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议论一下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
前天，张维迎先生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发表获奖演讲，指出“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非常多的灾难”。张先生论述这个问题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的，但集中在无知导致人类历史最大的灾难是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虽然有贫富分化，但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当然，张维迎先生在这里不忘记再次自己表扬自己是价格改革的主导者，虽然在这个功劳究竟归谁，他与同样持自由主义观点，他的前领导，体改所副所长徐景安先生各执一词。
贫道觉得，张先生的论述在逻辑上不完整，在引用事实上不充分，因此结论并不牢靠。同时，他忽略了自己曾经的无知和无耻。贫道一个个分析。
首先，张先生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属于“坏心干坏事”，无非是人云亦云重复几千年来中国儒家的谎言。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前前后后史记上司马迁写得清清楚楚。首先焚书与“坑儒”是两件事，而且原因不同：
首先，把秦始皇焚书的动机说成“坏心”并不准确。焚书是来自秦统一后儒法关于国家基本体制设置的争论。
司马迁这样记载：天下初定，“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鬬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也就是说，当时有两种国体议案，儒家遵循孔子主张，建议恢复西周的“分封建卫”，法家认为这个体制是造成东周以后国家分裂战乱不止的原因。秦始皇很动机很清楚：“天下共苦战鬬不休”，现在“求其宁息”。
7年后，儒家旧话重提：“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儒家建议显然属于“坏心办坏事”：子弟功臣不应该是“匹夫”，应该封王成贵族。结局要么是持续分裂，要么形成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儒生不断提出恢复封建贵族体制，动摇国家政体，这是李斯提出严厉打击这种主张的原因。虽焚毁儒家典籍并不解决问题，不能说这属于“坏心”。而且结局也不是“坏事”：中国由此创造了农业时期最辉煌的文明。
而“坑儒”本来就是儒家的悲情编造。史记写得很清楚：几个装神弄鬼的方家欺骗了秦始皇，始皇“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阬之咸阳”。这里的“诸生”并不特指儒生，而是诸子百家的“生”，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参与这些事儿的方家。起码儒生司马迁还没有认为杀的主要是儒生，坑儒之说是后来儒家的悲情演绎。
郡县制与封建制相比，显然郡县制先进。甚至可以说，中央集权加郡县制是现代行政制度的基本模式。而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体制是原始落后而且更加黑暗的行政体制。司马迁在这些事儿仅过了一百多年记载的这些文字应该最接近真实。记载表明是秦始皇出于避免国家今后陷入割据混战的“好心”，办了创造了现代行政制度的雏形的“好事”。
张维迎先生虽然不是学历史的，但毕竟在人文科学的殿堂北大，熏也该熏出点历史知识了。
义和团成员喝神水以为刀枪不入属于无知，但这不是义和团的全部，甚至连皮毛都不是。为什么恰好在义和团时期发生这种事儿？以前怎么没有？因为以前热兵器很少，大家刀枪对肉体地打。热兵器的厉害让很多中国人不敢反抗列强，一些会道门组织用这种神道壮胆是无可奈何的做法。西班牙人进入美洲一样出现类似的事情。难道因此张维迎先生就有资本嘲笑印第安人无知，赞扬“科学杀人”，批评“愚昧反抗”吗？
老佛爷利用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当然是为了巩固清朝统治。但别忘记，巩固的不仅是“大清王朝”，也是“中国政府”。私心是有，坏心谈不上。
因此，张先生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找到的这两个证据都不足以证明他的论断。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也不是张先生要议论的重点。张先生的重点是计划经济是无知表现。
张先生描绘的计划经济也很简单：政府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么定价。张先生把计划经济简单看做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忘记了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逻辑结果。
如果一个企业制定计划，张维迎先生肯定不批评：企业怎么能没计划呢？但为什么一个企业能制定计划呢？因为这个企业的资产是某人或者某个团体的，企业不能任由各个部门自行其是。放大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工商业资产属于国家的，那么没有计划行不行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说行是用即使基本是国有经济，但也可以用商品规律进行调解。说不行，与当时国家目标有关，比如必须迅速工业化和现代化以避免重蹈半殖民地覆辙。
1956年中国采取工商业改造实行比较完全的计划经济时，近代工商业的90%以上已经属于国家所有。私营经济只占很小部分了。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共产党一家搞的，这里大部分是蒋介石搞的。1920年中国民营4.5亿资产，接近公营的4倍。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主要通过参股银行扩大了公营资本。抗战前夕除了西方资本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民营资本为18.89亿元，官营5.71亿元，官营约为民营三分之一。抗战爆发，600家民营西迁，但损失惨重，而且国民党发“国难财”，官僚资本上升。留在日占区的，均被日本强制合资。日本投降，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将沦陷区产业均冠以“日伪资产”，大量被没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业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占24.7%。如果算上金融资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民族资本占近现代产业不足20%。到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国资本外，共产党顺手牵羊，国有资产占到75%以上。苏联援建项目可都是给国有的，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国有资本在近现代产业90%以上。
这样的所有制结构，能搞完全的市场经济吗？作为国家，这么大一堆经营性资产在手里，不做计划行吗？这与无知还是有知没关系。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时积弱百年，迅速实现工业化、军事现代化和农村社会现代化是全民共识。是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让中国在很短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计划经济是不是无知，是靠数字说话的。
1928年，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7年，苏联工业产值仍不到德国一半，美国八分之一。5年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变成工业国，再过五年工业产值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一样，1952-1955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占GDP从20.9%上升到24.4%，份额年均上升1.16个百分点。工业化目标远得很。仅仅过了3年，二产业产值比重达到37%并超过农业。大跃进的失误造成工业增长走了个马鞍形，但1965年开始一直超过农业，并在整个七十年代保持在42%-48%。[1]按1955-1965年计算，二产业占GDP份额每年增长1.8个百分点，比计划经济前速度高出55%。
计划经济是不是比市场经济“无知”，要与条件接近但用市场经济的国家做比较更为准确，印度是最合适对象。1949年印度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印度，50年后的1999年，二产业比重才达到24.2%并超过农业，实现初步工业化，相当于中国的1958年。就部类齐全这个标准看，印度至今还没达到中国六十年代水平。
共产党用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迅速实现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梦想，并为此后改革开放，利用西方产业资本转移的历史机会打下了基础，属于好心办了好事。如果中国在计划经济结束的八十年代中期没有建立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交通、能源体系，没有80%的初中入学率，这次机会就是印度的。是张先生自己出了嚼书本，一点历史观都没有，才“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
这一段大家把苹果炒得天仙似地，张先生也陷进去了。iPad有那么神吗？严格来讲，iPad无非是根据市场需要创造了一个商业成就，给已经走下坡路的美国制造业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打了一针强心针而已，其他啥价值都没有。iPad能与pc的价值比吗？乔布斯能与盖茨的团队对人类进步的价值比吗？个人电脑加互联网是自造纸、活字印刷以后人类信息处理和传播的又一次历史性进步，而iPad严格来讲只是已经成熟的计算机技术的商业组合，一点科技含量都没有。而且iPad的商业成绩一年二百多亿美元的销售，六十多亿美元的利润，即使在制造业上也是小儿科，救不了美国，也救不了世界。iPad的真正成绩就是股票价值，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全部意义？
对于张维迎先生这次讲演用最大篇幅再次显摆自己在莫干山会议的功劳，贫道就不多议论了。因为同样是贫道的老领导徐景安所长对此早已说清楚，他俩为此在网上两嘴毛，贫道不便置喙。
贫道不是学者，觉得作为学者的张先生在论证时应该稍微查点资料再说话，否则别人会笑话。比如讲演中张先生的“在市场经济情况下，除了地震可以死人，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死人”这句话就有些托大。
远的不说，现在全球都是市场经济，但是根据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中国网站公布的数字：到2007年，世界上还有8亿多人口在市场经济中“粮食严重短缺”，全世界每5秒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全世界每年饿死上千万人，每天有25000人因饥饿丧生。1996年，在计划经济刚刚基本绝迹的时候，全世界有8.23亿人营养不良。11月，17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云集意大利首都罗马，最后通过了《世界粮食安全罗马宣言》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行动计划》。希望在2015年以前将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一半。他们当然用的是市场经济方法。但是2008年9月18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由于2007年以来的粮价上涨，已经使全球新增加了7500万饥饿人口。据估计，营养不足者总数达9.23亿人。反而增加了1亿人，每年饿死的人有增无减。这可是只有朝鲜和古巴是计划经济，全球都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的。如果没有“非市场规则”的国际救助，每年饿死的人恐怕不是一千万，而是两三千万。
中国解放前也是市场经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说当时每年饿死300-700万。这时期大灾之年饿死上千万有的是。典型市场经济的美国，大萧条时期报纸上登载饿死人的现象很多。
这是世界粮农组织的官方网站公布的数字，这些数都不看，张嘴就说“市场经济不会因粮食短缺饿死人”，说给北大无知青年可以，千万别当论文发。
关于无知和无耻，好心还是坏心，张维迎先生自己也该意识到一些。贫道与张先生立场不同，说张先生有些不合适。
中国著名倡导自由主义的学者秋风先生，最近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存在大量内部人私有化、权贵私有化现象。而对此，经济自由主义要承担一定责任，至少是理论上的责任。基于上面简单勾勒的信念，他们急于消解国有部门，就像着名的‘冰棍理论’ 所暗示的，尽快私有化，不管採取何种方式；而最快捷的私有化当然是权贵私有化。经济自由主义从经济系统整体效率改进的角度，对此予以默许，甚至给予一定的支持，因为这起码实现了私有化……当局迅速地实现了执政纲领的转型，于是有了胡温执政以后‘和谐社会’纲领的提出。相反，经济自由主义者相当迟钝，仍然按照自由市场经济学的逻辑进行自我辩解。但是，这种复杂的学理性辩解不可能说服公众。在大众眼中，经济自由主义声誉扫地。”
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的改制中，大量国家和集体资产被个人侵吞，数千万国企和集体企业职工下岗，这是中国贫富分化并积累社会矛盾的直接原因，并为今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埋下隐患。那么，冰棍理论谁提出来的？张先生应该不会忘记这段话是自己说的：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作为一个体制内学者，一个能够与一群同道严重影响国家政策的人，作为一个让人感觉无所不知的专家，对国企改制完全可能出现严重的侵吞国家和集体资产，并造成数以千万计人生活无着，成为一场巨大灾难，是应该有所察觉的。没有察觉是无知，察觉了还说是无耻。张先生觉得自己选哪一个更合适！？
2009年，以张先生为首的体制内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强烈批判国进民退，强烈呼吁继续消减国有经济，张先生甚至提出压缩到10%的指标，大声疾呼打破国企垄断，并把收入差距过大的责任莫须有的栽到国企头上。每次国企出问题就兴奋不已，与各大媒体配合攻击。这次张先生是出于好心还是坏心，会不会犯无知错误呢？贫道很怀疑。
打破国企垄断，消减国企份额，总不能只是一些口号，没有具体操作方案。果然贫道看到，《经济参考报》根据“天则所”的研究，提出“打破垄断不可简化为分拆或民营化”。也就是会重蹈九十年代后期的灾难了。怎么办？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最近撰文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的思考》指出，国有大企业不能简单地退给其他所有制企业，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国有体制下直接进行市场化改革，依托资本市场改制为公众公司，实现国有企业的多元化、市场化和国有资产的资本化。也就是说，现在的国企不是冰棍，是老虎，大老虎。老虎拆不动，私企啃不下来。出路是上市变成公共公司。
恐怕张先生很清楚一点：在这些年的国企改制中，一些权贵攫取国有资产的方法已经变成通过国企上市，制度性的安排了股份并控制企业的手段了。这个秘密张维迎先生如果说自己不清楚，一定是装嫩！在知道这种规则情况下，下一场“国企改制”会是什么结果，张先生是有能力推演出来的。如果说自己没这能力，一定是装傻！！贫道敢这样判断是因为张先生有“前科”！！！无论装傻还是装嫩，都与无知无关，只与无耻有关。贫道这里不是骂人，因为这是张先生先用的词儿。
贫道就奇怪了，现在的人咋这么容易受骗。张维迎、吴敬琏们一方面骂权贵，一方面为权贵谋私创造巨大机会。已经干了一次，现在明摆着要干第二次，台下的北大学生竟然一点看不出来，还能为他们的行为感动，喝彩。
真的存在张先生说的“多数人的无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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