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千秋大业。各级各类学校教材内容的选择，关系着国民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理科教材的编订是可以放开的，但也要有限度，同时要经过专家委员会严格评审。
文科教材的编订是不能放开的。一个国家，文科教材应该只有一个蓝本。这不仅是国家统一的象征，而且也体现着教育的崇高与庄严。同时，文科教材关乎人的灵魂的净化，意识的萌发，思想的启迪，智慧的开蒙，人格的铸造。从深层次看，文科教材的编订关乎着政治，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这的确是天大的事，不可儿戏般等闲视之。
文科教材的编订，不仅仅是教育家的事，也是思想家、政治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事，应该体现我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的最高水平。只有最优秀的高等级人才方能编选出最佳的文科教材。
现在，各级各类学校都可以自己编订教材，水平参次不齐，思想鱼龙混杂，修行有高有低，可见想见，其结果是多么混乱。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在任何领域都适合的，在社会生活之中，在文学等艺术生活之中，在学术研究和媒体的观点讨论之中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基础教育、传播主流思想价值，保证教育科学发展、健康发展这方面，是不能太随意化、太五花八门的。
当今中国，社会思想非常混乱，民族分裂主义并未销声匿迹；当今世界，大国与大国之间的斗争比较激烈，西方不健康的文化思想侵袭中国异常猛烈。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无孔不入，在教育领域也难幸免。
在教材放开编订之后，我们已经看到了编订教材的典型低级错例和值得商榷的教材内容。
第一例是温家宝总理发现地理课本中的错误。2009年9月6日，温家宝总理到北京35中学听课。发现地理课本中把陕西、甘肃划入华北地区，尤其是将甘肃划入华北很荒唐，因为从地域、地理、经济等方面来看，甘肃都跟华北比较远，应该划入西北或者西部。这就是全国教材不统一，教育部又缺乏严格评审机制导致的结果。
第二例是北京高中教材选入金庸的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对于金庸的小说能不能编入学校课本，在媒体和社会和社会上有强烈的长时间争论。我的观点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不宜编入教材，其理由是：（1） 武侠和言情小说产生于通俗和庸俗文化潮流之中，是对崇高典雅文化的压制。事实上，现在中国社会，低级庸俗文化已经形成潮流，极大的影响着精神文明的建设、发展。选入武侠小说实际上是在助长低级和庸俗。（2）武侠小说以打斗为主要特征，情结引人，容易引发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无疑，选入武侠小说是一个误导。
据有的媒体报道，金庸的武侠得益于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等人的“举荐”。据说孔庆东是一个武侠迷。假如他的先人孔子有灵，我想也是会反对后人喜欢舞刀弄枪的。张扬暴力和孔子的仁爱是格格不入的。
从文化、文明的观点看，金庸不值得提倡。数年前，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把金庸捧为座上宾是一个错误，昭示着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跌落。很快，浙江大学便发现了金庸不是媒体和他自己吹嘘的那么强悍而合作不欢而散。
第三例是最近看到，重庆西师附中将《圣经》纳入选修课范围。很多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负责讲授《圣经》的老师叫李涛，7月份即将从西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学的是文学理论。他提前应聘到西师附中担任高一语文老师时，恰逢高中新课改。学校提出开设一些符合学生兴趣爱好、有特色的、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选修课。老师根据特长申请选修课教学内容，由学校审批。李涛认为自己对《圣经》有深入研究，就申请开设《圣经》这门课，最终获得通过，每周一节。
李涛对学生宣扬《圣经》中的教义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这些话，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并不新鲜，讲爱、谦虚、心平气和、追求真理、包容、忍耐等修身养性的话语比比皆是，并不新鲜，唯有《圣经》二字中国没有，所以青少年感到新奇。
至于“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等话语，几乎在中国的每部家谱中都有。
李涛老师说，有人认为《圣经》是“神书”，在他看来，“神”就是“成道的人”。这样将“上帝”俗化何尚不可，只怕是西方人不答应，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神”的亵渎。
我读过《圣经》，说不上研究，读的感觉不好，文辞浅陋，故事荒诞，逻辑断裂，远远比不上中国传统经典和欧洲文艺复兴后出现的那些哲学和文学著作。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涉及到信仰。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看，带有侵略的特征。也就是说，基督在中国的历史表现并不是像国外传来的佛教一样的纯粹，带有严重民族侵占意识。从现实来看，这种意识不仅没有消退，反而更加剧烈。从媒体上看到一些基督教徒的文章，并非是包容、平和的心态，与其他文化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心态，而是唯基督是尊，不仅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极力反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甚至也反对伊斯兰等文化。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异常迅猛，与中国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形成强烈反差，很不均衡，北京大学研究基督教的专家对此深表忧虑。基督在山东大兴压过孔庙且能容纳三千教徒的举动难道是偶然和巧合的事？
所以，不论从文化和国际政治斗争看，对于《圣经》的传播都要谨慎行事。不宜在青年学生中提倡阅读《圣经》，更不宜主张青年学生信仰《圣经》宣扬的上帝。
李涛这位青年教师传播《圣经》不知是从知识传播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让学生信仰基督的角度出发，值得拷问。批准教授《圣经》的学校领导是不懂文化和政治的表现。这说明，中国在社会文化管理方面是多么苍白。最近，中央召开了加强社会管理的高级领导会议，是值得各级各部门重视的时候了。
教材问题公开报道虽然只有这么几例，但实际值得商榷的地方可能很多，值得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
（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上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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