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工：透视富人移民问题

近期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话题，是所谓中国富人纷纷移民。据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说，目前，中国有相当比例的富人已经移民或者正在办理移民手续，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对子女教育、生态环境、社会治安、财产安全等感到不安等等。按照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当初的设想，国家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能够帮助另一部分人走上富裕之路，也就是所谓“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眼前，却出现了先富先移民的现象，这无疑与改革开放之初的设想相去甚远。这一现象出现之后，造成中国社会内部的某种程度的不安和忧虑，自然也不是没有道理。

移民现象古已有之。《诗经》里就有这样的诗句：“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它表达了不堪奴役的奴隶们希望逃离奴隶主、摆脱残酷压迫的心声。进入近代，移民现象更是常见。通往西半球的新航道开通之后，大量欧洲人移民前往美洲、大洋洲，从而这块原属印第安人、大洋洲土著的居住地，完全沦为欧洲移民的殖民地。那些移民离开故国的原因也很复杂，包括宗教、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最基本的目标则是追求更加安全、富足、自由的生活。

比较而言，富人移民则少见一些。毕竟一个社会中的富人，绝大多数时候是这个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往往是其中的强势集团。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也会发生大量富人移民的现象。举例来说，在西班牙帝国统治时期，曾经对犹太教徒实施宗教迫害，最终使很多原本富有的犹太教徒被迫移民至宗教更宽容的西欧、北欧国家。再如，当法国撤销“南特敕令”，使原本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被取消，大量具有财富和技术的胡格诺教徒也纷纷移民，前往英国和荷兰等地。对中国人来说，更熟悉的事情则发生在1949年，随着蒋家王朝覆灭，一批在民国时期具有较多财产的资本家、地主，纷纷携带家产逃出了中国大陆，移民到台湾地区甚至世界其他各地。

与上述所列举的事例不一样的是，今天中国的富人，其安全和利益并未受到实际威胁。那么，此时移民究竟为何？难道真的是因为子女教育、生态环境、社会治安、财产安全吗？这些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移民之后，等待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当然会对富人的生活产生影响。由于教育产业化的恶劣后果，中国教育走在了“邪路”上，成了令人痛心的“邪教”。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包括富人在内的所有公众的幸福感。此外，生态环境的恶化、社会治安不佳，当然也不利于人们安居乐业。不过，话说回来，生态环境或许美国、西欧优于中国，但社会治安，很多西方国家则未必比中国好多少。至于说到财产安全，更是一个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中国近年曾修改宪法，明确保护合法的私产；而另一方面，由于很多富人获得财富的过程，或多或少都有“原罪”。因此，对某些富人来说，纸上的宪法保护是一回事，而实际感受的安全状况和心理压力，则是另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自然会成为一部分富人的选择。

但这很可能是些表面现象。富人之所以成群结队地移民，可能有其背后更复杂、更深层的原因。其一，中国一部分先富人群，之所以能够致富，在于最近30余年中国实行了一套高度亲商的政治经济政策。这种亲商政策，对于刺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们致富的积极性，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近年来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趋激烈，民间要求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富人担心未来营商环境恶化、甚至已获得的财富得而复失，自然是有可能的。为了避险，他们通过移民的方式，将部分财富转移到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其他国家或地区。

尽管如此，这些富人移民自己也很清楚，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积累起数额巨大的财富，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息息相关。离开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他们是否还有机会发财，其实疑问很大。因此，即使是所谓办理了移民手续的富人，也往往仍然在中国经营生意，抓紧时间继续发财致富。对他们来说，移民身份，不过是他们自认为的“保险绳”，一旦时局有变，可以溜之大吉。显然，这些富人，不仅与中国普通百姓离心离德，与长期维护他们致富环境的执政党和政府，其实也貌合神离。只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前车之鉴——清朝广州十三行行领伍浩官，据说是当时世界首富，其财产甚至超过英国女王；其子孙后来也移民海外，然而到了今天，哪里还能寻觅到这位世界首富家族的蛛丝马迹？

中国一部分富人急匆匆地移民，颇有些荒不择路的意味儿。用一句传统的话来说，这充分暴露了中国先富一代的目光短浅、政治软弱和思想落后。说其目光短浅，是因为他们竟然毫无察觉他们的移民之举，从长远看，不是减少了他们的风险、而是使其前途更加未卜。说其政治软弱，是因为在中国保护私产已经入宪的形势下，富人们竟然毫无依靠法律保护自己合法财产的决心、意志和能力。面对社会上的风吹草动，就企图一走了之，恰恰暴露出他们无法真正承担历史使命。说其思想落后，是因为他们在财富问题上，始终纠结于逆取逆守、逆取顺守、顺取逆守等困境而无法解脱，而少有顺取顺守的实践和理想。换句话说，他们既无力帮助民众，也无法帮助自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他们实在难于上青天。这大概是许多富人匆匆移民的原因之一。

其二，是外界某些力量的蛊惑。生活在北京的很多朋友，最近都会收到数量奇多的有关办理移民手续的垃圾短信广告。这些广告无外乎称，投资多少资金在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西欧，去购买房产或者兴办企业，即可以让全家办理移民手续，进入梦想天堂。自2008年源自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经济不振、百业萧条，已有一些时日。在这种情况下，美欧诸国希望大量资金流入当然不假，但是否期待中国移民蜂拥而至则要存疑。但即使如此，某些生意无着的律师行，以帮助办理移民为旗号招徕生意，也是自存的当然选择之一。

正是由于有一批人希望把中国富人移民的生意做大，因而人们就不难处处听到有关移民的吆喝之声。毕竟“卖什么吆喝什么”才是商业社会的常态。垃圾短信广告剧增、报刊和网络广告也不少，目标都是着眼于忽悠更多的中国富人加入“洋插队”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为数不少的富人，本已有不安之心，再加上日复一日地聆听这类诱导，焉能心如止水、稳坐钓鱼台？

其三，富人移民的舆论大了，对于某些试图给中国施加压力的特殊势力来说，无异于巧施“四面楚歌”之计。对这些特殊势力来说，如何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并没有什么良方妙计，更不是靠几个移民的投资就能解决缺钱的大问题。大祸当前，出路何在？历史地看，摆脱危机的办法，往往靠祸水外引。美国摆脱1929年的大萧条，靠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整个盟国的军火供应商，并最终赢得对轴心国的战争胜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解决经济危机的办法则是利用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并依仗举世无双的强大军力，频繁在拉美、东亚、苏联等地制造金融危机，同时反复发动针对热点敏感地区的战争。为了摆脱当前这一场百年罕见的经济危机，谁又能担保美国人不会打中国的主意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上之策，美国人对此并不陌生。面对蓬勃发展的中国，施展四面楚歌之计，在中国内部制造无谓纷争和恐慌，然后再混水摸鱼，虽是邪招，却又是高招。正因此，利用各种媒体渲染中国富人的移民潮，既动摇中国人对前途的信心，又引爆中国社会内部矛盾，对某些特殊势力而言，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吗？更何况，在中国内部，早已有相当一些精英阶层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说东、他们不肯向西；美国说西，他们绝不向东。可以说，面对中国人民齐唱“四面楚歌”的曲调，面对中国富人玩弄“请君入瓮”的计策，某些特殊势力拿捏得颇为到位，不可轻视。

其四也是最后的一个因素，则在于某些富人在享受了30来年优惠政策之后，仍然期待这类政策永远维持下去。对于“共同富裕”，他们怀有一种本能的抵触甚至无言的恐惧；至于先富帮后富的历史责任，则似乎从未认真考虑过。在这种背景下，富人移民的舆论越热闹、人数越可观，则似乎越能给中国执政者施加压力，迫使执政当局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在“共同富裕”政策上做必要的、切实的、及时的调整，即使这种调整完全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其实，在今天中国实施“共同富裕”的政策，与当年福特汽车公司大幅度提升员工薪水十分类似。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高中国社会的消费能力，从而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这恰恰为中国企业创造了更广阔和增长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分中国富人的移民要挟，与跨国资本以资本撤离威胁主权国家非常类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些实力超群的跨国公司为了追求超额利润，往往选择在条件最优惠的国家投资经营；一旦主权国家试图对这些优惠政策作出调整，往往就会遭受跨国公司的撤资威胁和报复。这种现象，甚至已出现在美国本土——当美国工会提出增加工人工资的要求时，很多大企业的本能反应就是威胁工会：如果要求增加薪水，公司就会关闭当地的工厂，而把工厂迁移到墨西哥、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但是，需要今天中国富人深思的是，这种看起来有效的威胁，其实未必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毕竟他们的实力还远不及那些跨国公司。更何况，即使是那些跨国公司，它们能够以撤资相威胁、从而迫使全世界工人的工资向下竞争，从而导致整个劳工阶级的利益被剥夺，这种结果又能维持多久呢？殊不知，这恰恰是马克思为资本主义描绘的前途！

看待富人移民问题，可大可小。小而言之，不过是某些市侩化的有钱人谋取私利的个人选择；大而言之，则需要看清这背后，包含了国境内外各种力量相互较量的种种盘算。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来说，一旦看清了它的实质，则既不可对此掉以轻心、漠然置之；更不可惊慌失措，以为大祸临头。其实，以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经济纵深，即使有一些惴惴不安的富人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和来自外部的诱惑而移民，这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对中国来说，经济建设的自立自强，黎民百姓的共同富裕，才是强国、富民、安邦的现实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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