寻找合适的话语，直面日益明显的阶级对立。
新时代的阶级分析
一直以来，“阶级”主要被理解为依据收入水平或不同职业划分的社会位置，例如高收入的社群或金融地产等大企业CEO被界定为资产阶级、中收入或专业白领行政是中产阶级、低收入或“打工仔”则是无产阶级。然而，这种根据社会位置划分阶级的做法，并不能有助我们理解不同社群的政治（或反政治）取态，例如，为什么中小企业组织会比大企业更反对“公平竞争法”？又或为何低收入的“打工仔”会投票予偏帮官商的“建制派”？因此，要理解香港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危机，需要重新思考“阶级”的定义。
J.K. Gibson-Graham等学者提出，“阶级”是一个占用和分配资源的过程，而非根据先验的社会位置来划分。换句话说，决定一个人或社群属于哪一个阶级，主要取决于他或他们在其置身的资源分配过程中，是更多（或更少）地占用了社会和自然资源，还是遭排拒或剥削。因此，同时拥有物业或其它资产（包括港人身分）以收取由此带来的租值（rent）的“打工仔”，恐怕不一定会采用激进的“无产阶级”政治取态。
齐泽克（Slavoj ?i?ek）进一步指出，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对文化资源、自然生态和生物基因的新“圈地运动”，也就是透过知识产权专利、私有化原本由公众共享的土地、水、石油、森林等自然资源及动植物体内的生物基因，催生了新一轮的无产阶级化过程──逐渐把大部分民众原先拥有或共享的文化资源、自然生态和生物基因掠夺，使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因此，当代的阶级应根据对文化资源、自然生态和生物基因的占有或被排拒而划分，归类为“被选中者”（Included）和“被排拒者”（Excluded）两种阶级。齐泽克认为，新的“圈地运动”（或把文化资源、自然生态和生物基因等资源私有化的过程），并非是根据你情我愿的自由买卖逻辑操作，而是依赖法律或军事等强制手段，制造垄断性的地租，并借此而占用各类自然与文化资源。例如，掌控私人计算机标准操作平台软件的公司，或独享知识产权的专利持有者，又或港人熟悉的大地产发展商，主要并非依靠降低生产成本来增加利润，而是透过建立或进驻垄断的位置，收取广义的租值，占用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最大份额。这也是“被选中者”（或“占产阶级”）对“被排拒者”（“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是造成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共享的斗争：告别“本土” 回归“阶级”
因此，要预防并扭转社会两极分化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被排拒者”有必要针对拥有垄断特权的“被选中者”的进行抗争。
齐泽克认为，当代社会的“无产阶级”主要包含三类社群──知识工、劳动工人和边缘族群（例如失业者或新移民），他们都同样面对因“被选中者”（圈地者）的不断占用文化和自然资源而失去过去能共享的公共空间。困难的是，在窄隘的身分政治影响下，三类主要的“被排拒者”之间往往未能团结对抗被选中的“占产阶级”，甚至相互排斥，例如知识工对劳工阶层和边缘族群的文化偏见，劳动工人也经常不满知识分子和边缘族群；而在这样的不友善环境下，边缘族群自然也不会对知识分子和劳动工人产生好感。因此，齐泽克相信，如果能够让全世界“被排拒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已经是走向一个更平等和公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过程中的重大胜利。
循齐泽克的思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治的斗争并不在于争夺政府的权力（例如谁当特首），而在于改造政权和政体的运作，使它有利于更平等和公正地分配自然和文化资源。为此，我们需要告别那种建基于不同社会位置的身分政治（例如本土vs外族），避免进一步分化“被排拒者”。相反，我们应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针对造成政治危机的源头，创造新的或“活化”旧的政治（阶级）语言，提出有助理解和建设性地处理社会矛盾的论述，在“被选中者”（“占产阶级”）和“被排拒者”（“无产阶级”）两极分化愈来愈明显的社会现实下，直面及认真分析已经不能再回避或遮掩的“阶级斗争”。
2011-07-25
参考书目：
1. Douzinas, Costas and Zizek, Slavoj (2010): "Introduct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 Gibson-Graham, J.K.,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2000): "Introduction: Class in a Poststructuralist Frame," in J.K. Gibson-Graham, Stephen A. Resnick and Richard D. Wolff eds. Class and Its Other,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3. Zizek, Slavoj (2010):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通识教育学士后文凭课程主任。着有《资本主义不是什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富裕中的贫乏——香港文化经济评论》（香港：进一步出版社，2003年）；学术论文散见《台湾社会研究》、Cultural Studies Review、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等学报。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教育与文化研究、社区经济、发展研究、资本主义和市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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