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柳三变，今有“孔三骂”。柳永者，北宋著名婉约派词人，原名三变，风流倜傥，才华横溢，但不能以国难为重，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因科场失意，曾做一首《鹤冲天》（黄金榜上），抒发牢骚感慨，这首词流传甚广，为留意儒雅的宋仁宗闻之，认为其不“讲政治”。词末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更惹恼了宋仁宗，道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将柳永名字从科榜中抹去，从此词人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此是北宋文坛历史上的一段趣话。
文人也是人，也有喜怒哀乐，不仅会发牢骚，也会骂人。故文人骂人，自古有之，不是什么稀罕事。中国自古乃礼仪之邦，但绝不是不尚武，不骂人；又，孔子将文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君子骂小人，名正言顺，如孔子骂不问国事的樊须：“小人哉，樊须也！”。中国传统崇尚正义，崇尚圣贤，故对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邪恶奸佞之人，人人得而骂之，甚至可以骂皇帝。对入侵中原灭绝人伦、行盗侵驱的游牧文明，历代都拼死反抗，也都骂不绝口，只不过书面语骂得斯文，如南宋爱国词人张元干骂游牧文明入侵的“西化”叫“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又有张孝祥的词有”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都属此类。明代以前西方文明还未产生大影响，故还轮不上中国人骂。近代中西文明冲突以来，历史的名骂有明代杨光先骂耶稣会士，有清末民初的辜鸿铭骂崇洋媚外者为“中国人约翰”，民国有鲁迅骂“西崽”，诸如此类，大都语出斯文，骂人不吐脏字。这也是由于即使鲁迅时代西化思潮虽然泛滥，比起当今时代，也还好得多，所以，当代文人骂“西崽”，已经不解其恨，于是国骂“三字经”也就应运而生，脱口而出了。
今有孔庆东者，当代著名左倾激进派学者，共产党员，据称系我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后裔，现任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反帝爱国传统之北京大学教授。近年来以大道晦盲，价值颠覆，公道正义无存，外患内忧深重，更以世界主流媒体为西方国家少数富豪权贵把持操纵，激于义愤和中华传统士的历史责任感，乃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畏霸权强权，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维护正义，维护民众，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的士（君子儒）的精神，是宋明新儒家的精神，也是现代辛亥革命的精神，更是有9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当然也是五四精神和老北大精神。近日孔庆东教授以排比句作“三字经国骂”，竟然引发新华社率领八十多个媒体重镇围而剿之，笔者以为此举虽颇为不智，然却为“孔三骂”青史留名矣！
“孔三骂”名垂青史，新华社却自损英名。新华网是否隶属某某社，记者黄冠是否某某社记者，已经不重要，即使是谁盗用了某某社的名义，某某社也难辞其咎。原稿水平很低（现在记者的思想、业务包括文字水平，与老新华社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值一驳，且姑妄驳之。有几个要点：一是说孔三骂“把粗鲁当个性”，这是抓小放大，避重就轻。这里根本是一个立场问题，是非问题，原本粗鲁作为个性也没什么大不好，梁山好汉大都粗鲁，但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就是喜欢，根本在于其“替天行道”。孔和尚的粗鲁可爱，为民众叫好，关键在此。近现代西方暴富以后，一改其海盗文化出身的粗鲁野蛮，西装革履，民主人权，酸文假醋。多年来崇洋媚外成为中国最大时尚，也为“孔三骂”多年所骂的重点对象，于是为中国媒体的西奴所不容。此为其惨遭媒体围剿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华全国新闻工协会第八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刚刚开过，中央领导亲临讲话，耳提面命，要你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服务人民，深入开展“走、转、改”。 “走、转、改”，关键是改变立场，否则将被时代和人民唾弃。二是说记者骂不得，且记者采访是“国家依法给与记者的权利”，国家让你们主持公道，维护国家，服务人民，莫非忘了？三是说什么“理性”、“公德”、“节操”、“尊严”、“公民素质”云云，使用这些概念，现今许多媒体记者，已经不配。最后给孔三骂戴一顶并不合适的帽子叫“自我炒作”，更是扯淡。总之，“孔三骂”一向是仗义执言，此次三骂，骂得仗义，骂得好，骂得痛快！
接着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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