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荣“哭叹”与农民工讨薪,本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话题,但我还是想牵强附会一番,希望大家不要见怪。
据相关媒体报道,1月9日,在深圳市政协关于进一步推进深圳文化创新发展、大力提升市民文明素质的专题议政会上,市委书记王荣说“现在的大酒店,我这个收入,一顿饭都请不起。浪费太大,三个菜能解决,为什么要上八个十个呢?吃的内容,也可以简单化,你吃的东西自己都记不住。一瓶茅台酒卖那么贵,一个菜卖那么贵,如果不是公款消费,绝不会有那个价——公款吃喝,确实扰乱市场经济!”(全场鼓掌和大笑)
有网友将王荣的这番言论调侃为“哭穷”与“惊叹”,并写出了很精彩的评论文章。譬如,新闻剑客先生撰写的《王荣“哭穷”为啥引起哄堂大笑》博文以及李海年先生发布在强国深水论坛的帖子《王荣为何“惊天一叹”》,都被推荐到人民网首页,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荣之“哭叹”,很及时,很给力,“哭”出了公款吃喝的百般积弊,叹出了公款吃喝的万般丑陋!
现在什么不是吃喝啊?上级来人检查考核,要吃吃喝喝搞好接待;向领导请示汇报工作,要吃吃喝喝聊表敬意;到上级争取项目资金,要吃吃喝喝搞好协调;兄弟单位交流学习,要吃吃喝喝尽地主之谊;出门在外招商引资,要吃吃喝喝表示诚意。到了年底,分管领导一句话,各单位还要凑分子,少则5000,多则上万,不仅大吃大喝了,还要给与餐人员派发红包。此外,接风宴、送别席、庆典酒不一而足。一些单位领导甚至呼朋引伴,互相宴请,你来我往,蔚然成风,公款吃喝应酬演变成“灰色腐败”。
“灰色腐败”究竟挥霍了多少民脂民膏呢?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5年就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2011年,会突破多少大关,我说不出一个准确数字,我只知道它一定是个天文数字!如此触目惊心的数据,令社会有识人士痛心不已。
对比于官场的大吃大喝,我们的农民工又是一个啥样的境况呢?他们为了养家糊口,背乡离井,外去打工。一年下来,不仅挣不了几个钱,很多农民工还常常拿不到自己的血汗钱,迫不得已走上讨薪的艰难道路。
就拿深圳来说,大运会前夕,住建局曾出台过一份禁止农民工上访讨薪的文件,其中第六条规定,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此通知一出,全国哗然。最后迫于舆论压力,住建局才不得已宣布撤回文件。
这是在深圳,其他地方又怎么样呢?
据1月11日的新华网报道,对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务工人员谭勇来说,在贵州近两年的打工生涯无疑是场“噩梦”:“原本指望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结果为了我和100多工友的工钱,我被逼得爬上40米高的塔吊,足足待了68天,到现在问题也没得到彻底解决。”这起罕见的“塔吊讨薪”事件中,农民工耗尽心力,却遭遇数不尽的推诿和扯皮。
看到这样的报道,您会作何感想?一方面是官场难以禁止的大吃大喝,令王荣“哭叹”;一方面又是农民工万般无奈的艰难讨薪,令我等唏嘘。这似乎成了一大中国特色!可在这个特色的背后,到底积累了多少社会矛盾,引发了多少社会冲突,众多执政者难道没有看到?如果看到了,为啥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难不成执政为民只是挂在口上,用来忽悠百姓?
当键盘上的文字敲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如刀绞般疼痛,我的双眼也开始模糊了起来,我的手没力气了,我的思维停滞了。还能敲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仰天长叹,我只有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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