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杨澜美丽的画皮
杨澜“慈善门”，“阳光”下的阴影
http://news.cntv.cn/special/uncommon/11/0825/
□张鑫
从一个普通主持人到身价几十亿财富榜富豪，杨澜在短短几年时间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其间不断的为慈善东西奔走也给杨澜换来了美丽光辉的名誉，成为中国女性中的佼佼者。然而近日来，达芬奇、红十字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让这位著名的主持人卷入了信任危机，引发公众的议论和质疑。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在杨澜以阳光为名的慈善背后是否暗藏阴影？
哪里水深，哪里就有杨澜？
这门那门都有杨澜的身影，仅仅是巧合？
1、中非希望工程“主席门”
8月16日 ，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被全部拆除一事，牵出中非希望工程“卢美美”事件。这个名为“中非希望工程”的慈善项目计划耗资20亿元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学，且对所有捐款均提成10%作为管理费，其合理合法性遭到质疑。该工程的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年仅24岁，也被网民赠予“郭美美二世”外号。困惑不解的网民开始搜索这个组织机构的相关信息，他们赫然发现，在其官方网站上，杨澜的照片和名字竟出现在该工程的共同主席名单里。
2、红十字会“诈捐门”
“郭美美事件”曝光后，杨澜发微博为红十字会“喊冤”，引来了出版人马志明的进一步质疑，并转引了青基会财务人员柳杨于2002年的一篇曝光文章，称杨澜“有一次她捐给希望工程20万元，但第二天，青基会就和杨澜签协议从我们那里又领走同样数额（20万元）的‘工作经费’……我清楚地记得杨澜此后又以同样方式，多次从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
3、达芬奇家居“造假门”
7月10日 ，央视曝光了达芬奇“洋家具造假门”事件，有网站随后发布了一条新闻，主要内容是从2010年7月起，达芬奇在其举办的每一届意大利家居展上，都会将单价最高的义卖所得，连同展会门票收入，“无所保留地捐赠给阳光文化基金”。其中，还刊登了一张达芬奇董事张添福与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的合影照片。
达芬奇集团董事张添福先生向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杨澜女士现场捐赠131.14万元现金支票。（图）
4、万里大造林案“代言门”
往前追溯到2009年4月，轰动全国，波及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案金额高达12.7亿元，受害群众3万多人的“万里大造林”案件，在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万里大造林”被定性为“一场以团伙传销形式实施的非法经营活动”。眼尖的人发现，在万里大造林的网站上， 2005年3月29日9时11分 曾发布了一篇题为《杨澜不了的万里情》的文章，文中称杨澜为“万里公司的形象大使”。
杨澜与内蒙古万里大造林的董事长陈相贵的合影。（图）
是“树大招风”还是“苍蝇不叮没缝的蛋”
由于杨澜与多个负面事件纠缠不清的瓜葛，有网友将杨澜戏称为“问题澜”。针对各种质疑，杨澜在微博公布了三条辩解的理由，撇清与负面事件的干系，并声称自己是“被代言”、“被利用”，自己也是“受害者”。但这样的辩解着实有些站不住脚，什么是受害者？杨澜的名声为何会受“负面影响”呢？被负面新闻找上门，首先就是急着“秀无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杨澜自身确实清白，舆论何必要去“丑化”她？。再者说，到底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可不是由杨澜一家之言说了算。拿中非希望工程“被主席”来说，一方扬言“得到杨澜确认，没有冒用杨澜的名义”，另一方声称“根本不存在确认一事”。鉴于双方都在自说自话，且都言之凿凿，不仅使得杨澜中非希望工程共同主席身份成谜，同时更让当事双方的公信力暂时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之所以这些事件至今仍余波未尽，与杨澜历次回应的模糊战术有关。澄清得很不彻底，有没拿出确凿的证据，只是口头的一味否认，自然难以完全撇开自己“污点”。相较于“树大招风”这个成语，用“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来解释更合适一些。
杨澜创立的阳光文化基金会运作问题重重
杨澜吴征夫妇捐了多少钱是未知之数
2005年，杨澜、吴征夫妇承诺将其在“阳光媒体投资”权益额51％建立“阳光文化基金会”。据当时记者多方查询采访，2004年度，“阳光媒体投资”总销售额已近20亿元人民币。但是由于当时“阳光媒体投资”的多次调整和股份交易，很难估算，杨澜夫妇二人到底在公司中持有价值多少的股份是一个谜。而且，有人猜测，杨澜此举也许隐藏着某些经济目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认为，对于企业家来说，慈善投资的含义不是狭义的“白送多少钱”，而是不排除经济含义的社会投资。
杨澜吴征夫妇的公信力受到质疑
类似杨澜和吴征把资产捐赠，再建立基金会加以管理用以公益事业的做法，当时有人质疑这种行为是自己捐钱，然后自己管理。虽然这种方式在国外早就有之，但国外类似的基金会的管理者，一般均有十分良好的声誉和公信力，而且还有相当完备的制度来规范资金流向承诺中的公益事业。
然而当时，由于之前牵扯一系列造假事件，杨澜夫妇的公信力遭受舆论的普遍质疑。2002年，杨澜因为“哥伦比亚大学最年轻的校董”身份造假问题，遭到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公开谴责。虽然当时杨澜辟谣称是媒体在翻译上的误读，但由于杨澜在明知被误解的情况下并未及时的做出更正，让杨澜陷入诚信风波。另外，稍早前，杨澜丈夫吴征在也陷入“学历造假”事件，吴征的博士头衔，其实来自于外国某“野鸡大学”远程教育文凭。对于公信力人管理这个基金会，当时的一些学者对杨澜和吴征的社会公信力都提出了质疑。
阳光文化基金会没“晒”过帐，运作不透明
虽然阳光文化基金在2005年就已经成立，但在这已成立的这6年间，鲜有阳光文化基金的慈善义举的新闻报道。而且通过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也搜索不到阳光文化基金会的主页，整个基金会的运作处于一个不公开不透明的环境。至于收了多少善款，又用在的哪里，是不是用在了慈善相关的方面，慈善运作的成本是多少，完全不得而知。而且作为一个公益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也没有“晒”账本的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慈善行为怎样执行、能否执行，根本无法得到行之有效的监督。正是在这种监督并不透明的情况下，达芬奇对阳光文化基金会的捐款，被很多网友质疑为是对杨澜的利益输送。
由于之前牵扯一系列造假事件，杨澜夫妇的公信力遭受舆论的普遍质疑。
至于收了多少善款，又用在的哪里，是不是用在了慈善相关的方面，慈善运作的成本是多少，完全不得而知。
造假成本低让社会诚信危机频现
民众之所以揪住杨澜不放，诚信的大环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唐骏为什么敢造假，明星为什么诈捐，就是因为造假成本太低，我国造假者屡禁不绝，一个重大原因是收获不小，惩罚不大，即便败露，翻身也太容易，另外，整个社会造假横行，大家都麻木了，有事自然有人为之辩护，担负责任，甚至质疑怀疑者的动机。很多被揭发的学术造假，最后都不了了之。如此种种的“负面”消息，消磨掉了是社会整体的诚信度。
社会必须强化对于造假的问责，提高造假者的职业的、社会的、舆论的、心理的各方面成本，才会使得假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得到缓解。在一个尊重个人诚信的社会里，造假的风险非常高，一旦倒下，再次站起来非常不容易。幸运的是，进入了网络时代，牛皮从吹起到吹破，周期已经越来越短了。无形当中，网络已经提高了造假的成本。
结语
2001年元旦杨澜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里说“信任的建立，需要真诚的日积月累；信任的崩溃，一句谎言就够了。……人，如果想诚实，还是做得到的。”不论怎样，如此多的问题，不是一句“我也是受害者”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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