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我只看了一眼提纲，我这个人比较愿意接受那种即兴反应式的采访，深思熟虑的书面采访也可以做，但是觉得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更好一些。当我浏览这个采访提纲的时候，发现这个采访和以往某些媒体为了完成一个临时任务所做的采访不一样：你们这个采访包罗万象，比较深入，具有厚重感、历史感，值得被访者认真对待。
说实话，要求采访的记者太多，访完了你不知道他会写成什么样子，应付不过来，所以，近年对记者采访，我大都拒绝。但是，你这个采访提纲，让我能够想象出大概出来是一个什么东西，让我意识到和以往的采访不太一样，所以尽管我不了解采访者的政治倾向，不知道访者为什么媒体而作，我依然答应了你们的采访要求。
何祚庥院士的推荐也是我接受采访的一个原因。
强调一下，当我看到很多自由派的朋友已经接受采访，或者是即将接受采访，出现在你们名单里的时候，我意识到，假使不同学者的声音出现在同一部片子里，对于中国思想界现实情况的反映可能会较为充分，所以我愿意接受采访，愿意在多元交响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把我的理解告诉受众。但这一切取决于一个前提，那就是我的声音，不被访者做有违我原意的技术处理，不被阉割，不被丑化，也不被溢美。
在我们采访的这么多学者当中，有些学者认为这些问题比较大，比较泛，大而空，大而无当。有的学者说这些问题已经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之内了。我们也在不断修正问题的方向。从根本来讲，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人的生存的基础问题，如果我们社会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再提出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如果社会没有解决，只是一些专家学者解决了，或者说这些问题已经不在他们的思考范围内。我有一种困惑，他们的愤懑、争论、呐喊的基础在哪儿？
在发出采访邀请的学者当中，陈丹青先生以文字来回复。他的回信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提出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他提出了三个质疑。第一，他说你提出的这些问题六十年前已经在社会上普遍讨论过。我的理解，现在提出这些问题已经不新鲜了，或者说还有现实意义吗？第二他问，在采访的人当中有多少能说实话？第三，六四问题能谈吗？我回信谈了四点。第一，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六十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是历史书写的问题。第二，在对历史不知情的前提下，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有没有合理性？为什么六十年之后又提出同样的问题？第三，关于接受采访的人能否说实话，我觉得我们是没有资格评判说了真话还是假话，他们的出镜就是一种态度，采访结束的就是历史。第四，关于六四问题，我说六月三号晚我本人就在天安门，我经历了那个晚上，如果陈先生愿意探讨这个话题，我可以提供这个平台，跟陈先生一起探讨。其实我要告诉每一个采访者，我们这个平台是透明的，任何一种角度或立场，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
司马南：陈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他满足于做一个艺术家的话），讨论政治问题，能谈到今天这个高度不简单。陈先生似乎喜欢模仿“民国范儿”老派文人的样子，服饰造型有行为艺术夸张感，此人很有趣，但他的主张我没有看出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第一，六十年前已经在社会上普遍讨论过的问题，今天还有没有必要谈？能不能谈？不新鲜就不能谈吗？我之见，人类保持所谈的都是新鲜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60年前我们所谈过的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恐怕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孔夫子、老子、庄子他们在几千年前都讨论过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的人要对这样一些古老的问题、永恒的问题、持续困扰我们的问题做出当下的解读，陈丹青先生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第二个就是真话、假话的问题，实话、虚话的问题。我认为您的回答非常好，对一个记录者来说，他出镜就是态度、记录便是历史。至于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访者不是最终判断者，观众听众才是最终判断者。小的时候，我姥姥跟我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一直记着，并将这句话视为表达者的最高标准：“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无论是谁，尽管你可以技巧来地显现自己的聪明，但是说话的人，永远聪明不过镜头前的观众和读者。
第三个问题，六四能不能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凸显了陈丹青先生对六四问题的内心焦虑，这可能与陈丹青个人越来越鲜明的政治立场有关。这件事情，请你注意一下，缕一缕事情发展的脉络，你会发现：中共已经放下了。你看措辞吧，从“反革命暴乱”，到“六四风潮”，到“春夏之交的风波”，到“那场风波”……今天索性整个都不提了，能不提就不提了。中共努力试图放下这个的包袱。
并且，历史已经走过了20年，轻舟已过万重山哦。
但是丹青先生还在用20年前不变的观点，极其焦虑地抱着这个东西，愤愤不平，唧唧歪歪，流于情绪宣泄。远路无轻债，他老哥会越抱越沉。真正的智者，因该有历史感，超越历史。我不是说没有必要总结历史，重要的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以谁的视角来总结这段历史。赢得二十年战略机遇期是一个视角，避免茉莉花革命是一个视角，长痛不如短痛是一个视角，如何推翻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一个视角，利用“带路党”以其最小成本促使中国改弦更张让美国的软实力更好地发挥也是一个视角......总结历史是必要的，但团结一致向前看，还是叽叽于包袱向后看，大大地不同。
希望戴眼镜的陈丹青先生能够尽早放下这个包袱，用知识分子的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目光，用一种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任、对人类历史进步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至于六四能不能谈，完全可以谈，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六四时期我本人也很活跃。我们共同经历了那段历史。不论我们当时抱着什么样的态度，看到了什么，思考过些什么，都不妨碍我们今天以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回溯历史，来表明自己期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政治立场，这是根本点。
假如离开了这个根本点，或另有一个对立的根本点，那就不好说了。但愿陈丹青的焦虑不仅仅是情绪问题。但是，有句话我愿意点明白：陈先生既然已经是美国人，既然陈先生吃、穿、用、住、过日子、赚钱都在中国，客居中国肥美滋润，对中国的事情，还是稍稍客气一点比较彰显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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