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及其与无知、无耻的人类的关系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近日威风八面地祭出雄文《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声称:“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这番话,颇有一番卡迪拉克、加长林肯或者狂野悍马飙车的意味。哪里会把普通百姓的真知灼见放在眼里呢?
对于人类为什么犯错误这一难题,张维迎居然认为他找到了答案,并且迫不及待把他的结论公诸于众,这难道不是无知?把这一充分显示了其无知的荒唐结论当成宝贝,匆忙推销给世人,以欺骗中国人民听信他的歪理邪说,则更是无耻了。这样一个既无知又无耻的大教授,人们如何能够相信他的谬论?
张维迎是不是人类中的一员呢?他自己没有说。如果是,那么,他也可能不断地因为无知和无耻而犯错误。如果张维迎不是人类中的一员,那么上述分析自然没有意义——倘不是人,分析其无知还是无耻,实在乏味得很。
张维迎为了证明他的结论,举了诸如文革、大跃进、义和团、计划经济等几个例证,据说这都是因为无知和无耻相结合而犯下的错误。从社会生活的无数事实中,抓几个例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这当然不过是儿戏、甚至连儿戏不如的把戏。人们同样可以抓出一堆例子,来证明张维迎教授的结论,比如说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迷信自由市场万能、发动战争“解放”伊拉克、北京大学雇张维迎当校长助理、管理学院教授,难道不是多少与无知加无耻有关吗?只是倘把自由市场经济中暴露的各种错误作为例证搬出来,那很不利于张维迎教授的结论,因为他是主张市场经济才能救人类的。
顺便说一句,张大教授实在应该辞了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去随便哪所民办学校混饭吃。
张维迎说:“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但让人奇怪的是,随即张大教授万分自恋地提起了自己在价格改革过程中的先见之明和丰功伟绩。何以见得是先见之明?因为他看出问题的时间比一般人早,而且其论文的主张被随后的改革实践——“双轨制”所采用。至于“双轨制”带来的祸国殃民的各种后果,张大教授自然不屑一提——随它是无知还是无耻。
至于价格改革成功的丰功伟绩,自然由张大教授毫不犹豫、毫不脸红地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但是,问题在于,张维迎可以自信自己认识的正确性,为何别人就不可以坚信自己认识的正确性、并要求这种认识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知与不知,正确与否,总是在实践之后。张大教授今天之所以有机会高谈价格改革的首创之功劳,不正是因为可以贪改革开放的成就——这种成就当然不是价格改革就能创造的——为己有吗?
张大教授煞有介事地说:“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我不知道张大教授与一般群众是否生活在同一个人间、同一个地球?因为只要不是瞎了眼,那么,翻翻各个国际组织的报告、看看连篇累牍地新闻报道就知道,如今天的索马里、海地,以及撒哈拉、中美洲等不少地方,有无数的灾民因为饥饿而死亡。如果张大教授对这些事实一无所知,那他真的很无知;如果他对此早已知晓却高叫“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则真的很恬不知耻了!
“在市场当中,正确的知识、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利润的大小,决定成败,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么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在张维迎看来,似乎企业家是例外,既不无知、也不无耻,因为他们具有减少无知和无耻的动力。真的很奇怪,企业家有此动力,政府官员、除了张维迎之外的其他学者就无此动力?莫非只有企业家是经济人、理性人,其他人不是?倘只有企业家的自私自利可以利国利民又利家,而其他人的自私自利却无此功能,不亦太费解了吗?
张维迎在他伟大文章的末尾强调:“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啊呀呀,真的太伟大了!张大教授居然可以自我保证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和无耻而发表如此一团浆糊式的演讲。为了获得这个保证的唯一的办法,又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张大教授难道不知:思想从来是自由的,只要你还活着!至于说学术竞争,在今日中国,恐怕只能靠打破张大教授之类的怪兽对大学讲坛、学术论坛、境内外大众媒体版面(或时段)的垄断而实现。否则,像张大教授如此逻辑不清、混淆事实的文章,居然能够在如此之多的媒体上“示众”?
倘若张维迎还是人,那么,按照他的逻辑,他就可能是无知的多数中的一个、也可能是无耻的少数中的一个。如果张维迎把自己完全排除在无知的多数、无耻的少数之外,则恰恰证明了,要么他既无知又无耻(如果他是人类的一员),要么他不是人。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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