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冲突,凭什么要中国受伤
——兼评《中国得“熬”过外交“尴尬”期》一文
Zhang88
伊朗危机离摊牌越来越近了,究竟有多少人在为此事烦恼不得而知,但有些中国人显然是不好过了,他们认为,以此事件为标志,中国的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尴尬”期,今后只能靠“熬”来过日子了。
这个观点,见诸于今天的( 11月10日 )《环球时报》的社评文章,在这篇重要的社评文章中,该文对中国外交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艰难困苦”的惨状做了一番深入细致的描述。
一曰“位置艰难”。该社评声称,“走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位置的中国”,其实是一个“艰难的位置”,用该文的原话说就是,“中国公众应当有能力理解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艰难位置”。按照该文的意见,这个位置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中国却又难以摆脱。
二曰“立场尴尬”。中国的立场是怎样的尴尬呢?该文描述说,像伊朗问题这样的国际危机,中国陷入了“很难采取绝对支持或反对态度的困境”,原因在于中国现在已经是什么“双重身份”了,用该文的话说就是:“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既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奉行市场经济、与西方高度合作的国家”,所以中国就不能像很多国家那样,“每次都有鲜明的立场,并为捍卫这个立场采取坚决行动”了。
看起来这真是何其苦也!既然如此“位置艰难”,这般“立场尴尬”,结果自然不妙。
其一,中国的利益肯定要完蛋了,用该文的名词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些挫折”、“一定的利益损失”;
其二,断定中国今后将进入一个长时期的外交“尴尬”期,今后的日子就得靠“熬”字诀来应付了。
显然,这个时候发表这样一通近乎诉苦哀叹的文字,可谓是煞费苦心。用意自然是想安抚中国的老百姓,用该文的原话说就是“国公众应当有能力理解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艰难位置”。
如果说,文章的用意只是在于说明一些不得已的苦衷,不管理由成立与否、充分与否,总还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接下来这篇文字就又扳起面孔训人了。该文要求,中国公众应该“一起承担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一些挫折”,一起承受“一定的利益损失”,并不无威胁地说:“在这个时候对外交效果的过度苛求,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也就是说,哪个家伙要是有什么不满意,那就是过度苛求,就是拿中国外交过不去。这是一顶多大的帽子啊!
但是,就这样连哄带吓地一通,中国的老百姓能心服口服吗?他们不仅要问,该文口口声声地拿什么中国“具体现实利益”说事,难道中国在伊朗的经济战略利益不是“具体而且现实”的吗?美伊战争尽管浓云密布,但毕竟还没开战吧,还没开打就这样气馁,意思是不是准备将中国的利益拱手相让、不打算再加以保护了呢?如果这样,中国老百姓难道没有权利质问,凭什么美伊打仗就得中国受伤,就得中国承受挫折损失呢?该社评还说什么,今后中国外交要进入“尴尬”期,要靠“熬”来过日子,“熬”日子跟“混”日子又有多大的区别呢?一个靠“熬”而过日子的外交,还能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吗?日子混到这个份上,没有得过且过之嫌吗?
而且,在该文看来,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熬”日子是在所难免的了,原因在于中国是什么“双重身份”。我们不仅要问,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中国是不是只要“双重身份”一日不变,“熬”的日子就得一直过下去呢?既然如此,我们就要进一步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改掉双重身份变成单一身份、而这个单一身份又是哪一个身份呢?中国到底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呢?第三世界是否因此有理由认为,中国终究要脱离他们而同美英法沆瀣一气呢?
更可笑的是,该文最后竟说什么“这已是一种强大”,难道美伊打架中国受伤都是强大的表现吗?中国人竟然可以因此而兴高采烈?
“去他妈的吧”!
笔者以为,这样的粗话也许才是最好的回答。
附:中国得“熬”过外交“尴尬”期
伊朗问题面临国际摊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最新报告指责伊朗核技术仍未脱离发展核武器的方向。西方舆论要求进一步惩罚伊朗的呼声很高,更严厉的制裁动议不可避免,西方使出军事打击也并非无可能。中国外交再将面临困难选择。
如果有人说这是中国外交的“尴尬”,大概算不上很离谱。中国外交官又到了被迫格外“字斟句酌”的时候。这种很难采取绝对支持或反对态度的困境,几乎成了冷战后每遇国际严重冲突时中国处境的常态。中国能摆脱这个很不舒服的位置吗?中国能否像很多国家那样,每次都有鲜明的立场,并为捍卫这个立场采取坚决行动?
大概很难。因为现在的外交处境是由中国的双重国家身份决定的,只要双重国家身份不改变,中国的外交“尴尬”就很难摆脱。
中国有两个双重国家身份。第一是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很重,具体现实利益必须优先考虑;同时中国又已是“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大国需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外界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多。
第二个双重身份是,中国既是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国家,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奉行市场经济、与西方高度合作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经常会与西方国家发生观点及立场上的分歧,但由于西方的全面强势,中国不可能同西方处处“对着干”,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的“尴尬”是现实的,本应可以理解。西方对中国的一些两难选择也很清楚。像在伊朗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反对核扩散的态度是清晰、坚决的。但同时中国对伊朗的石油依赖高于西方国家,而且中国和伊朗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伊朗的态度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严厉。
但对中国的体谅不可能成为西方制定政策时的考虑,相反,迫使中国做出与西方一致的选择,或者把中国的两难选择说成中国“道德的虚伪”,是西方每次向中国施压的实际情形。
走向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位置的中国,其外交态度的影响力在增加,吸引的关注和受到的钳制也都更多,因此“外交尴尬”有时会更突出。中国没有超越这些问题的捷径,也没有可以套用到不同复杂场合的行为公式。
中国公众应当有能力理解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艰难位置,并一起承担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一些挫折。当两难选择出现的时候,任何选择都意味着一定的利益损失,在这个时候对外交效果的过度苛求,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中国崛起不是一路高歌猛进的过程,这个世界愿意分享中国成就喜悦的国家,注定不会像我们期待的那么多。我们的进步和别别扭扭的环境会有很长时间的交错。但我们所说的外交“尴尬”,不会永远伴随中国。它们是一个阶段特有的。中国得“熬”过去。其实能用“熬”来对待扑面而来的复杂环境,这已是一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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