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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黄前任县长复出 曾因拆迁自焚事件被免， “带病复出“之风在中国地方官场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中国官场极不正常的“利益链”。“带病复出”从表面上看似乎深得“和谐社会”之精髓，但从本质上来说却反映了中国某些地方官场沆瀣一气、视党纪国法若无物、视舆情民心若儿戏的现实。
“带病复出”让行政问责成为一场“作秀”。行政问责作为行政手段之一，本意是对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未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然而我们遗憾地看到，中国式的行政问责通常发生在：面对来势汹汹的舆情和社会的公愤，启动“行政问责”象征性地处理一两个人以平民愤，等到公众与舆论的声音平息后，再“乾坤大挪移”地启动“带病复出”。这出拙劣的“作秀”，让公众与媒体被地方官场频频“愚弄”。
“带病复出”让党纪、国法的权威受到质疑。试想想：一个个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的官员，却往往游离于党纪、国法之外，即使有些人受到党纪国法处理，可是这种处理总是隔靴搔痒，我们不要说那些违反党纪国法的人照样可以当官，就连那些判了刑的官员也照常拥香车美女、住别墅高楼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样的党纪、国法岂同儿戏？
“带病复出”背后必然存在着中国官场“潜利益链”。如果说“行政问责”多少有点作秀的味道，那紧随而后的“带病复出”必然也让人浮想联翩。中国官场背后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潜利益链，这个利益链条上下的大小官员本身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同盟，如果行政问责只不过是一个平息众怒的幌子、更或者只是一个代人受过的“迷踪拳”，那自然作为同利益链条上的同盟者也不会对维护“集团利益”的坐视不顾，那自然“带病复出”也就顺理成章了。
“带病复出”背后是不透明的中国官员选拔任用制度的无奈。带病官员频频被重新启用，是中国人才馈乏嘛？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与这种“无奈”频频启用带病官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中国已逾2千万大学生待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暗箱操作越来越严重，背后的腐败现象越来越突出，不少地方在官员选拔中明码标价的现象不时发生……
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官员监督体系更加失衡，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让官员支配的社会和经济资源更多且更庞大，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普遍民众日益下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社会经济基础的失衡不仅造成社会的分化，更严重的是造成了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失去民众约束的官僚体系就如一辆失控的列车，最后只能覆灭在历史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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