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反精神病学运动
反精神病学运动在种种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最终成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性元素。
反精神病学运动构建了一种新的人性观，一种更加宽容和多元的社会环境。由此，精神病人的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不仅在于精神病学之内，而且在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整体解放。
■Kingsley Hall
□李亚明
反精神病学运动兴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它既是精神医学学科内部的本体论反思，更是西方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事件。
从思想倾向到社会运动
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一词最初出现在英国精神病学家库珀于196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中，用来指称精神病学中的一种批判性思路。不久，这个词便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使用，用于指称出现于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对于精神病学的批判。对于精神病学的批判贯穿了整个精神病学史， “反精神病学”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的正式出现和广泛传播，显示此时反精神病学已由一种思想倾向转变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运动。
这场运动的发动者包括英国精神病学家兰恩、库珀，美国精神病学家萨兹，还有我们都熟悉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们看来，疯狂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而是由外在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需要定义的，不过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手段。精神病、精神病患者并不存在，由此对于精神病的治疗自然成了无稽之谈。与之前以及之后很多对精神病学的批判截然不同之处在于，反精神病学运动不是质疑个别的治疗和政策，也并非仅仅要求更人性的精神病学。他们质疑的是精神病学本身的基础，精神疾病的基本概念以及疯狂和精神健康之间的区分。
兰恩等人的文章，意在反抗当时精神医学中的主导思路，因而一开始就在精神病学共同体内部遭到扼杀，但是这股力量转而在更广泛、更激进的社会思潮中得到欣赏和迎合，最终被吸收进去，成为了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社会思潮和历史背景就是当时西方的反主流文化运动。比如在新创办的《新左派评论》中，兰恩等人的观点受到普遍的欢迎和重视。1964年，兰恩在新左派杂志《新社会》上发表的《精神分裂和家庭》一文最终成为西方反主流文化运动的圣经。
反精神病学运动在种种反主流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发展起来，之后也始终与新左派、同性恋权益运动、女性主义等社会运动彼此呼应，相互论证。最终，反精神病学运动成为60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性元素。这是反精神病学运动最为重要的特征。
精神健康行业的消费者权益运动 通过对“边缘”对象疯癫的探讨，反精神病学运动攻击的矛头直指西方文化的主流。通过批判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存的束缚，反精神病学运动为解放和自由的实践构建了一种新的人性观，一种更加宽容和多元的社会环境。由此，精神病人的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不仅在于精神病学之内，而且在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整体解放。
尽管论述方式有别，反精神病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反对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反对行为异常者需要医学的“治疗”。兰恩认为，个体表现出的所谓的精神疾病只是对不能适应的环境的一种反应，治疗者须进入患者的世界，去理解他。而萨兹更进一步，把精神病学比作一个“神话”，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人的行为的规定，提出对于那些哪怕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要持宽容的态度。作为一个哲学家，福柯则立足于更宽广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之中，不仅否认疯狂是一种疾病，甚至提出疯狂比理性更加接近真理和幸福。
为改善现实的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状况，几位反精神病学者也提出了各种设想，作出了各种努力。1982年，萨兹曾提出契约精神病学的方案——精神病学意愿（Psychiatric Will），意在提供一个保护患者免受精神病学侵害的新机制。精神病学意愿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弱版本中，人将屈从于不情愿的精神病学干涉，除非他曾经肯定地拒绝它们；在强版本中，人将不会受到非自愿的精神病学治疗，除非他曾经明确地要求它们。这一方案体现了美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人的自由是无价的。
兰恩认为行为不是“疾病”的“标志”，而是对一种不可避免的破坏性社会秩序的可理解的反应，治疗的关键就在于提供一个患者可以获得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为此，兰恩和他的同事联合其他力量组建了很多协会，比如现象学研究所、费城协会、凉亭协会。这些协会组织会议和活动，还建立了很多著名的治疗团体，比如通过 1965年创办的费城协会，超过20个治疗团体在英国建立起来。在这些团体中，治疗者和患者被假设具有同等地位，并且任何药物治疗都是自愿的。比如在著名的治疗团体Kingsley Hall中，除非患者要求，否则兰恩拒绝用药物或电击来为患者治疗。精神分裂在这里被视为进入“内心世界”的旅行，而“治疗”就是在旅行者旅行的全过程中支持他们。
反精神病学运动中有多位领袖人物都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使得这场运动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激进的反抗来自掌握话语权利的、受过充分医学训练的医生，其批判的声音才如此震撼，如此具有社会影响力。
在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之后，20世纪80年代早期，伴随着其他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落幕，反精神病学运动开始走向尾声。一方面，其他学生运动、女性主义和同性恋权益运动等在80年代开始急剧减少，反精神病学运动难以再获得来自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任何支持。另一方面，精神医学中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采用也大大缓和了人们针对生理学模式的指责。
反精神病学运动持续多年，在人们心灵中留下深深的印记。精神病患者们此时已认识到，对他们最有利的并不一定是所谓 “专业人员”的服务。刚刚呼啸而过的反精神病学运动更明确地为他们勾勒出他们的身份——作为精神医学的“消费者”，并且为他们点燃了斗争的激情。为维护自身利益，精神医学的“消费者”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利，包括给精神健康下定义，控制精神健康机构等等，最终促成了多项重大的国际精神健康改革。直到现在，消费主义运动始终在世界精神健康服务的传播中扮演着一个坚定的和重要的角色。消费主义运动既是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延续，也是它的结果。
反精神病学运动以捍卫精神病人的权益启始，以精神健康行业中的消费者权益运动结尾，自始至终围绕着精神病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而展开。对于精神病人生活状态的悲悯，恰好与社会中更广泛、更深层的情绪相合，从而形成一种天然的和谐，彼此支撑，互为印证。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尊严、人性、生活方式等问题均得到了深刻的反思。
2010-03-02
（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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